简化字溯源，其实历朝历代都有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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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五千年》，传承至今天的简体汉字都其来有自。而且历朝历代都有，大多是追求书写效率的草书或是民间实用化而来。

然而简化汉字多为约定俗成，未成体系。近代以来，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对汉字进行系统化简化。他认为“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鲁迅、胡适、蔡元培、周作人、林语堂等，也都是汉字简化的支持者。

1934年1月，汉字简化运动步入实践。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了《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该案指出，现实中已存在诸多固有简体字，包括：

（1）现在通行的俗体字；（2）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俗字；（3）章草；（4）行书与今草；（5）《说文》中笔画减少的异体；（6）碑碣上的别字。

有这些字做标准，“便可用其偏旁而为新的配合”，“用减省笔画的方法而造新的简体字”。现行简体字遵循的原则，大致如钱玄同当年所言。

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预备推行简体字，遂委托钱玄同主持选字工作。历时半年，钱玄同共选定简体字2400多个，编为《简体字谱》。教育部又约集专家组成审核委员会从钱的初稿中选定了2340字，并且认为其中有1200余字便于铸造铜模，最后由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圈出324字作为《第一批简体字表》。

1935年8月21日，王世杰颁布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1400号部令并通令全国：

“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以上各种教材，如不采用简体字，则“不予审定”。

民国方案简体字共324字，其中104字与现行简体字方案不同，占32.1%，220字相同，占67.9%。

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并在社会试行

推行简体字的命令颁布后，一批政要、名流在各地组织“存文会”群起反对。

其中最极端者当属戴季陶，据说他曾向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迫于压力，国民政府在1936年1月发布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

官方推动的汉字简化至此夭折。仅民间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常用简字表》（3150字）等资料。

同一时期，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在推行简体字。

此外，在倡导汉字简化的同时，部分民国学者还曾致力于推动“国语罗马化运动”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希望一劳永逸地将汉字变为拼音文字。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汉文好比是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好比是火轮船，新文字好比是飞机。”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正是“拉丁化新文字”。因太过超前，这种主张未能得到推广。

直至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专司改字工作。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和民国简体方案相同的是，49年后的简体方案也是专家集团制定，这个专家集团一个是官方机构，另外还有很多非官方团体和语文工作者都贡献了力量。50年开始搞《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全社会征集简体字，作为简体字方案的预备工作。到1951年拟定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在此基础上与1952年下半年制定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此草案数易其稿，至1954年是第五稿，54年11月又决定在第五稿基础上再次修正。55年1月正式发布《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并经全社会讨论。从1955年1月到7月半年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全国各界来信5167件，全国参与讨论人数超20万人。

在这个基础上，1955年九月推出《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到这里汉字简化工作的准备工作才算是完成。

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定约定俗成，稳步推进的汉字简化方针并再次修正修正草案，然后在1956年1月正式推出《汉字简化方案》。

从总体上说，民国方案的特点是非系统化，而是针对常用字，这一版方案更是针对最常用的三百多字而已；而56年简化字方案，虽然直接简化的字只有230余字，但是56年方案还有30个类推的偏旁部首简化。

从方案的形成上来说，民国方案走的是精英路线，钱玄同拟、专家组审评、最后部长拍板；而56年方案则是在继承以前汉字简化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汇集顶尖专家出方案，政府基本出态度，最重要的是全民大讨论：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汉字简化方案》通过后，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开始酝酿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960年向全国征集意见，1966年中断制订，1972年恢复制订，1975年报请国务院审阅，1977年正式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俗称“二简字”）。

二简字在常用字范围内拟订，主要选用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简化汉字形体的同时精简了汉字的数量，淘汰了一部分容易读错和写错的字，使一部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结构变成了常用字，同时减少了一部分汉字的偏旁。

但由于二简字过于简化，严重影响了汉字本来的形体、结构、逻辑，因此广受争议和批评，并遭到严重抵制。导致国务院于1986年宣布废除二简字。

最新的简化汉字版本是1986年修订版，共收2,288个简化字（第一表350个、第二表132个+14个、第三表1,753个、附录39个）。

但“二简字”因为笔画少，书写简单，仍在社会各层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另一方面，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1952年，蒋介石再次提及汉字简化问题时曾说：

“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天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

1953年12月16日，蒋介石于又于“第17次总动员运动会报” 发言：

为“为教育，为大众的便利，在国家的立场上，简体字是很有用处的。私是赞成，有提倡的必要”，“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就对整理公布简体字明确的表示支持而指示需要进行研究。

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

“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我主张中国文字应该简化，最大的理由为要保存中国的文字。我反对罗马拼音或用其他的拼音方法。 ……要保存中国字，不能墨守成规。时代变了，传达思想的工具――文字，也要跟着变。 ……现代是科学的时代，国家需要大量的生产，我们要应付这个时代，必须有积极的、迅速的方法。”

很快，台湾成立了“简体字研究委员会”。

然而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传统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以固国本案》（《文字制定程序法案》）进行 反对：

“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等也激烈抨击：“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

一场汉字繁简之争由此掀起。期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正争论胶着不下时，大陆率先推行汉字简化，遂使这一问题政治化。如学者林安梧所言：

“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

此后，热衷简体字的蒋介石，也不再倡言汉字简化。民间对汉字简化问题的讨论也沈寂了下去，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被扣上“沟通匪帮”或“隔海唱和”的“红帽子”。

直至1969年，才又由何应钦出面，再次提出“整理简笔字案”。教育部门会同专家，订立三点原则：

“当局应研究公布常用字，不宜提倡简笔字；积极研制标准字模，以划一印刷体；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机之改良，以求结构简化，运用轻便。”

这意味着台湾当局最终决定绕过汉字简化，通过技术革新与标准化，实现文字普及。

纵观历史，不管是1949年前的国共两党，还是此后的海峡两岸，政府民间都有关于汉字简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不过，汉字的简化是一种时代趋势，简化字不可避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台湾。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简体字书籍占到了台湾新书的20%。这种状况引起很多人的担忧，以至时任“行政院长”吴敦义发表声明称“推广正体字是‘行政院’一贯立场政策，也是传承中华文化，未来不会改变。”

其实不仅汉字，任何语言文字为追求信息传播效率，都有逐步简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