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团结互助，而不是相互制衡

        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像马克思的理论系统一样，引入生产力决定论。而只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于是，既然每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都是对的，那么每个人的价值观也是对的，于是他们对世界的要求就都是对的。

        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并且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要实现自己的要求就只能以别人的牺牲为代价。于是伦理学上的“性恶论”在这里找到了哲学基础。

        作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的萨特认为，“他人就是地狱”。在萨特看来，他人乃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不同于物，他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对我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是自由的物体。在他的“目光下”，他可能把我变成物。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只能有两种途径：或者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

        在这样的哲学观点与“性恶论”的伦理观念基础上，西方意识形态认定，要实现社会的稳定，就必须有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相互制衡。而其中最必须的，就是社会各方对于政府的制衡。

        理由是，权力拥有者不会自我约束，权力越大者为恶就会越大。政府是社会上最大权力的掌握者。如果不加以尽可能的制衡，就会成为无可制约的破坏者，社会就会崩溃。

        可是我们知道，人类是这个世界的权力拥有者，按照西方意识形态中的这个制衡逻辑，如果不引进外部制衡力量对人类的权力加以制约，人类将无法遏制自己的作恶欲望，世界岂不是会被人类毁灭，于是人类自己也必然会在世界的毁灭过程中被毁灭？也许这就是导致存在主义哲学中“悲剧论”思维的原因？

        当然，西方意识形态系统已经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回答，那就是上帝会制衡人类。不过，上帝又该让谁去制衡呢？这个问题就没有回答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西方意识形态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的进步从来都是以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团结、互助，导致生产力进步为根本条件的。人类各群体之间相互制衡的结果，无不最终以群体间的相互暴力对抗，导致生产力破坏为结局。

        今天众多发展中国家仍在继续用惨痛的事实证明着。即使一些高收入社会，比如香港、台湾，各方制衡的形式也在越来越趋于暴力，其生产力进步的停滞也在越来越严重。

        反对我这个观点的，一定会用发达国家的事例来证明制衡理论的正确。可是西方国家是在殖民主义时代，用野蛮的暴力手段对殖民地进行血与火的掠夺强大起来的。并且那个时代里，西方国家的富裕阶层的政治权力是不受制衡的：只有具备一定程度财富的人，才有选举权，导致选民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极低，只有2%左右。

        也就是说，政治权力是明明白白的被富裕阶层垄断着。要说有所制衡，那也不过是水杯中的风暴，不足以导致造成社会生产力破坏的大规模社会对抗。从今天美国与欧洲的政治态势来看，他们的社会日渐走向暴力化，也将是必然的趋势。

        说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团结互助，并不是说不需要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批评与监督。因为，相互批评与监督也是团结互助的手段。

        政府需要社会各界替自己监督官员；执政党需要社会各界对他提醒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样有利于执政党与政府更好地包容与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团结社会各方共同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团结互助动机下的批评监督，是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行为。制衡理论是以各自的利益要求为目标的行为。

        团结互助基础上的监督批评，要求理性、平和、包容，目的是各方共赢。制衡理论则鼓动各方为了自身利益要求不择手段。即使其中较理性的人，也只是说要注意“必要的妥协”这个理性的斗争手段，目的仍然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实现，其他人的利益要求，则不在考虑范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