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一月是残忍的

【编者按】

布朗克斯区一处公寓大楼发生火灾，浓烟滚滚，造成17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儿童。那是1月的第9天，一个星期天——同一天，曼哈顿一家汉堡王的一名十几岁的收银员在一次抢劫中被枪杀

接下来的周六，一名男子在时报广场将一名他从未见过的女子推到一辆迎面而来的地铁列车前，杀死了她。这起犯罪事件让纽约人感到特别恐惧，因为这实在是太随机了，根本是防不胜防

三天后的周二，布朗克斯的一名警官在与嫌疑人扭打时腿部中弹。周三在布朗克斯，一个坐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的婴儿被一颗随机射出的子弹击中脸部。周四在史丹顿岛又有一名警察中枪，这次是在因毒品引发的拘捕过程中。

周五，两名警察在哈莱姆区处理一起家庭纠纷时，在公寓走廊上被一名持枪男子开枪击中，后均告不治。

​可怕的消息纷至沓来，让许多人开始质疑他们身处的城市、他们的家园是不是出问题了。上周末，在纽约各地进行的数十次采访中，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老纽约还是新来者，都描述了一种新的、深刻的不安，他们对纽约的社会规范和安全感似乎遭到侵蚀感到不安。

纽约市警察聚集在一起为被枪杀的两名警察守夜。

1.

“我们正身处海上一艘摇摆不定的船上”

“感觉情况越来越糟，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才能让情况好转，”迈克尔·马库斯（Michael Marcus）说，他是哈莱姆区的一名理发师，正在给一位顾客修剪胡子，距离两名警察被枪杀的地点只有一个街区。“他们必须想点什么。”

现年54岁的马库斯还能记得这座城市的艰难岁月，比如过去每年导致数千人丧生的毒品战争。尽管自2018年以来，枪击和杀人事件确实有所增加，但它们仍只是纽约旧时糟糕状况的一小部分。2021年发生了488起杀人案，而1990年的峰值为2262起，在此之前的1980年代里，每年的杀人案也都接近或超过2000起。

但马库斯今天看到的情况令他担忧。“事情在90年代发生过，但不是现在这样，”他说。“现在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死去。有感染新冠，有枪击事件，有刺伤事件，有人被推到铁轨上。现在，我觉得情况不会好转。就算能好转，那也需要一段时间。”

华裔高惠民在时报广场地铁站被推到列车前被撞身亡。

在皇后区科罗纳， 22岁的阿马杜·恩戈姆（Amadou N'gom）是一位优步司机，他说他的工作让他看到了这座城市不确定的状态。“我们正身处海上一艘摇摆不定的船上，”他说。“我们可以让这艘船继续航行，但如果另一场大海啸来了，所有人都会遭殃。”

但他有信心：“纽约人将以他们坚韧不拔的态度取胜。”

2.

“我是亚裔，所以我很害怕”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肯定。在皇后区的法拉盛草甸科罗纳公园，在1939年和1964年世博会举办地附近寒冷的草甸湖旁，50岁的伊利莎·徐（Eliza Xu）站在那里叹了口气。她是一名美甲沙龙的员工，自疫情爆发以来就失业了。超市里大葱的价格越涨越高，疫情更是让她的日常生活丧失了很多乐趣，这些都让她苦恼。

“没有希望，”她说。“没有派对，人们不需要买漂亮的衣服，戴着口罩也不需要化妆了。生活太无聊，很累人。我们还没有结束，还处在大流行中。”然后是被推进地铁轨道里的那名女性的死亡，她是亚裔美国人，是在疫情期间被挑出来发泄仇恨情绪的群体。“我是亚裔，所以我很害怕，”她说。“我们晚上不出门，也不搭地铁——我们能怎么办？没有希望，只是活着。”

在布鲁克林的展望莱弗茨花园， 37岁的卡森·格罗斯（Carson Gross）也体会到了这种不安，他认为问题主要得归咎于疫情。“人们被禁锢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失去了社交技能，”他说。“有时候，只是说句‘对不起’或‘抱歉’就能解决的小事可能演变成一场殴斗。感觉每个人都是一点就着。”

在布朗克斯为火灾遇难者举行的纪念仪式。

在布鲁克林的麦卡伦公园，两位朋友贝弗利·布莱恩（Beverly Bryan）和塔蒂阿娜·坦雷罗（Tatiana Tenreyro）说，最近几周对他们的乐观情绪是个考验。

“我们都试图说服自己，想要相信肯定还有希望，但我们也都足够现实，知道眼下的情况并不好，”27岁的作家坦雷罗说。

41岁的布莱恩也是一名作家，她很想知道乐观主义何时会变成一种近乎妄想的东西。“纽约很艰苦，但有时这是一个缺点，”她说。“发生了这么多事，哪一桩会构成崩溃点？”

坦雷罗转向她问，“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好像都已经有了一种预期，这是不是太可怕了？就好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似的。”

“这有点像温水煮青蛙，”布莱恩回答说。

3.

“像是回到了70年代”

81岁的珍妮特·米勒（Janet Miller）是一名退休律师，在纽约出生长大。她说，最近发生的事情让她想起了一个特定的时代。

“在我看来，这么多枪支暴力，像是回到了70年代，”她一边带着她的雪纳瑞犬在曼哈顿的斯图文森镇散步，一边说。

在旁边，60岁的约翰·库班（John Cuban）说，他怀念最近几年的一种安全感。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市里，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害怕坐地铁。现在我有焦虑，地铁让我害怕。”

事实上，数字证明，对纽约市来说，20世纪70年代显然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时期。当时，大量雇主和纳税人离去加剧了纽约市的预算困境，将城市推到了破产的边缘。由于找不到任何弥补财政缺口的办法，州政府控制了本市的财政。

迫于压力，公共雇员工会同意大幅裁员。包括通用电气和百事可乐在内的大公司都把总部搬到了郊区。1975年，纽约市的失业率达到12%，远高于全美8.5%的失业率。

“然后这座城市开始恢复，”理查德·拉维奇（Richard Ravitch）说。很多人认为，他就是那个帮助纽约恢复的人。1975年，当纽约州城市发展公司（New York State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濒临破产时，他被任命为该公司的负责人，后来又担任大都会交通管理局（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的主席。在几次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

现年88岁的拉维奇如今在他位于东51街的上东区的家和办公室外看到的一切，让他感觉大为不同。

他说：“我很难在附近找到一家餐馆吃午饭，附近所有的酒店都关门了，办公楼也都黑灯瞎火一片。由于现有的技术，很多人都能在家工作，也因为疫情而想要隔离，我认为很多人都搬到了佛罗里达或郊区。这对纽约市的经济造成了破坏。”

周三，曼哈顿鞋包店的橱窗，上面的标语写着：25年后，商店要关门了。

4.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

不要在62岁的退休教师玛丽·加维（Mary Garvey）面前拿今天和上世纪70年代做比较。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有人拿刀指着我，有人拿枪指着我，”她说。“在那会儿，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你的日子可没那么好过，我的天。走在外头，我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被男人抓过、摸过、猥亵过。当时那种混乱程度跟现在完全是不同的。”

她一辈子都住在纽约。“我每天晚上都在公园坡听到枪声，得打电话报警，”她说。“街上有公开的毒品交易。你可以在小食品铺里买到毒品。”

在布朗克斯的所基体育场附近，52岁的海军退伍军人、浸礼会执事罗德尼·安德森（Rodney Anderson）对那些糟糕的岁月的记忆依然生动，他相信美好的未来仍然触手可及。

“我不害怕，我不生活在恐惧中，”他说。“城市和国家都要经历一个周期，这就是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

让事情变得更好，曾经是前市政府官员拉维奇的工作职责。周日，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另一个房间正在播放《阿依达》（Aida）的录音。“人们想去扬基体育场或音乐厅，”他说。“正如你所听到的那样，我是一个歌剧迷。”

他说，最近在麦迪逊大道上散步时，他对很多空置的店面感到失望，但他也看到了很多新开的店面。

“我认为城市是我们所能创造的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他说。“我认为年轻人希望在一天结束时能喝一杯，遇见一个女孩或男孩。这一切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