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西思维

中西思维是不一样的。中国思维以结果为导向居多,如果最终结果达不到预期,什么都是白搭,反过来,过程出了问题,只要“负负得正”,结果还是好的,就一切都没事了。西方思维以过程为导向居多,如果过程不符合“规矩”,哪怕结果是好的,也是“坏心办好事”。这一不同导致很多行为差别,但不能简单化地说哪一个更加优越。

 

结果好理解,过程不只是进程,也包括规范进程的规章、法律、工作流程等。

办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结果达不到预期,肯定是不好的,最低限度也是好心办坏事。但只看结果、不顾过程,也容易走极端。从小里说,家长的“我一切还不都是为你好”的名义下造成的种种悲剧,正是这种绝对化的结果导向的结果。

 

办事也需要章法,章法不是为了限制人们的创造性,而是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也是帮助新手上路。不按章法办事,未必达不到同样的结果,但真是达不到的可能性也至少同样大,如果不是更大。但只顾章法、不看结果,也会出很多荒唐事,人们熟知的“程序正义vs结果正义”就是这样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理科生vs文科生”也是与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有关。理科生不管用什么方法或者过程,最终结果基本上是可以在自然世界里验证的,即使抽象的数学,也是有在自然世界可以得到某种验证的公理开始的。但文科生就不一样了,很多结果未必可以在自然世界里验证,即使在人文世界里得到某种验证,由于人文世界很难像实验室一样控制条件,结果出现偏差的时候,到底是理论或者过程错了,还是条件不符合,就是可以争论到地老天荒的事情了。所以文科生思维常以自洽的过程为核心,即使是感性的,也是自洽的,但结果的验证有时就随心所欲了。

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都很重要,但在不同时期,重要性不同。

在守成时代,凡事大多定型,过程导向导致的结果稳定性更高,过程也更透明,更加有利。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不管是破旧迎新,还是捍卫生存,都是因为“老规矩”不管用了,才落到现在这个境地,所以结果导向更有意义,能在达到预期结果的过程中摸索出新规矩,那就是意外收获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结果导向的过程。如果纠结于当时的法律、规章,很多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事根本不会发生。但也必须看到,结果导向是后验的,是否达到目的是事后才能检验的。如果最后预期的结果没有发生,不仅前功尽弃,还有可能造成大祸。很多不顾科学的蛮干就是这样造成的。

结果导向还有“谁说了算”的问题。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大一级压死人,当然也是上级的官认定是“好结果”才算。这样的思维还可以推延:以老师的认可为准,以家长的认可为准,以考官的认可为准,都是例子。

但把官本位与任意性直接挂钩也是不对的,即使官员只关心官帽,上级官员暂时的认可还是顶不上江山社稷。欺上瞒下只能玩一时,不能玩一世,而贪官庸官的“志向”可不是贪一时、庸一时,他们才是最希望千秋万代的。所以,结果最终还是要有足够的客观性才行。不管用的结果最终是否决官本位的,不是上级的官,就是改朝换代。

西方的问题反过来。西方领先几百年了,已经习惯于“我的就是最好的”,尤其是过程导向思维。对于主要守成的西方来说,过程导向也确实是适用的,确保持续的稳定和(低速)发展。高度的过程导向思维也决定了法本位和律师文化,什么事情都可以死磕一番,只要合法合规就是对的,合情合理反而成了时有时无、可有可无的副产品。在没有法和规的时候,不是先干起来再说,而是先建好法和规再干。西方的组织、机构、企业甚至社区一开张,第一件事就是订立charter、vision statement、bylaw,而不是先干起来,好处是特别强调透明度和决策过程的一致性。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和西方的律师文化是结果导向思维和过程导向思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问题是冒出了一个中国,中国还不顾一切西方预测和诅咒,横冲直撞地坐二望一,一切都乱套了。

西方现在就是被过程导向的思维和由此带来的社会运作拖死了。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改革和牺牲,利用过程阻扰,或者提出难以兑现的“你得证明结果是好的”的要求。西方现在需要的是突破既有过程、以结果为导向的新思维,因为既有过程使得西方相对落后了。但西方在心态上还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那就让他们继续纠结吧。

但中国一方面在继续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在很多方面已经渡过高速变动的环境,开始进入新的稳态,需要注重过程了,确保未来决策的规范性、透明性和结果的可预测性、稳定性。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央强调的“要讲规矩”指的也是这个事情,反腐的一半也是在重建规矩。都说中国人有善于变通的长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习惯、成为文化,未必是一件好事。

“讲规矩”不是死守规矩,规矩是要与时俱进的,但规矩的改变门槛较高,不能随意改,而且改规矩本身就有一定的规矩。规矩改好了,就要按照新的规矩来,不能以“一直就是这么干的”而拒绝遵守新规矩,这也是“讲规矩”的一部分。规矩也是有时效的,不宜追溯,不能以现在的规矩去衡量过去的行为。别与反腐中的“永久追溯”混淆,腐败行为在发生的时候,就是违反规矩的,只是量刑应该以当时的法律法规为准。

在现在,中国正在进入新稳态,需要在传统的结果导向中引入过程导向。中国已经在做了,很多人和事的规范化就是在引入过程导向。西方要适应中国崛起,需要在传统的过程导向中引入结果导向,能不能做到,现在不看好。特朗普其实是在做,但做砸了;拜登也想做,但迈不开步。2024年会往哪个方向震荡?掷硬币吧,至少有一半对的机会;别问媒体民调,2016、2020两次都错了。

对了,中西思维的差异是个非常大的话题,这里只是涉及方法论这一角度的一点皮毛,在认识论方面,还有中国的多元论vs西方的一元论。在文明和思维方面,除了中国与西方,还需要考虑印度、阿拉伯文明,这里就只能抛砖引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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