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没有今天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在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着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据统计有2.6万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插队落户。多年以前，梁家河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村落， “贫穷”与“落后”是它的代名词。虽说在公社的所在地，属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那种村子，但当时一不通公路，二不通电，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1969年，一帮北京知青的到来，打破了梁家河原有的那份静谧。

据90年代编订的《延川县志》记载，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本县落户插队。知识青年们搭乘知青专列，从北京驶往陕北，一天一夜后，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黄土高原上的千丘万壑，来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各县、镇、村。这些知青其中一个就是习近平。

北京知青到延安后，继而被分配到距离延安80公里左右的延川县，最后，到了文安驿镇。公社已把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带着15名知青回到梁家河村，其中就有习近平。从那一刻起，16岁的习近平在那个叫梁家河村的地方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

我国第一次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年，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确定了划分贫困县的标准，并划定了273个国家级贫困县。后来将牧区县、“三西”项目县加进来，到1988年增加到328个国家级贫困县。第二次调整是在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经过重新调整，国家级贫困县增至592个。第三次调整发生在2001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时年出台，纲要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但总数不变，同时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以此为标志，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下一阶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11月29日颁布的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的纲要性文件，自2015年11月29日起实施。

《决定》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现在，整体脱贫已经实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呀！试想，如果现任的国家领导人没有当过多年的知青，不了解农村的深度贫困，这样全国规模的脱贫攻坚任务怎么能如期完成？饮水思源，我们还是应看到毛主席当年的深谋远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