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周帅：莫迪究竟如何利用数字工具“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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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印度人民党积极使用数字化工具增强其在印度政治体系中的适应性与竞争力。印度人民党对数字化工具最成功的使用莫过于通过社交媒体成功塑造了莫迪个人的正面形象，同时在扩大党员及组织管理方面也尝试数字化运作，此外还大力推行“网络+印地语”的数字化工具。通过对数字化工具的一系列运用，印度人民党巩固了执政地位并扩大了势力影响范围，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对印度国大党的优势。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的数字化措施也促进了其执政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推动了“数字印度”的发展，但其借助数字化工具过度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政策选择空间。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本文，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印度人民党 莫迪 数字化工具 社交媒体 印度教民族主义

图源网络

2019年5月，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印度议会大选结果，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赢得印度议会人民院543个议席中的303席，占总席位的55.80%，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更是达到了343席。这是自1984年以来印人党首次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连续胜利，对印度政党格局及政治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选举结果公布以后，以压倒性优势连任成功的莫迪立即在其个人推特（Twitter）上表示：“我们将打造一个强大且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印度再次赢了。”莫迪直接通过社交媒体这一数字化手段与印度普通民众分享自己的胜利喜悦，同时印度民众也在其推文下纷纷点赞、留言、评论和转发，互动频繁，气氛热烈。除此之外，莫迪在脸书（Facebook）上也与印度民众展开互动。

印度执政党印人党的灵魂人物莫迪这种用新兴数字化工具与民众直接沟通互动的做法，有效地增进了印度普通民众对印人党的支持，尤其是争取了城市中大量年轻选民的支持，这是印人党在印度本次议会选举中最显著的特点。

在选举结果公布以前，多数观察者预计印人党及莫迪会在2019年选举中获胜，但是并没有预测到印人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印人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原因，除“经济牌”、印人党及其背后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组织与动员能力突出、雄厚的资金支持这些因素之外，“党内高层的得力领导和紧密配合、党的组织建设以及精心设计的竞选策略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印人党的“数字媒体营销战略”功不可没。通过社交平台交流与互动是印人党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积极利用数字化工具也是印人党积极推动数字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数字化工具对政党的意义及功能

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体，“不理解政党，就不能理解现代政治的运行逻辑”，一国的“政党制度是决定政党对外政策影响方式和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变量”。有学者指出，“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已经有20余年的历程，形成了诸多前沿议题和若干研究路径。”“2017年以来，社交媒体的应用继续成为欧美当前政治传播的热点论题。”“社交媒体的政治性应用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国内，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随着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数据领域的发展，社会化媒体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过程的减缩化、结构的扁平化、模式的转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政党作为当代政治体系中重要的行为体，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对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政治参与有着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合法政党以影响、参与、掌握国家权力为目标，为此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其自身适应性和竞争力，进而实现其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在数字化日益发展的时代，政党如果能够充分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数字化工具增加自身的曝光度，增加与目标民众的沟通、交往与互动，获得更多民众的好感与支持，同时完善政党自身组织架构的管理，就会增强政党自身在政治体系中的适应性。简而言之，政党使用数字化工具，十分有利于增强政党自身在所处的政治体系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作为政党影响、参与、掌握国家权力以及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工具，数字化工具主要具备数字化沟通、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宣传三方面功能。第一，数字化沟通，即政党与民众交流的互动渠道、舆论政治动员的数字化，其中尤以使用社交媒体这一手段最为显著，因此社交媒体的使用也成为狭义上数字化工具的应用。第二，数字化管理，即政党对其内部组织、附属机构和相关行为体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资料数字化、会议数字化以及数字化运营等方式提高政党运作效率。第三，数字化宣传，即政党将其党章、党纲、意识形态、政治主张、各方面的政策、竞选和施政纲领以及相关活动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宣传。此外，对于一国执政党来说，还涉及国家治理的数字化，国家治理数字化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目前的执政党印人党在使用数字化工具推动自身发展、增强其适应性及推动印度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值得深入研究。

二、印人党积极使用数字化工具的原因

印人党自2014年赢得印度议会选举成为执政党之后，一直努力通过数字化工具扩大影响力和支持度。作为印度国内成立相对较晚的政党，印人党推动数字化建设，是其获得更多支持的有效路径，印人党核心人物通过新媒体与印度普通民众互动是印人党积极推动数字化建设的内容之一，印人党成功的数字政党建设举措，最终也成为其在2019年印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在胜选之后，数字化手段也就成为印人党宣传其执政理念与政策最快捷、最高效的方式。

（一）赢得印度中央和地方议会选举并维持执政地位

印度政党制度属于竞争型多党制，中央与地方政党众多，党派林立，竞争激烈。竞争型制度下，任何一个政党的行动都紧紧围绕竞选展开。印人党与其他政党一样，首要任务是获得支持、确保优势并最终赢得选战。以此为目标，印人党通过包括数字化工具在内的一系列方式不断地扩大印人党党员数量，增强印度普通民众对印人党的支持性社会动员，获得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各邦的执政地位，进而巩固并扩大执政地位。

印度竞争型多党制经过长期政治实践，实质上形成了一种“两党居优的多党制”，除了印人党之外，另一个主要政党是印度国民大会党（INC,以下简称“国大党”）。在长期激烈的政治博弈与互动中，印度各个政党逐渐向印人党和国大党两大主要政党靠拢，形成了以印人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和以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两大政党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此消彼长，并没有任何一方长期占据绝对优势，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的态势。同时，政党联盟本身也没有固化，并非铁板一块，甚至有政党退出一个联盟加入对方联盟的现象发生。在印度竞争型政党格局下，努力获得更多选民支持，巩固并扩大己方联盟成为印人党和国大党两大政党的最主要任务。

选举压力之下，印人党为增强自身影响力，通过电话入党、网络登记等多种数字化形式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了印人党党员数量，印度总理莫迪甚至宣称印人党党员数量已经过亿。印人党的此类做法虽然颇受争议，引发了很多质疑，但是事实上增进了广大印度普通民众对印人党的积极认知，并激发了选民的参选热情，进而巩固了印人党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尤其是2019年印度议会选举，实现了印人党在议会中单独过半的巨大成功。

而国大党这一“精英党”并没有意识到数字化工具在选举中的巨大作用，甚至对社交媒体抱有怀疑态度。2014年印度议会选举前夕，国大党政府甚至“要求印度各级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管控社交媒体”，时任内政部长的辛德甚至表示“我们渴望停用社交媒体”，使得国大党在选举中劣势更加明显。虽然从长期来看，印度政坛中印人党与国大党的动态平衡总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但“未来，国大党短期内难以复起，印人党在政党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将持续存在”，“这意味着印度的政党政治，正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大党制向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转型。”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印人党依旧会占据优势。如果国大党以及其他政党不及时调整策略，不排除被彻底边缘化的风险。

（二）及时了解民众对重大政策的态度，争取理解与支持

印人党重大政策出台前后通过数字化手段及时宣传，通过民众反馈了解民意并及时做出回应，争取印度社会各界对印人党执政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巨大的破坏，印人党作为印度执政党在抗疫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印度民众的引导，号召印度民众全面共抗新冠肺炎。目前，印人党网站首页最醒目标题即为“谢谢，抗击新冠的勇士们！”这也承袭了印人党一贯的风格。

印人党上台之后，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府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经济发展落后以及实质性种姓壁垒等多重问题，印度普通民众对此长期不满。这些问题如果彻底解决，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与此同时，印度选民怀着巨大的期望将印人党推上执政地位，有任期的选举政治之下，如果以上长期性问题在短时间内得不到解决或者缓解，抱有高期望值的印度民众可能对印人党产生强烈的失望与不满，进而影响印人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对印人党未来的选情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存在着非法移民、独立运动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社会的稳定。

“2019年1月8日，印度人民院（下院）通过了一项针对1955年《公民身份法》的修正案。此修正案最初由印度人民党在2016年提出，一经通过即引起轩然大波。印人党所面对的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需要稳步解决，但是同时又面临任期的限制，印人党不可能拥有充足时间逐步解决这些长期性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激进手段快速产生执政效果，这种情况下催生了包括《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废钞令、公民身份新名册等一系列激进政策，旨在快速解决贪腐和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一背景下，印人党通过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等多种路径向民众解释其政策并宣传其政策效果，以期获得印度民众的广泛理解与支持，巩固印人党的执政地位。“废钞令确实在政党选举上帮助了人民党”，经过广泛的宣传，“莫迪废钞给印度人民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收益。”

（三）全方位确立印度教在全印度的统治地位

印人党通过数字化手段全面推动并扩大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全印度的影响力，确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导地位。印人党通过数字化工具推广印度教认同的过程中，着力将印人党塑造为印度教教徒的政党，将印度塑造为全世界印度教教徒的祖国。

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同时多元信仰与文化兼容并蓄的世俗化社会。印度自独立以来，尤其是国大党执政时期一直秉持着世俗化原则，减弱印度政治的宗教色彩。但是印人党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支持者主要来自印度教信仰群体。印人党自成立以来就开始抨击国大党的世俗政策。同时，印人党在其“精神源泉”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指导下，试图用印度教价值定义整个印度的社会价值，“目前双方（印人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关系表现出比较强的相互支持，具体表现为竞选协调、组织协调、人事协调和政策协调”，促进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全印度范围内的推广是印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2014年5月，印度教民族主义背景的印度人民党代替世俗政党国大党上台执政，这标志着印度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转变。”在信息化时代，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并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人党的当然选项。当然，这种做法也受到了印度其他秉持世俗主义的政党的强烈抨击，如印度共产党（马）称，印人党在全印度推行印度教的做法造成印度社会“尖锐的两极分化”，且动摇了印度宪法的“基础”。

三、印人党使用数字化工具的主要手段

“传播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民主的新变化”，在信息化时代，尤其是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新技术作为“赋能者”，使印度各阶层民众获取政治信息的便捷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印人党也因势利导，积极利用数字化工具强化印人党的数字化建设，尤其是在塑造印人党核心人物形象、增进印人党内部组织的数字化管理与运营、及时了解和引领民意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一）集中使用社交媒体，充分利用其高互动性获得高支持度

各种数字化工具中，印人党尤其重视社交媒体的使用，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密集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印人党集中突出其核心人物莫迪的个人形象，同时印人党其他主要政治人物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及时与印度普通民众沟通互动。“网络战”与“地面战”相结合，意在将民众对莫迪的好感转化为对印人党的支持，进而“变现”为支持印人党的选票，从而最终赢得选举。印人党集中使用社交媒体的做法最终达到了预期效果，选举取得了巨大胜利。

1.在社交媒体投入大量资金投放政治广告

印人党在数字化工具使用过程中，最重要、最核心且最成功的措施就是利用新媒体数字平台。“社交媒体的运用，尤其是利用脸书、瓦次普（Whatsapp）、推特等社交平台获取年轻人的支持，是印人党2014年大选成功的重要原因。而同时期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印度政党，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却微不足道。”国大党与印人党在社交媒体上的资金投入存在着巨大差距，充分体现了印度两大主要政党各自对社交媒体的重视程度。

脸书2019年2月份数据显示，在印度2019年议会选举中，“印人党及其附属机构构占了广告总支出的50％，投入了2370万卢比，位列第一，地区性政党投入198万卢比，位列第二，国大党及其附属机构在脸书上仅仅花费106万卢比，位列第三。”而且，从2019年2月至选举结束整个过程中，印人党在社交媒体上都投入了比国大党更多的资金发布大量广告，“印人党在谷歌（Google）及油管(Youtube)上发布了12002条广告，占总广告数的80％，同时印人党在谷歌上投入的资金也居第一位，总共投入了1.71亿卢比，占了政治广告投入的62.5%。”“在印度，印人党已经成为数字平台上最大的政治广告投放者，充分利用数字平台是印人党选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人党在谷歌、脸书及其他同类平台的投入总计超过了2亿卢比，其中在谷歌投入了1.7亿卢比，国大党仅为2700万卢比，在脸书上印人党花费了4000万卢比，国大党仅为1300万卢比。”

在社交媒体上投入巨额资金，用以大量投放政治广告的行为，反映出印人党十分重视社交媒体对印人党正面形象的建构。印人党不仅重视在谷歌、脸书及同类平台上大量投入资金投放广告，也非常重视瓦次普等免费平台的使用，同时对专业人士较为集中的社交平台进行了精准宣传。领英（LinkedIn）作为职场社交平台，是一个商业客户集中的社交网络，“印人党通过领英与从事科技、商业及其他专业领域的人士相联系。莫迪的领英账号拥有26万粉丝，当专业人士们在领英上看到莫迪的更新后会受到鼓舞，使他们相信在莫迪领导下印度会取得很大进步。”印人党对社交平台的重视和投入，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收益，而国大党投入和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在印度新的政治生态中处于不利地位。

2.集中突出莫迪形象，主打“莫迪牌”

印人党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尤其注意使用社交网络集中突出其核心人物——莫迪，使得莫迪形象更加正面，同时使莫迪的正面形象在印度民众认知中标签化和固定化。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众多的底层民众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和经济落后等原因，对政治无感。但是随着网络、只能手机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民众进一步从信息的单方面接收者的局面中解放出来，在意愿表达、公众参与、内容创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被赋予了较大的参与权”，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印度民众获取信息的能力。

印人党及莫迪本人非常重视社交媒体的使用，“莫迪可谓是最会玩社交媒体的‘达人’之一，无论是传播信息、表达立场还是塑造形象均游刃有余”，“莫迪正在引领一个运用社交媒体的新风尚。”在印度议会选举过程中，印人党将印度民众对莫迪的内心好感，外化为对印人党的支持，进而“变现”为支持印人党的选票。

在使用数字化工具突出莫迪的过程中，印人党不囿于既有的社交平台，在使用既有社交平台的同时还富有创造性地开发了莫迪专有的社交平台，采取了现有社交平台与创新社交平台向结合的策略，同时还借势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的数字化终端，“三位一体”式突出莫迪个人形象。

首先，积极利用既有社交平台。印人党积极利用印度现有的流行社交平台，如推特、脸书和瓦次普等，与印度选民互动。印人党积极利用社交媒体这一措施使得印度社会的信息源发生改变，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大众化。“信息源的变化导致新闻传播模式的变化，信息源不再像原来那样在第一时间选择让媒体发布信息，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不少印度新闻记者发现，从总理办公室再也‘挖不到’新闻了；相反，记者们更容易从莫迪再‘推特’和‘脸书’的更新中找到新闻线索。”莫迪被认为是政治人物中仅次于奥巴马和特朗普的“社交达人”，拥有5125万以上关注者，而同时期国大党主要人物拉胡尔·甘地仅有推粉1116万。

其次，创造性地打造莫迪专属媒体。印人党在利用现有流行社交媒体外，还创造性地为莫迪打造了全新的专属个人媒体，如莫迪TV、莫迪APP。数据显示，莫迪 APP下载更是过千万。通过这种方式，印人党放大了“莫迪效应”，固化了印度民众对莫迪的支持，巩固了对印人党的支持。

再次，借势传统媒体数字化终端。印人党还积极利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措施，借势而为。在传统媒体上的报道也随着这些媒体自身的数字化终端及时快捷地推送到印度民众的移动应用终端。通过以上手段，印人党为莫迪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宣传与互动渠道。

3.“网络战”与“地面战”并行

印人党自2014年执政以来，一方面继续通过传统电视媒体、报纸着力打造一个性格鲜明、做事果敢、雷厉风行、生活简朴的莫迪形象，另一方面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为莫迪及印人党的账号配备了专业化运营团队。“印人党电子运营团队在仔细分析受众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选民团体建立了多层次社交网页，以吸引不同的选民团体。”印度普通民众甚至可以直接通过个人账号与莫迪互动。这种“建立在手机基础上的动员措施，绕过了主流媒体，构成了印度政治的‘干扰因子’。”智能手机在印人党胜选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印人党在竞选中并没有抛弃印度特有的大规模民众集会，而是“网络战”与“地面战”相结合，两手并行。莫迪本人在社交媒体上与选民尤其是青年选民频繁互动的同时，也参加了很多大规模民众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这些大规模竞选集会的震撼场面和莫迪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又经社交媒体迅即传遍了整个社交网络， 从而产生了放大效应，本就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在网络上外溢为更大规模的支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凸显了莫迪的个人形象。

印人党通过全方位使用社交媒体主打“莫迪牌”集中宣传莫迪、由支持莫迪进而支持印人党的策略达到了预期效果。印人党的一系列措施使得莫迪的形象更加亲民，最终莫迪获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可。可以说，印人党在数字化工具的使用过程中，最显著且最有实际效果的行动，就是集中突出印人党核心人物莫迪的个人形象。某种程度上，印度人民选的不是印人党，而是莫迪。这一“由莫迪而印人党”的策略最终全面提高了印人党的支持度，并将高支持度成功“变现”为对印人党的选票，赢得选举。

印人党通过数字化新媒体集中塑造莫迪个人形象，增进了印度民众对印人党的支持，使得印人党在执政业绩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依旧获得了更多的选票。印人党执政以来，印度经济总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导致在地方选举中多次失利。这种情况下，印人党采取了主打“莫迪牌”的策略，以挽回地方选举失利造成的不利局面。在印人党地方选举不利的情况下，凭借莫迪的个人威望，印人党在2019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单独过半的席位，显示出了通过新媒体这一数字化工具对莫迪集中宣传的巨大成功。与此同时，印人党各层级负责人，比如印人党主席阿米特、印人党重要成员现任外交部部长苏杰生等人，都通过个人推特和脸书账号及时报道自己的活动，并适时宣传印人党，表达对莫迪政策的支持，塑造了一个团结、高效且积极有为的印人党形象，从而使更多的印度民众支持印人党和莫迪。

（二）通过数字化工具迅速吸纳党员，强化其组织管理

印人党通过使用数字化工具，增加印人党曝光度，快速吸纳印度民众加入印人党，短时间内使印人党党员数量剧增，同时还着力加强了印人党内部的数字化管理。

印人党不断壮大，党的组织建设以及精心设计的竞选策略，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快速扩大党员数量，2014年11月，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阿发起了为期六个月的“入党登记”活动，活动开始时“印度人民党党员人数仅为3500万左右”。六个月内，印人党除了通过志愿者深入印度民众家中进行动员和登记，还通过电话、社交媒体等数字化方式招募党员。“只要拨打一通电话，就可以直接入党，无论是网络平台或是街头的实体摊位，都可以直接登记，这波从11月1日正式开始的宣传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超过1000万人登记入党。”

电子化快捷入党的方式虽然颇具争议，但是事实上扩大了印人党的影响力和群众基础，短时间内使印人党党员数量快速增加，并一度呈加速发展趋势。“第一次增加1000万党员用了30天，第二次至第六次则分别用了22天、13天、16天、18天以及21天，而最后2000万人则分别用了15天和8天完成。”短短几个月后，到2015年3月底印人党入党登记活动结束时，印人党即拥有了超过8800万党员，成为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这一“荣誉”放在了进入印人党官方网站时最开始的界面，“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政党的网站”。在印人党尚未有充足的人员配备和缺乏实体机构的地区，如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等各邦，以及西南的喀拉拉邦等地，入户动员和现场登记存在着现实困难，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所以印人党在这类地区发展党员时，更加侧重社交媒体这一数字化工具。

而国大党对此则是一种拒斥态度，这与其自身有着严密而完善的传统组织形式，且形成路径依赖不无关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及长期执政，国大党已经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组织体系，在前信息化时代优势明显，但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社交媒体兴起后对国大党实体组织优势造成了巨大冲击。

印人党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之初组织化程度相对较差，尤其是与国大党相比，国大党在中央层级有着健全、分工明确的部门，在邦及各个主要城市都有健全的基层组织，而印人党党组织及相关机构，不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与国大党有不小的差距。

经过几十年建设，印人党中央层面部门分工日渐明确，逐步细化，地方各级组织，尤其是在印度中北部地区，也逐步建立，但是与国大党相比，实体组织化程度依旧存在差距，使用数字化工具可以有效缩小印人党这一劣势，从而实现弯道超车。近年来，印人党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将党员纸质名册逐步数字化、党内部门文件传输数字化、实体会议与网络会议相结合等多种方式，使印人党的内部管理与运行朝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方向迈进，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更侧重对数字化工具的使用。

印人党通过对党内一定程度的数字化管理，强化了印人党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增强了印人党的组织力、行动力和反应力。值得一提的是，印人党采取的是数字化与实体化相结合的措施。印人党的数字化组织建设并非彻底数字化，政党毕竟是实体组织，实体化机构的存在有其必要性，网络或电话办公虽然便捷，但是并不能取代面对面交流和实体会议，如果完全数字化，则有虚拟政党的风险，最终影响印人党的发展。

（三）“互联网+印地语”，增进印度教认同

印人党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数字化措施，可以总结为“互联网+印地语”策略。印人党将网站建设作为其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数字化手段。“政党网站也是现代政党进行政治选举、参与、组织的重要工具。”印人党的党建工作非常重视印人党网站的建设，并在各主要社交媒体上设有账号，有专门的运营和维护团队。

而且，为了适应印度普通民众英语能力较弱的现状，印人党在文件与宣传上全面“印地语化”，大量减少英语的使用，其表现之一就是印人党网站以印地语为主，这一措施使得印度普通民众能更便捷地了解印人党中央和地区组织架构、各地区联系人信息以及相关政策，更加拉近了印人党与以印地语为母语的普通民众的距离。

印度82％以上的人口是印度教教徒，“印度人民党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以‘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为思想基础。”印人党成立初期实行的是淡化教派色彩的策略，但是经历20世纪80年代选举失败后逐渐调整策略，建立了战略新方向——“建立印度教教徒选票仓”，促成了印人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崛起之路”。“右翼宗教政党印人党在20世纪90年代选举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印度教情感的兴起，以及印人党成功地构建了宗教团体和中产阶级的联盟。”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莫迪担任总理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走上了印度政治巅峰。印人党网站及其他数字化工具的印地语化，更助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全印度的发展，拉近了印人党与印度教选民的距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大党网站只有占印度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使用的英文，至今并没有印地语网页。

除了网站，印人党的推特、脸书等账户上对印人党领导人、印人党领导的政府行动的报道也更加侧重于印地语，多使用印地语，或者印地语与英语并行。这一特征也体现在莫迪、阿米特等印人党重要人物的个人账号上。同时，为了适应印度语言众多的现实，印人党或印人党的领导人在相关地域展开的活动会使用当地语言和官方语言进行报道，如2019年10月莫迪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金奈市，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各种报道中，除了英语之外，还使用了当地广泛使用的泰米尔语。

“网络+印度本土语言”，尤其是“网络+印地语”的数字化措施，使得印人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更多支持。语言是思维、文化和信仰的“外壳”和载体，印地语与印度教以及印度教信徒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印人党实施的“网络+印地语”这一举措的实质是“网络+印度教”，通过数字化工具放大和固化印度教宗教认同和印度教教徒身份认同。

在此之前，有学者认为“尽管印度教的势力和影响很大，但还没有大到完全取代其他宗教的地步”，印度教作为印度多种宗教之一，是“印度的印度教”，但是现在印人党通过“网络+印度教”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使印度教再定义了印度原本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了世俗、多元的印度向“印度教的印度”转变。这种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印度教可能最终在印度政治体系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从原本“印度的印度教”变为“印度教的印度”。“在选举过程中，印度教身份认同的不断发展增强了印人党追求印度教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太可能转变为中间温和党派。”

值得关注的是，印人党通过数字化手段不断放大和固化印度教宗教认同的举措，也迫使奉行世俗主义的国大党不得不朝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方向转变，未来印度政党格局可能在动态平衡中再度发生变化，印人党也可能失去执政地位，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环境一旦形成则具有了一定的自在性，成为印度政治生态中的“常量”，不会随着印人党下台或者国大党再次执政而消失。

随着宗教在印度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一个“印度教化”的印度的外交政策可能更加去理性化。“普遍认为，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进入了一个‘强势政府’时代。印度的对外政策也受到这种‘强势政府’心态的影响。”“理性选择理论用成本-收益计算解释理性行为体的行动，但是政党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国家精英的身份认同，进而塑造了一国的战略行为。”一个逐渐“印度教化”和去理性化的印度政府未来外交取向可能更加强势。同时，“印度一直强烈排斥域外大国进入南亚，其领导南亚、超越邻近地区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

事实上，莫迪自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外交活跃进取，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莫迪主义’。”“莫迪主义”坚持“印度优先”理念，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所谓“印度优先”实质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优先”。“毫无疑问，在寻求世界大国地位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比往届政府表现出一种更强烈、更迫切的民族主义倾向。”

四、数字化工具对印人党的反向作用

数字化工具本身具有正反两重性。正面特性有：便捷性、低成本和开放性；反面特性有：极端化、情感缺失、真伪并存。第一，数字化工具减少了众多中间环节，便捷而高效；但是中间环节并非全部一无是处，特别是中间制约和过滤环节的缺失，也产生了网络意见的情绪化和极端化倾向。第二，数字化工具减少了不必要的实体流动，从而减少时间、金钱和交通成本，但是过度削弱流动性使得人与人面对面直接交流机会减少，会进一步导致人际积极情感的弱化。第三，数字化工具通达度高，具有高度开放性，影响面十分广泛，但是由于缺少相关的过滤与处理机制，或者过滤机制不足以应付巨量信息，大量的虚假信息和谣言混杂其中，导致信息的真实度大打折扣。

印人党以数字化工具着力突出莫迪实现执政目标、增强印人党适应性的同时，脸书、推特等数字化工具也对印人党政策及行动上产生了双重反向作用。一方面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人党执政政策的调整，通过“数字印度”战略促进印度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印人党对数字化工具的过度使用，尤其是借此快速放大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侵蚀了印度立国以来的宪法基础，也限制了印人党以及其他政党的政策选择空间。同时，没有经济业绩作为支撑，印人党的数字化工具效用也在逐渐减弱。

（一）促进了“数字印度”战略的实施

印人党数字化工具的成果推动了印人党在印度推行“数字印度”战略，促进了印度国家治理的现代化。21世纪是信息时代，如果运用互联网是当代政党的全新课题。印人党依靠数字化工具取得执政地位后，数字化工具对印人党的党内外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党内政策上，促进印人党继续推动其自身的数字化建设。数字化是当今时代的新生事物，印人党及时抓住机遇，占得先机，增强了其自身的组织适应性和合法性。使用数字化工具的巨大成功使印人党各级负责人更加积极地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报道自己的行程，对热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对印人党及莫迪的支持。印人党通过改进官方网站设立便捷化入党通道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印人党，以期进一步壮大印人党力量。通过建设印人党中央及各邦网站，架设各级印人党党组织便捷连接平台，以此促进印人党组织行动能力。通过各级负责人社交媒体及官方网站，更迅速地接受印度民众意见的表达和监督，确保与印度民众沟通渠道进一步通畅。

第二，在治理印度层面，印人党将自身数字化运营与管理推广到对印度整个国家的治理层面。印人党在推进印度精简政府机构的同时，也推行了对印度的“智能治理”，运用数字化手段增强对印度的治理。“传统上，印度信息产业以软件外包著称，互联网发展虽然起步较早，但进展缓慢。不过，近些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为印度提供了新的机遇。”2014年莫迪担任印度总理之后就积极顺应数字化趋势，经过酝酿与讨论，2015年7月印度政府推出了“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计划，从普及“宽带上网”、建设“数字中心”和“电子政务”三方面着力加强数字化建设。2017年，“智慧印度黑客马拉松”计划启动，“该计划将致力于寻找数字途径解决印度电力、教育、卫生、金融、农业、能源等多领域的问题”，“致力于将这种新颖的方法应用到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每个技术研究机构，充分利用印度的人口优势，使国家更加强大。”作为执政党和“数字印度”推动者的印人党，其数字化政党建设也“内嵌”在了整个“数字印度”建设的过程中。“数字印度”提高了印度政府的行政效率，为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同时也为印人党带来了巨大的 “政治红利”。印人党在印度政坛不断扩大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数字化举措 。

（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印人党政策选择空间

印人党在有效使用数字化工具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收益，但是对数字化工具某种程度的过度使用也限制了印人党政策选择的空间，对其执政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数字化工具具有两面性，在看到数字化工具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印人党对数字化工具的过度使用使得其过分正面的形象与实际执政业绩之间存在反差，对印人党自身及印度整个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

第一，社交平台这一数字化工具有快速传递信息的能力，但是对信息的真实性的筛查机制相对欠缺导致信息真伪难以分辨，负面虚假信息一旦通过网络这一“扩音器”得以放大，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令人忧心的是，数以亿计首次‘触网’的印度网民受教育程度低，不懂得辨别信息的真实性。”网络放大谣言后造成了恐慌，进而引发过激反应，由此导致一系列的严重问题，甚至人员伤亡。2018年，一则黑衣人绑架儿童的谣言在贾坎德邦脸书用户中流传，很快造成恐慌，当地发生袭击外来人员事件，导致多人死亡。在印度，由网络谣言引发的死亡并非个案，一系列由谣言导致的恶性事件引发了印度社会巨大的不满，给执政的印人党造成巨大的压力，最终迫使印人党推动印度电子信息部要求社交媒体采取措施进行信息筛查，防止虚假和挑衅内容的传播，不过至今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通过数字化工具过度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限制了印人党政策的选择空间。印人党通过社交平台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塑造成全世界印度教教徒的祖国形象，获得了印度教教徒的支持，借此提升了莫迪及印人党的支持度。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过度发展，也限制了印人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政策选择空间。为了迎合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教徒，印人党只能继续推动整个印度向印度教化方向发展，推动制定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并在2019年12月获得通过。这一修正案旨在给予2014年12月31日前因所谓宗教迫害进入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几国非法移民印度公民的身份，其中特别将穆斯林排除在外。这种排斥穆斯林的做法导致非印度教教徒，尤其是穆斯林群体的强烈不满，在印度引发强烈抗议，甚至造成暴力骚乱，进而也加剧了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造成地区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第三，网络正面形象与实际执政业绩间的反差引发了印度民众的不满。数字化工具必须与执政业绩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印人党通过数字化工具获得的支持并没有实际经济执政业绩的有效支撑，执政业绩不佳也激发了印度民众的不满，尤其是巨大的期望加剧了部分选民的心理落差，侵蚀了印人党的执政基础。印人党领袖兼印度政府畜牧、乳业和渔业部部长拉吉·辛格在指出印度年轻人不尊重印度教传统在国外吃牛肉之后，认为应在学校教育中增强印度教宗教教育，其本意是进一步增强印度教文化传统在印度的影响力，但是却导致了反效果，也给了反对党攻击的借口。

反对党议员阿沙德对此评论：“印度的经济状况难道不更加值得关注吗？”同时国大党盟友民族人民党（RJD）领导人加甘也指出“印人党执政的古吉拉特邦就是最大的牛肉供应源，印人党在祈祷前应该先进行实践”，直接指出印人党的宣传与其实际执政行为相脱节。此外，2019年印度大选中，印人党投入到社交平台上的广告资金持续增加，加重了自身的财务负担。受印人党的影响，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巨额投入，使得整个印度选举成本大幅提高。大部分增加的支出流向社交媒体、差旅费和广告。仅社交媒体的支出，2019年选举是2014年的20倍，从25亿卢比飙升至约500亿卢比。印度2019年选举总花费达87亿美元，甚至超过美国2016年美国大选花费的65亿美元。印度近几年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这种持续的选举高投入会影响到经济成果向民众福利的转化，甚至拖累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印人党执政造成消极影响。

五、结语

政党的适应性问题因时代不同有不同的内容，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数字化时代对政党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各国政党思考的问题。政党，尤其是各国主要政党必须采取多种数字化工具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印人党比印度其他政党更清晰地认识到数字化工具的巨大作用，基于赢得选举、政策宣传和强化印度教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信息化时代积极推动印人党的数字化建设，尤其是注重通过数字化措施强化对印人党主要领导人的宣传，通过数字化措施完善印人党的组织系统，同时在印人党的宣传上也采取了多样的数字化措施。

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对印人党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用。首先，数字化工具的成功运用使印人党在组织建设和选民沟通中更加重视网络、社交媒体和官方网站的使用，同时也催生了“数字印度”计划，将数字化工具运用到了印度的国家治理层面。与此同时，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过度发展并有异化为主体的倾向，限制了印人党的政策选择空间。而网络媒体上建构的正面形象与实际执政业绩的反差，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也激起了印度部分民众的不满，长期下去会削弱印人党的选民基础，甚至造成选举失利，数字化工具的效用边界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选自《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

原标题为《数字化工具对印度人民党的效用研究》

作者周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讲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期编辑：穆祎璠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