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真正主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共，还是莫斯科？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外华清池枪声大作，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发动兵谏，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几十名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该事件之后的发展各位都已耳熟能详：经过多方努力，事件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长达十年的内战结束，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

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制定的方针？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近日翻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一书，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颇值得回味。

除此之外，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关于“西安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所持态度的叙述，在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中也常被提及，在此也一并放上。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12月16日，共产国际zong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第444页）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936年12月12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第330页）

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第333页）

很显然，上述两种叙述都未否认共产国际面对“西安事变”所持的和平解决方针，因此核心问题就在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对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决策究竟产生了多大程度影响？而这也就成为了复原整个“西安事变”历史真相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