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贺建奎同时，张锋启动规范的“人类转基因”

序

2018年11月28日中午，贺建奎在香港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对其基因编辑婴儿的试验做了报告。

按贺建奎自己的报告，此次双胞胎基因编辑婴儿中，“露露”的两个等位基因编辑中，一处是插入1个碱基，一处缺失4个碱基，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CCR5Δ32碱基缺失，是否具备同等效果尚不可知；而“娜娜”的两个等位基因中，1处缺失15个碱基，1处为野生型（即未发生改变），对抵御艾滋病完全无效。

也就是说，从编辑准确性来说，这次的双胞胎全是“失败”案例。

更令现场哗然的，是在问答环节，有人询问是否还有其他在孕的母亲，贺建奎回答说：

“还有1名，但现在还在怀孕早期。”

在全球声讨贺建奎“疯狂试验”的同时，在太平洋彼岸的张锋博士，成功将CRISPR（细胞定向转基因）技术向人体临床普及推进了一大步：

12月1日，Editas

Medicine公司宣布，美国FDA已经接受该公司为EDIT-101递交的IND申请，允许该公司开展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手段治疗Leber先天性黑朦10型患者（LCA10）的临床试验。Editas
Medicine是由Broad研究所（Broad
Institute）著名学者张锋博士创建的行业领先的基因组编辑公司。这项临床试验是该公司创建以来启动的第一项人类临床试验。根据该公司的新闻稿，“EDIT-101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款在人体内使用的CRISPR疗法。”

同样是搞人体转基因，差异何以如此悬殊？

1商人VS学者

在更早的时候，有人翻出了贺建奎团队与受试者家庭的协议。按照该协议，贺建奎对一切脱靶、新生儿畸形、受试者感染艾滋病等情况概不负责；仅在（正确）基因编辑引起的异常方面，保险公司及团队承担的治疗费用无上限。

按有关报道，贺建奎团队自身能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有限，无法完成项目志愿者招募，因此求助于一家NGO机构，即全国最大HIV感染者互助组织白桦林联盟。白桦在微信、QQ群中转发了贺建奎团队招募志愿者的信息，最后提供了50个符合标准的志愿者家庭。

“随后，这些家庭就与贺建奎团队进行单独的联系了。”

志愿者家庭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被拽上了历史的列车。而关于受试者家庭的知情权方面，贺建奎声称，这些被HIV影响的家庭群体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HIV的药物、治疗方法乃至最新学术成果都有所了解。

我们不知道贺建奎对“了解”一词定义的下限是不是“听说过”，但从贺建奎团队向受试者家庭“一行一行”“讲解”20页同意书的过程，似乎可以窥知一二：

“我们为每组患者安排了1个小时10分钟的时间。”

贺总以商人的效率，以普通推销业务的讲解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的“突破”——何况普通推销业务的协议合同，也罕见只有20页的。这一点上，说贺总是商人中的战斗机并不夸张。

在事件引发舆论众怒的第一时间，学校、医院与市政府都纷纷声明与此事无关。虽然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学校提供经费不可能不管经费去向，医院有伦理委员会批复不可能不了解内容，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对有专项注册编号项目不可能不过目……与各方声明摆在一起颇为滑稽。但事已至此，贺总作为最大责任人，属于他那份的追责一分不会少，为此就算拉下水再多人也毫无意义，而公司家大业大，总还要为其他股东考虑，因此贺总大大方方把责任扛起来：

“在临床阶段，钱都是我自己出的。测序则是学校的经费。我的公司没有参与这个项目，资金、设备、场地都是我个人提供的。”

赶在峰会前夜用重磅信息轰炸全球，以图在峰会上万众瞩目，这一商业目标贺总已经完成了。而在万众瞩目下声称还有一名孕妇，是贺总的下一招棋：说我不守学术伦理，那你们的伦理能强行要求孕妇堕胎吗？

此外，在受试者筛选上，贺总也考虑了足够多的后手。由于深圳市为HIV携带家庭提供免费的母婴阻断药物，因此HIV携带者并无必要冒险参与贺建奎的试验。按贺建奎试验对象的筛选条件来看，除了要求男方为HIV携带者，女方为非携带者以外，还要求有不育症——这样才有必要做试管婴儿。HIV携带者的试管婴儿需要做洗精等处理，而出于某些管理原因，我国绝大部分医院并不为HIV携带者提供试管婴儿服务，因此对这一社会群体而言，出国做试管婴儿成了唯一选择。贺建奎保留了拿这一情况诡辩的机会——虽然转基因仍然毫无必要。

贺建奎试验怎么看都是为融资开脑洞。而刚刚在FDA获批进行CRISPR临床试验的张锋博士，则是全球瞩目的学术巨擘。

张锋博士

学术成果就不多介绍了，一句话让大家理解张锋博士在学界的地位：张锋博士是CRISPR-Cas9的专利所有者，是Natrue2013年十大科学人物之一。理论上讲，贺建奎玩商业化人体试验大冒险，还要找张锋授权。

张锋对贺建奎试验的评价如何呢？

我不只是看到这其中的危险性，CCR5基因试验还缺乏透明性，对此我感到深深担忧。所有的医学进步，基因编辑或者是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到人类的，都应该非常谨慎，而且需要经过严格的试验，并且需要和患者、医生、科学家以及其科学工作者公开讨论之后，才能进行公正的施行。

而张锋团队此次获批临床试验的基因手段治疗，走的是全球最严格的FDA程序。不多做文字赘述，大家看图理解FDA程序有多严格：

FDA新药研发流程

而临床申请（IND申请）环节展开来看，是这样：

临床申请流程

FDA临床试验分三期进行，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试验样本量从几十、几百人有序扩大到几千人，而试验获批的前提就是经过反复讨论、审核，确保对受试者的人身安全，避免一切可避免的风险——因此成熟的技术手段、多轮动物实验与分析报告都是必备材料。即便如此，在临床三期因治疗成功率下降被打回去的药物数不胜数，哪怕通过临床走到上市，也有因与现有治疗方案缺乏明显比较优势而被强行退市的案例。

而贺建奎自己不过是做了样本量有限的小鼠试验，在没有任何技术审查前提下，匆匆上马人体试验，最终两个案例全部失败，没有一个婴儿完成CCR5Δ32基因编辑替换。这是什么精神？考虑到贺建奎本人没有在CRISPR领域的任何建树，这是自称研究推翻现有科学理论的老大爷精神。

更可怕的贺建奎试验直接作用于人类基因库。而张锋博士的临床治疗，做到了针对人体不同组织的特异性，将药物作用控制在人眼感光细胞上，避免了诸如影响遗传等不确定性风险。

由于是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基因编辑，因此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这样的谨慎十分必要，所有的风险考量、理论判断都要经过充分讨论与反复的试验验证。与其说贺建奎试验是一个伦理问题，不如说是违反现代社会医学管理制度的法制问题。

因为人类现代医学管理体系，就是在血泪教训上搭建起来的。不按规章办事，后果超出想象。

2放纵野心的代价

贺建奎声称：

“我们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既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对家庭有益，那么基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将会是合情合理的。”

贺总认为自己在扮演历史先驱者角色，在这一刻，仿佛他就是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兹再世；而一代人后，他将成为历史传奇——贺建奎觉得自己似乎可以脱责三十年。

资本+市场+野心，已经在人类史上书写下了太多反面教材案例。

1897年，德国拜尔制药公司的菲力克斯·霍夫曼首次合成了二乙基吗啡，拜耳公司领导层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替代吗啡等成瘾麻醉药的新化合物，并用动物实验论证没有不良反应。随后的一年中，在没有大样本临床观察的前提下，拜耳公司匆忙将二乙基吗啡推向市场。这一产品被拜耳公司鼓吹为具有“魔术般”疗效的药物，对咳嗽、癌症乃至抑郁症，都有神奇疗效。

该药物还有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海洛因。

1931年，拜耳公司停止了海洛因的生产。1946年，霍夫曼在瑞士孤独地死去。

无独有偶。1885年自动卷烟机发明后，卷烟市场一直过饱和，为了开发市场，烟草公司绞尽脑汁推销产品。20世纪20年代，烟草公司通过向医生邮寄新品香烟进行公关，附带的问卷内容非常搞笑：我们品牌的香烟是否比其它的香烟刺激更小？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广告：

直到1950年，关于香烟致癌的文章才出现在《美国医学会会刊》，成为了历史性事件。这也是今天全球禁烟宣传的起源。

相比于吸烟这种慢性致病，用统计学工具才能分析出因果性的公众危害品，另一个案例更加惊悚。

1957年，德国格仑南苏制药厂开发的沙立度胺被首次作为处方药使用。由于该药物在治疗孕妇妊娠期精神紧张、恶心呕吐等方面有特殊疗效，因此一度成为欧美多国流行药物，仅在西德就有百万名孕妇在孕期服用过。当时商家为沙立度胺打的广告是：

“孕妇的理想选择”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欧美地区就频繁出现婴儿短肢畸形案例，即“海豹肢畸形”。1961年，这种症状被证明就是沙立度胺导致的，此时受影响畸形儿已经达到1.2万名。

沙立度胺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反应停”。

医疗、药物技术的管控机制，目的是对全社会负责，在现有条件下，在妥协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前提下，努力确保病人的安全与收益，阐明风险。如果医疗、药品技术不经过现行严格审核机制，大跃进式上马，到最后，承受代价的是全社会人群，承担历史责任的是政府，狂欢的是资本。

今天医学研究的条条框框看似繁琐累赘，但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训。纵然看似牺牲掉了最快速度，却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这是现代社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3发展不靠盲目冒险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管理政策，也是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逐步完善的。

整个19世纪，对欧美来说，都是假药的“黄金时代”。1906年，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吃早餐时，看到了描述芝加哥肉类食品加工的恶心场面的小说《The
Jungle》，恶心到吐，于是在国会签字批准了《食品和药品法》，成为了FDA建立的起点。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部法律只能算维持了最低限度的保障。

1937年秋，为方便儿童食用，美国Massengill公司的主任药师瓦特金斯将二甘醇代替了乙醇作为融酶，制成了适宜儿童服用的口服液——磺胺酏剂。结果，在药品推出的2个多月内，共造成了358名病人肾功能衰竭，105人死亡（一说107人），死亡案例中包括34名儿童。事后瓦特金斯自杀。

磺胺酏剂事件引爆了全美社会舆论。1938年6月1日，《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经总统小罗斯福签字生效，奠定了今天FDA审核管理体制的基础。正是得益于两位罗斯福总统的推动，监管体系较为健全的美国，在“反应停”事件中，FDA官员能够顶住制药公司的金钱攻势，阻止了药品的快速上市，使美国未出现欧洲大批“海豹肢畸形”婴儿，避免了历史惨剧的发生。

前面说了这么多案例，总结起来无非两点：1.新科技成果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多轮严格审核机制，作为“缓冲带”；2.不能在有明确风险的前提下，冠以伟大的名义蛮干硬上。

在缺乏学界讨论、以及对公众宣传的前提下，悄悄上马人体试验大冒险，这也是全社会反对贺建奎的原因。

当然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存在风险，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保真的“万无一失”。不良反应率再低的药物，也不可能将负面作用降到0，每天都有人出门被车撞死，再好的疫苗也会有不良反应，然而我们的社会还要继续运转，总不能因噎废食。

但这不是给贺建奎辩护的理由。

文章开头我们提到，贺建奎团队连对提供帮助的NGO都没明确告知风险，可见这其中的操作，下限有多低。而这还仅仅是贺总野心的第一步。贺总急不可耐地推广这一技术，如不加管控，将直接改写人类基因库分布。就算真有一天转基因改造人技术成熟了，大规模改写人类基因库，也至少应当是一项多轮审核论证的长周期国家规划，不是你贺建奎的生意。

工程在成本、风险与收益间权衡，无视风险鼓吹超高收益的项目，按照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不会有好下场。即便没有伦理来限定科学，科研也必须加上其它多重风险管控机制。不然在资本利益面前，什么可怕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而最后承担责任的，是没有管理好资本的政府。正如一家只做过溪流小水电的企业，不可能不经任何报批报备手续与有关部门监管，直接承包三峡工程；临床应用的基因编辑技术，也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管理程序的考验。

事实上早在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团队就利用CRISPR-Cas9技术进行了人类胚胎地中海贫血症基因修复实验，也是我国首次人类胚胎转基因实验。黄军就在论文中认为，目前的CRISPR技术基因编辑效率不够高，甚至会导致胚胎出现嵌合性，而且无法保证100%剪切重组修正靶向基因，脱靶率较高。因此，黄军就的结论是，目前还不能够使用基因编辑治疗遗传性疾病——而且黄军就团队使用的实验材料，是不具备发育成正常胚胎的三核受精卵，确保了实验管控的万无一失。

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

黄军就也凭借这次严谨、严肃的实验与论证，成为了Nature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之一。由此可见，从学术界到公众，对按规矩确保安全、控制风险的科技，接受度很高。

反过来看，FDA此次能够批准张锋团队将CRISPR技术推进到临床试验，既说明FDA并不排斥转基因技术，也说明张锋作为学术领军者，有意愿早日见到CRISPR技术的普及应用。用张锋自己的话来说：

“长期来看，我觉得大多数人会认可这一点（通过基因编辑治疗遗传性疾病）。如果一对父母想要孩子，但他们都有某种突变的遗传疾病，用基因编辑技术来修复胎儿的这些突变是有可能的。但基因编辑技术想要达到实现精准治疗的程度，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关于“设计婴儿”，张锋也曾明确表态：

“这样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对生物遗传系统的复杂程度还知之甚少，要是直接引入某些突变，你无法预测它在整个系统中出现什么样的反应。”

人体转基因不比转基因食品。农作物我们可以通过多代跟踪检测，进行优选；但转基因婴儿是人，是公民，不能观察几代繁衍后“筛选”“成功样本”。因此多一些谨慎，多一些细节的推敲，都是对全人类的负责。

恰恰是乱来的贺建奎，才是制造科技恐慌的罪魁祸首。贺建奎一个人的乱来，造成的负面舆论影响，为整个学术界、医疗界推进新技术增加的解释成本，还不知道会有多少。

贺建奎在阻碍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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