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过潜伏，当过大使，放过卫星，手下人当了电影明星

前言：本文的主人公，经历非常传奇，遗憾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的名字可谓闻所未闻。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一个军事公众号上面，可能因为故事不够完整，反响一般。这次在自己的号上全文发出，也算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吧。也希望通过本文，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位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革命老前辈。

文章较长，大家忍忍。

王森，原名郭生秀，1906年12月，出生于山西临县碛口镇西头村。繁华的码头背后，靠装运油料为生的祖父、父亲两代人仍一贫如洗。因为几代人不识字，父亲便发誓要让王森弟兄求学读书。

今天的临县碛口镇西头村

1924年，王森考入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山西汾阳铭义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革命，开展学生运动。1926年1月，王森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暑假，王森回到碛口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建立了临县最早的党支部。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汾阳县委书记，同年12月被捕。在太原监狱里，他忍受酷刑，巧妙斗争，严守党的机密，舍身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1930年出狱后，历任中共山西省特委汾阳、祁县、文水、孝义等县特派员，组建绥远省临河县委并任书记，组建宁夏省特别支部任书记。在此期间，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他做过商人，经营过多项买卖，也当过黄河上的船工、草原上的马夫、河套一带的郎中、荒野客店的老板。1936年，他调任平津地区地下抗日小组组长。

1939年春节那天早晨，上级交给王森一项紧急任务，让他立即动身，从北平去太原，跟潜伏在日军中的一名红色特工秘密接头，取一份重要情报。接头时间定在农历正月初五日中午十二点(当时沦陷区使用的是日本东京时间，相当于北京时间十一点)，地点在太原火车站外。

农历正月初二的黎明时分，王森就赶到北平前门火车站。车站聚满了候车的难民。他没带行李，终于挤进了候车室，排入去往太原的行列里。上车后，他除了自己抢到一个座位，还帮一个山东老人占到一个座位。这位老人带着一个六岁的孙女，去太原投奔在火车站干杂活的儿子，他在前门车站已等候了三天。

今天的北京前门火车站

上车后，王森习惯性地观察车厢里的动静。先察看自身有没有带来“尾巴”，接着要严密注意车厢内是否有需要戒备的角色。他注意到，距离他和山东老人不远的座位上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鼻梁上有几点麻子，眼睛骨碌碌地东瞧西望。他自称姓张(姑且先称作张麻子吧)，在山西阳泉澡塘当过伙计。张麻子的神态相当不稳定。

王森顺着张麻子的视线望去，发现远一点一个靠窗的座位上，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乡下妇女，神态自若，但一直低着头，也没发现有人跟她说话，显然没有旅伴。张麻子好象照料她，不时地瞟她一眼。列车开动了，就在车厢震动的一瞬间，那女子快速地抬起头，敏捷的扫视了全车厢一眼，然后又低下了头。

王森开始有了怀疑。她的这一动作，不象是一个乡下女人的动作，但是从她的发式和服装，看不出有何可疑的地方。这个女人的底细一时难以判断。但是从张麻子对她的注视看，好象不是对她审美，而是有点近似监视。这样，这女子很有可能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那么张麻子会不会是敌人安置在旅客中的密探呢？

这时，山东老人拉了王森一把，问：“明天中午就到太原了吧？” 王森尚未答话，旁座一个旅客对老人伸出三个指头。老人看了看指头，又看了看王森，不大明白。又一个旅客低声告诉老人：“三天。”“老天爷！要走三天?”老人惊叫起来，“我的盘缠没了啊。”

老人的唠叨，早已惊动了后座上的张麻子。他连忙探过头来说：“事变(指七七事变)前十几个钟头就到。如今，是在泥滩里爬。你就跟着爬吧，着什么急？”

王森更加怀疑了，在这种场合，张麻子竟敢放肆地说俏皮话，是不是在“钓鱼”？火车将要开到琉璃河大铁桥的时候，列车员喊道：“放下窗帘，不许扒窗帘偷看！”旅客们吃惊地互相看着。张麻子向四下里望望，小声说:“前几天高碑店车站火车出轨啦，车头和二等车厢全翻啦，车上的鬼子死得不少。后边三等车厢没事，里边全是中国人嘛。”

旁边一位旅客插话:“怪不得呢，这些天把车头和二等车厢接在屁股上……”张麻子连忙探过头摇手说：“哪里，屁股上只拉了一天，害怕游击队的子弹，又挂在三等车厢中间了。”张麻子正说得津津有味，冷不防脸上啪地挨了列车员一记耳光。列车员斜他一眼，走了。

张麻子捂着脸，自嘲道：“大伙看出来了吧，打嘴巴是给送信号。中国人嘛，总有中国人的良心。列车员没有带我走，也没报告鬼子。”

说话间，高碑店车站就到了，站里站外全是日本兵，步枪都上了刺刀。旅客们偷偷从车窗朝外望，站上和路基下散落着一些车厢残骸。张麻子低声说：“这是一个铁路工人搞的，干完人家就跑了。”

王森默默地听着，心想：张麻子的话听着不象是坏人，他挨嘴巴也不象在演苦肉计，他称赞铁路工人，称赞抗日，痛恨日军。然而，他为什么总盯着那个乡下女人，光为喜欢她吗？王森一直疑惑不解。

临近清风店，天已入夜，车厢内突然发出刺耳的喇叭声。先是一阵日本话，接着是中国话：“各位旅客注意啦，列车正处在警报发令之中，请大家注意自己的行李。遭到袭击，快快下车，自行隐蔽……”

话没说完，列车猛地一震，停了下来。乘客们立即乱成一团，纷纷夺路下车。车头和二等车厢的日本乘客提着行李下车后，拼命往中国人群里钻。

影视剧中的抗日游击队袭击列车

朦胧的夜色中，人们纷纷向路基两侧的旷野跑。那个乡下女人拼命向人多的地方跑，边跑边回头张望，显然有人在追她。转眼间，她跑到王森和山东老人这边，只见追赶她的是一个满嘴巴胡须的老头。就在这个老头和王森擦身而过的瞬间，王森发现他眉毛猛地一扬，盯了王森一眼。王森一惊，认出了这家伙原来是日本特务山田的得力走狗乔飞。王森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被他跟踪过。为了试探一下特务的追踪目标，王森拔腿作向另一方向跑的姿势，但特务没理他，继续追那女子。

王森观察特务身后没有什么助手，便下决心尽可能帮助这位女同志脱险，立即转身尾随特务而来。

这时，密集的枪声突然从几个方向传来，“冲呀”的喊声连天响。人们立刻意识到是抗日游击队包围了清风店车站。枪声逐渐集中在车站周围，远离车站的旅客，已散伏在土堆下或低洼处。那乡下女子这时跑近一眼枯井旁，正好是张麻子等人躲避的地方，追她的特务也赶到那里并快步向前揪住那女子。特务伪善地说：“干么跑啊，家里谁都没有为难你，快避避枪弹……”那女子使劲挣脱特务的手，边跑边骂：“狗特务，还猖狂，游击队马上就要你的狗命！”张麻子等几个乘客正躲在枯井旁，见状正想问个明白，忽听女子喊：“救命！”特务已使劲抓着她，张麻子等人慌忙迎上去。

王森这时也赶到了，出其不意地从特务背后伸过手去，扯下特务的假胡须，同时猛踢他的后腿。那女子乘机敏捷地从特务口袋里掏走他的手枪，转身到特务身后用枪顶住他。

王森手举胡须对大家说：“老乡们，快瞧特务的真嘴脸！”特务遂即猛扑过去，想夺回他的手枪。张麻子当即抓住他的两臂，女子用枪死死顶住特务后背，命令他拿出特务证件。话音未落，张麻子已从特务衣兜里掏出日本宪兵司令部颁发的特务证件。这一下子激怒了在场的所有人，一阵拳打脚踢，这个狗汉奸一命呜呼了。

王森十分钦佩张麻子在这场意外的战斗中的表现，看来他是一个爱国者。张麻子可能对王森也有一种看法，他脚踢着特务的脑袋，拉王森一把，指指尸体。王森理会他的意思，便指指身后的枯井。张麻子会意了，两人便七手八脚把特务的尸体抛进井内。

半小时以后，日军从保定开来援军，游击队已无影无踪。火车头和车站被砸。旅客纷纷回到车厢，王森和张麻子等人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那个乡下女子却不见了。王森想：她可能已经完成了任务，还意外的搞到了一支手枪，胜利的回到岗位上了吧。但是，张麻子感到莫名其妙，用眼睛一直看王森，并去前后三等车厢寻找，希望再看看那名女子。后来，他失望地回到了座位上。

第三天黎明，火车到山西阳泉车站，张麻子准备下车了。他递给王森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家的详细住址和姓名，说：“要是看得起兄弟的话，可随时来找我。”原来张麻子的真名叫张炳熙。王森点点头说：“不必客气。出门靠朋友嘛。”

但是当张炳熙看见王森递给他的名片上，写的是一家日本烟卷代销商的头衔时，显得十分惊讶和困惑。他说：“兄弟喜欢结交有义气的人。你帮山东老人，帮那女子，我很佩服，可……”

王森郑重地说:“不要多心嘛，日久见人心。你到北平一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的为人的。我到太原办完事回北平时，一定来看望你。”    张炳熙喜出望外，连忙握住王森的手，说：“一言为定，我恭候。”

王森确实看中张炳熙了。从张炳熙一路的言行来看，他抗日心切，是属于一种个人义愤，但伤害不了敌人一根毫毛，反而容易白白牺牲。王森决定帮助他，吸收他到抗日队伍里来。

乘火车从北平到太原，以前十几个小时的路程用了三天半。离接头时间还有一天，王森可以从容地作好准备。

太原火车站的候车室，与太原东南城墙外的山西大饭店遥遥相对。饭店楼前与车站外各有一片篮球场大的广场，两广场汇合处是通向太原新南门的马路。组织规定的接头地点，就在两片广场的交汇处。

民国时的太原火车站

王森事先观察接头地形，感到十分为难。火车站周围空旷得很，没有什么建筑物可作掩护。只在马路拐向新南门的地角上有两个零售香烟、食品的棚子。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怎么能在这样空旷的地方，与一个日本军人接头呢。

王森出发前，交通同志详细转告了接头的一切细节，对双方穿着的服装、作为识别标志的什物，都有严格规定。但在什么地方互换情报却未作具体规定，可能是让接头双方自行处理吧。王森反复观察城外，没有可以掩护交换情报的地方。王森想，只有进城找僻静处了。然而进城后又上哪儿呢，商店不行。邮局呢，日军有军邮，他们根本不进一般邮局。王森一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地方，只能到时候见机行事了。

接头那天中午，王森按照规定，头戴一顶古铜色的旧礼帽，帽腰裹着半寸宽的白布条，身穿一件黑布棉袍，腰系一条白布腰带，脚穿一双布棉鞋，鞋面蒙上白布，穿戴象是为长辈戴孝的样子。他的手中拿着男用方形手绢裹着的一条仙岛牌香烟。

时针指向十二点，王森准时从火车站门口走出，遥望山西大饭店的楼门。按规定，对方应在同一时间从饭店门走出。王森缓缓向前走，凝望着饭店的楼门。

楼门里果然走出一个穿草绿色军便服的人。王森心一动，仔细一看，不料，同时又走出两个穿同样衣服的日本军人。他们三人一起缓缓向王森走来。三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是王森的接头人呢？

组织上规定，接头人穿着草绿色毛料军便服，戴一顶与服装同一颜色的军便帽，戴一副宽边眼镜，留鼻胡，手提一个三角形式的皮夹子。走来的三个人，服装相同，有两个留着鼻胡，手中都拿着大小不等的皮夹子，一时看不清是三角还是四角的。怎么办呢，时间不能拖延，王森决定快走几步，走在他们前边，让对方识别自己。

王森希望对方辨认后，能与同行者设法分开并尾随过来。可是当王森走在马路拐弯处扭头偷眼看身后时，三个日本人仍在一起不紧不慢地走着，不象有人在注意他。

转眼快到城门了，王森必须排入进城的中国老百姓的队列里，经受伪警搜身检查并给日军的门岗鞠躬九十度。当王森被检查时，他看清楚从另一条道走进城去的三个日本人中，有一个人的皮夹象三角形。王森心中一喜，经过检查，快步进城，想跟踪他去。

民国时期的太原首义门(又称新南门)

不巧的是，新南门内大街上，敌人正在临时戒严检查行人。王森被伪警打了一拳，推进检查的行列，眼巴巴的看着要接头的人向北走去。检查虽然没等多久就放行了，可是，那三个日本人早已无影无踪。王森心中感到万分遗憾，因为这次如果接不上头，必须等下个月的这个时间再来接头，岂不误了大事。

王森下意识地快步向北走去。当到红市牌楼丁字街时，王森傍徨了，该上那边呢？向东是上马街，西去是繁华的桥头街。他拿不定主意，徘徊在一个卖香烟的摊子前，心中的懊悔、焦急真是难以形容。王森这次能否顺利的完成接头任务呢？

正当王森绝望的时候，忽然发现上马街缓缓走来一个穿草绿色衣服的日本人，定睛一看，正是那个提三角形皮夹的日军。他顿时又感到无比的兴奋，镇定了一下，等这人走过去，便有距离地跟在他后面。那人没有回头，迈着矫健的军人步伐向桥头街走，随即又转入去海子边公园的巷子。但是他没进公园，只沿着公园的围墙向南走，已临近民国初年建造的自省堂，这地方四周极其僻静。

民国时期的太原公园

自省堂东边是一条弯曲的小巷，通到南边纯阳宫。就在这个四面无人的巷子，接头人迅速用左手摘掉他戴的宽边眼镜，扭头望望王森，便又敏捷地戴上原来的宽边框眼镜。王森意识到对方完成了接头的最后一个细节，便大步向前，递给他一支水笔。同一时间，对方交给王森一包哈德门香烟。两人互望了一眼，接头人低而有力地说：“阿库修。”几乎在同时，王森快速的回复说:“共同奋斗。”瞬间，他们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开了，这次接头顺利完成了。

在王森的记忆里，这位潜伏在日军中的红色特工，约有三十来岁，皮肤黝黑，粗粗的眉毛，眼睛十分有神。1940年，另一位同志同他在天津还接过一次头。遗憾的是，王森始终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和后来的遭遇。

王森完成接头任务后，在返回北平的途中，特意在阳泉停留两天，想争取张炳熙加入自己这个地下抗日小组。火车从太原出发，走了一夜，次日中午时分到达阳泉火车站。王森依照张炳熙五天前留的地址，找到他家。

民国时期的阳泉火车站

当王森走到张炳熙家门口时，出乎意料的听到屋里两口子在吵架。至于吵架的内容，好像是张炳熙要帮一位兄弟的忙，张妻不同意。王森听出张炳熙和妻子在吵架，在屋前不宜久待，便故意敲敲门柄，高声说:“老张在家吗？”

屋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张炳熙从屋门探出头来，一见是王森，忙堆出笑脸，说:“是你呀。不错，不错，你真是言而有信，快进屋。” 张妻见有陌生人来，忙用衣袖擦泪，往里屋走去，为了缓和空气，王森进屋不等她走开就说:“这是大嫂吧，给介绍介绍。”

于是，张炳熙把王森在北平、天津做买卖的事给他妻子概略地说了说。王森为彻底消除张妻对他的疑虑，索性开门见山地说：“张兄，我这趟来阳泉，一则守信用来看望你们，”说着，把一盒太原点心拿了出来，“再则，想和大哥商量，借重大哥在阳泉地区替兄弟推销烟卷。如果你乐意的话，推销开了，将来你做代销员。销售五箱，可以赚这个数。”王森晃了晃手指头。

张妻分明有了兴趣，脸上有了笑容，忙去给王森倒茶，张炳熙却脸色阴沉。王森接着一语双关地说：“包销正太路全线最好。借重做这生意，能认识许多人，从中可以结交有义气的朋友。有人有钱好办事呀。”

张炳熙貌似已会意，连连点头：“慢慢商量。”说着，他回头看了妻子一眼，说：“好朋友上门，你也不问讯一句，真不懂礼训。去买肉，包饺子吃，捎带打酒，弄点菜来。”

张妻见王森是为搞买卖找自己男人入伙，感到格外高兴，便笑咪咪的说：“妇道人家说不了话，人家不会笑话的。”说着，提上菜篮子上街了。

张妻走后，王森向张炳熙打听两口子为什么吵架。张炳熙简单的介绍了下。张有个结拜兄弟，是蒸汽火车头上煤的司炉，说了一句兔子尾巴长不了，让一个伪警察听到了。这个伪警察借机要敲诈张的这位盟兄50块钱，说不给钱就送日本宪兵队。张的盟兄自己没钱，找张借钱，张妻不同意借，于是就吵起来了。

王森问张的这位盟兄是跑哪条线的，张炳熙的回答是在一辆运煤车上，拉阳泉煤，运到秦皇岛、天津，有时也去北平。

博物馆中陈列的日制蒸汽火车头

王森又问张，那个伪警察是个什么样的人。张炳熙答道：“喂他一块窝窝头，他给你摇尾巴；给一块馒头，他两条后腿立起来，前爪作揖；要是给块肉，他摇着尾巴跑过来舔你脚后跟，尔后在地上表演打滚让你取乐。他就是这么一块料。五十块钱算馒头，一百块钱才是肉。”

王森思索了片刻，心里有了主意，说道：“绕个弯，就给他五十块，可让他打个收条，他愿意吗？”

张炳熙瞪着眼睛看着王森，猜不透王森是说笑话还是卖什么关子。王森解释道：“中国人嘛，互相间宜解不宜仇。他仗鬼子势讹诈，就给他点甜头，套住他，叫他不知不觉中给咱办点事，慢慢也可以转过来。至少不会再捣你盟兄的乱，出难题吧。”

张炳熙问：“你让他办什么事？”王森回答说:“叫他做点收拾鬼子的事。”

张炳熙定神思索片刻，仿佛受了启发，连忙走出屋，在院内转了一会儿，回到屋，低声说：“打清风店那回以后，我就琢磨你不凡，有来头。是八路，还是哪家？明说了吧，还是那句话，有用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什么也不怕。我对鬼子有杀父之仇，不知该怎么干好。投八路吧，这老婆、孩子交给谁？”

“不要激动，慢慢商量。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一见如故。鬼子残害咱们，使咱们走到一起成为抗日的同志。别的慢慢细谈。现在先讲两件事：一件是为掩盖门面，也为有点收入，干推销烟卷的事，从中结交人，选择咱们要结交的朋友。另一件是秘密和矿上的朋友结交，火车上的朋友更重要，前者主要秘密弄到雷管，后者把雷管秘密运出去。炸车、翻车、炸军火库，都离不了雷管，这是最有用的武器。作法上，用明暗两手。比如，对你的可靠盟兄弟，不能一下子挑明，别把他吓回去，让他不知不觉地给捎点，说是走私的东西，逐渐发展。至于伪警察，你承担替盟兄弟借50块钱，咱绕个弯，让他打收条，有个把柄，不怕他以后不听指挥。爱小便宜的人，他谁都侍候。你放心吧？”

王森这一席活，说得张炳熙如梦初醒。他连连说：“好，好，咱就这么干。”

王森冷静地嘱咐张炳熙：“最要紧的是沉着，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说露馅的话，处处作事要自然，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收拾鬼子。这种事也不能叫嫂子知道，她害怕，容易露馅。让她出去推销烟卷搞点收入，也是重要工作。”

“伪警察的事，你出面承揽，替你盟兄借款还账，先让你盟兄随车走开，尔后我写好一张借据，你具名替他借款，伪警察签名收款，我放款。找个饭馆吃一顿，让他好好喝一顿酒，跟他交个朋友，让他沾点小便宜，他会为咱服务的。”

当晚，张炳熙找到那个伪警察，说好两日内借到款如数给他，当下就认了朋友，连王森在他家的临时户日，伪警都包下来了，还说：“如果日本公司的经销老板(指王森)看得起我的话，我愿意效劳。”

就这样，王森发展张炳熙参加了平津地下抗日小组的活动，让他负责开展正太铁路线上的工作。王森在阳泉的时候，给张炳熙签发了代销日商烟卷的委托书。从此，他门上挂出了代销店的牌号。第三天中午临上车时，伪警察非常殷勤地把王森送上了火车。

一个月后，在天津收到张炳熙的那位火车司炉盟友，从煤车上秘密由阳泉运来的第一批雷管。

抗战期间，王森指挥的平津地区地下抗日小组，搜集日军情报，指挥爆破敌占区各铁路(平津、平包、北宁至山海关)及沿线重镇的日本军火库，并在津塘港口烧毁敌人的舰船。有一次，还混入了日军的军械修理所，炸毁了数辆日军刚刚修好的坦克。

在这个地下抗日小组里面，有位当时十几岁的女组员，值得说一下。她的名字叫于佩文，七七事变后辍学在家的她，加入了王森领导的这个抗日组织，她和同伴们一起参加了多次对日本侵略者的爆破行动。1938年，由于身份面临暴露，于佩文改名于蓝，奔赴延安，从此走上了艺术的道路。1962年，她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1965年，主演红色经典电影《烈火中永生》，她扮演的江姐成为银幕上永恒的经典。

于蓝饰演的江姐与赵丹饰演的许云峰

王森在平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底，才公开身份。解放后，王森的职业生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万金油”式的干部。先是在经济战线上，担任过国家贸易部对外贸易司亚洲处处长、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轻工业进出口总公司首任总裁等职务。后来进入了司法部门，出任北京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接下来又去了北京市文联工作，一年半后，又转入外交系统，就任中国驻丹麦王国大使。

出任驻丹麦王国大使时的王森（中）

当完大使，王森从外交部来到中科院651设计院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成为一名航天人，参与见证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设计过程，并看到了它在1970年4月24日晚成功上天的时刻。1979年11月，年过七旬的王森被组织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他不顾年迈，坚持深入到“老、少、边、穷”地区调查研究，就尽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等问题，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了多项意见和建议。1987年10月，王森离休。

1995年，王森回到故乡山西临县，看到家乡还没有脱贫，学校资金短缺，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忧心如焚，便找到县政府，表示愿意拿出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和稿费3万元，在母校碛口中学设立奖学基金。尽管王森平日粗茶淡饭，生活极为简朴，可他还是再次降低了自己的生活费用，每月除给自己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外，将自己的所有收入，包括稿酬、组织上颁发的奖金、赠送的慰问金全部寄给该校，以补充奖学基金。而且自1995年以来，他每年还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为母校碛口中学购买图书，为碛口乡所管辖的34所从未订过报纸的山村小学各订一份报纸。

2008年3月31日,王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他临终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北京医院作病理解剖。

王森热爱文学创作，涉猎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政论、革命回忆录等，迄今已出版《黄河上游的船夫》、《取枪记》、《407号图纸》、《神鬼人》、《塞上红旗》、《初春的故事》、《黄河九曲十八弯》、《从吕梁到平津》等1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

王森晚年照片

最后，借用一首诗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吧。这首诗是王森晚年时，一位朋友探望他后，有感而写的。

少时拼读绩口街，穷而有志离家园。

绥宁为党搞活动，京津与敌巧周旋。

丹麦王国任大使，京都文坛著鸿篇。

愿将残阳照故里，敢教晚辈着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