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河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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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也有自己的“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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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家有言“大河文明”“海洋文明”等诸如此类者,常把这些名词与特定的文明对应,下意识地去谈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黄河—长江、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之类,觉得这些地方的文明才是“大河文明”或者“海洋文明”。但稍作思索,我们就应该明白:首先,亚欧有河海,非洲也有河海;其次,“大河文明”“海洋文明”更多的是在说一种特定自然条件与特定人群互动的机制,非洲人当然也会跟他们所在的河流或海洋有自己的互动——也就是说,非洲也有自己的“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

  非洲的大河与古国

  就大河而言,非洲主要是尼罗河、尼日尔河、刚果河、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

  首先是尼罗河。古埃及自不待言,但古埃及并不是这里的重点,我们要谈的是从第一瀑布再往南的地方。在现在埃及南部和苏丹共和国所在的广大地区,曾有库施和之后的努比亚基督教诸王国;然后进一步往南,直到尼罗河源头所在的大湖地区,在涉及现在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西部、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曾有尼奥罗、干达、恩科尔、托罗等一系列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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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罗河

  在尼罗河诸国中,库施最为知名。库施最初应是古埃及南部边疆延伸的产物。按照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库施早期占主导地位的人群是古埃及的南方戍边者和贸易远征者,后又有这些人和当地人的混血后裔。库施前期立都尼罗河第四瀑布地区的纳帕塔,一度颇为强盛,其统治者还在埃及政局不稳时武装进入埃及,建立了古埃及历史上的“黑人王朝”。只不过待埃及稳定之后,他们又被逐出,并被迫离开纳帕塔进一步往南,形成了一个以尼罗河第五和第六瀑布之间的麦罗埃为中心、更加去埃及化的国家。而就是在麦罗埃,后世的人们发现了至今尚未完全释读的“麦罗埃文字”,还有考古学家发现了成堆的铁矿渣遗存——甚至有人称麦罗埃为“非洲的伯明翰”,这可说是对非洲文明的一种高度认可了。

  其次是尼日尔河。尼日尔河是一条蜿蜒于撒哈拉沙漠南部和萨赫勒地带的大河,它在今马里境内有一片河曲谷地,在大片的干旱地带里呈现着水乡的景色。这片颇有“塞上江南”风味的地方,吸引了大批寻求财富和新异产品的人。当时地中海世界的人们用骆驼驮着欧亚的制造产品,跨越撒哈拉沙漠,从黑色皮肤的居民手中换取黄金、奴隶等。在跨撒哈拉贸易的推动下,一些城镇兴起,逐渐形成一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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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尔河

  城镇中最引人注目者是廷巴克图,它被称作是“骆驼与独木舟相会的地方”,即南地中海世界文明与热带非洲文明的交流碰撞地。而在国家中,则是非洲历史书写者总会提及的“西非三古国”:加纳(Ghana,不同于今加纳共和国)、马里(Mali,不同于今马里共和国)和桑海。这三个国家控制着往南进入热带非洲黄金产地的门户和往北通向北非、地中海世界的撒哈拉沙漠商道,由此而发展起来,马里和桑海更是不断壮大。

  马里国家的统治者曼萨·穆萨曾于14世纪20年代前往西亚朝圣,他一路挥洒黄金,在埃及和西亚引发震动。约半个世纪后,肩搁权杖、手举金球的曼萨·穆萨形象出现在欧洲人的地图上。在随后的数百年里,这个形象慢慢地演变成欧洲人心目中的西非内陆“黄金国”的象征,并成为激发19世纪欧洲人前往西非探险和扩张的一个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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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萨·穆萨

  比马里更强大的桑海,它为南来北往的贸易提供保护,也为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条件,一度使廷巴克图成为撒哈拉地区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但是,桑海在与摩洛哥的争衡中败亡,中世纪西非的荣光也到此终结——当19世纪欧洲探险家到达廷巴克图时,他们所见更多的是沉静苍凉而非熙来攘往。

  刚果河与刚果王国

  再往南是刚果河。刚果河从流域面积上来说是世界第二大河,它流贯非洲大陆的中央腹地,一条条水量丰沛的支流在赤道南北的雨林中穿行。外界人们对刚果河流域的印象往往是异彩纷呈的野生动植物,再就是赤身裸体的“野蛮黑人”或者俾格米人。其实,除了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之外,这里还蕴藏了丰富的矿产——在前殖民时代,人们所知并能用的主要是铜。在这种丰实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刚果河流域提供了文明发生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这里也有能伤及人畜性命的蚊蝇和疾病,但这种威胁往往是就外来者而言,而非本地人之忧。

  刚果河流域国家中,在内陆主要是卢巴、库巴和隆达;出海口国家主要是恩东戈,而能从内陆到沿海广大地区宣示存在的则是刚果王国。

  刚果王国兴起于14世纪末,在最鼎盛时期能控制或影响从大西洋沿岸到宽果河、涉及今刚果(金)西部、刚果(布)整体、安哥拉北部等的广大地区。葡萄牙人从15世纪末开始涉足刚果,他们给刚果王国带来了基督教,也带来了奴隶贸易。基督教和奴隶贸易,看起来是两个截然对立的存在,但却在刚果王国发生了灾难性的结合。对于基督教,刚果王国中有人接受有人抵制;对于奴隶贸易,刚果王国中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由此又衍生出一系列排列组合,宗教、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刚果王国发生了复杂的交互,造成了种种冲突与分裂。葡萄牙人乐见此景,总是寻机介入刚果王国的宫廷内斗以及刚果王国与其藩属的分合之争。19世纪时,刚果王国已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刚果河流域地区被瓜分,刚果王国不复存在,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且深入人心的历史存在。当“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仍有刚果民族主义者想要恢复古刚果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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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果河

  赞比西河——林波波河与大津巴布韦

  越过刚果河流域再往南,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形成一片“两河之地”。“两河之地”涉及东南非现在的几个主要国家,主要包括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大部、赞比亚东南部、博茨瓦纳东北部和南非东北部。东南非内陆大部为高原,气候适宜,除了适合放牧、种植外,还有可以简易开采的金矿;此外,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两河流入印度洋,又能借印度洋与亚欧联系。这种内部自然资源基础和内外联系优势催生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殖民时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明:石建文明。在石建文明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大津巴布韦”。


​  大津巴布韦遗址位于今津巴布韦共和国东南部,占地约720公顷,分成“大石围”、谷地建筑和山地建筑三部分。其中,大石围主体周长约255米,石墙最高约10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的古代建筑之一。在大石围内有一座锥形塔,至今仍无法确定这座塔的用途,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座谷仓,但更多的人认为它应与宗教、仪式相关。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内发现了非洲本土的陶器、石碗、石雕、黄金制品以及茅屋遗存,还发现了产自外部世界的瓷器、玻璃、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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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津巴布韦遗址

  大津巴布韦遗址之所以著名,除了因为它本身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外,还因为它一度深陷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争论中。当19世纪白人进入大津巴布韦时,他们在讶异之余,坚决不肯相信这样的石建是出自非洲人之手。在白人看来,非洲黑人不可能有建造石建的技术,也没有建造石建的需要,他们只会造茅屋,也只需要茅屋。为此,一些探宝者、业余考古人士等设想出了种种可能,说大津巴布韦是《圣经》中向所罗门王输送黄金的“俄斐”,说大津巴布韦的建造者是腓尼基人或者阿拉伯人,如此等等。

  进入20世纪后,一些人经过专业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后,指出大津巴布韦应是非洲人的杰作。这其中,女考古学家杰特鲁德·卡顿·汤普森发挥的作用最大,她对大津巴布韦遗址进行了专业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肯定大津巴布韦是非洲人的杰作。后来,又有一位叫罗宾逊的考古学家带队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山地建筑部分进行发掘,他们发现了一处未受破坏的遗存点,并在这个点的地层深部发现了有茅屋支撑桩痕迹的残留土块。据此,罗宾逊等人进一步确认了大津巴布韦是出自非洲人之手的观点。此后,虽然争议仍存,但一般情况下都已认定了非洲人在大津巴布韦文明中的主体地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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