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在基因事件上的批判视角：与国内某权威媒体报道的对比

在上一篇中，笔者详细分析了基因事件爆发的原点，是一篇来自国内“权威”媒体的极其缺乏新闻素养的报道，报道对民众的正常认知造成了巨大冲击以致于短时间产生了舆论的混乱，随后又在别的专家和媒体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中悄然删稿。

（上篇原文链接：​ 基因婴儿爆发的原点：一篇负分的“权威”媒体报道 评论 6 国内）

对比这篇国内的“权威”媒体的报道，几乎同时同地对基因事件进行报道的美联社的稿件展现出了极为不同的批判视角。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欧美媒体向来有着自己的有缺陷的报道框架，那就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形成的批判视角去看待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对比美联社和该“权威”媒体的报道，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报道中批判视角，或者说质疑精神的重要性。

美联社报道原文：

“Chinese researcher claims first gene-edited babies”

中国研究者宣布第一对基因婴儿的诞生

一位中国研究者宣布他协助制造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他说他使用了强大的新基因工具，转变了一对本月出生的双胞胎女婴的DNA，这足以改写她们的人生蓝图。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将会是科学和伦理上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跃进。

某美国科学家说他参与了这次中国的研究工作，但是这类基因修改实验在美国是被禁止的，因为基因的改变可以被延续到未来的世代并有伤害其他基因的风险。

许多主流科学家认为这次的尝试太不安全了，其中一些甚至谴责这篇中文报告书为人类实验。

研究者贺建奎说，在受孕治疗期间，他改动了七对夫妇孩子的胚胎，到目前为止有一对夫妇怀孕。贺建奎表示，他的目的不是治疗或预防遗传疾病，而是想赋予人类天生不具有的特征——抵御艾滋病毒（HIV）的感染。

贺建奎说参与治疗的夫妻拒绝透露姓名，也拒绝采访，他不会说他们住在哪儿，也不会说这项基因改变工作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

一位中国研究者称，他协助制造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但是没有人支持这项争议巨大的实验。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可以独立证明他声明的东西，并且他的研究也没有被发表在任何学术期刊从而接受其他专家的审查。周一他在香港向基因编辑国际会议的组织者之一透露了这一消息。该会议将于周二开幕，此前他还接受了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独家采访。

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深感责任重大，不仅要开创先河，还要做出示范。”是允许还是禁止此类科学，“社会将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一些科学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并表示强烈谴责。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基因编辑专家、遗传学杂志编辑基兰·穆斯努鲁(Kiran Musunuru)博士说，这是“不道德的……这是一项在人类身上进行的实验，在道德或伦理上都站不住脚”。

加州斯克里普斯转译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的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博士说：“这还太不成熟。我们处理的是人类的使用说明。它关系重大。”

然而，哈佛大学著名的遗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支持为预防艾滋病而进行的基因编辑，他称艾滋病是“日益严重的重大公共健康威胁”。

丘奇在谈到这项研究的目的时说，“我认为这是正当的。”

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相对简单的编辑基因的方法，即控制人体的DNA链。这种被称为CRISPR-cas9的工具可以对DNA进行操作，提供所需的基因，或者使引发问题的基因失效。

它只是最近才被用于治疗成年人的致命性疾病，而且这种改变仅限于病人本人。编辑精子、卵子或胚胎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变化是可以遗传的。在美国，除了实验室研究，这种做法是被禁止的。中国禁止克隆人类，但没有明确禁止基因编辑。

贺建奎曾在美国的赖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后来回国在深圳的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开设了一个实验室，他在深圳还拥有两家基因公司。

美国物理学兼生物工程学教授迈克尔·迪姆(Michael Deem)在这个项目上与贺建奎有合作，他是贺建奎在赖斯大学读书时的指导教授。迈克尔·迪姆持有这两家公司的少量股份（据他说），是这两家公司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贺建奎说他在实验室里练习了若干年编辑老鼠、猴子和人类的胚胎，并为他的方法申请了专利。

他说他之所以选择对艾滋病病毒进行胚胎的基因编辑，是因为艾滋病毒感染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他尝试让一种名为CCR5的基因失效，这种基因会形成一种蛋白质通道，允许艾滋病病毒进入细胞。

他说参与该项目的所有男性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而所有女性都没有，但基因编辑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小的传播风险。标准的艾滋病药物可以很好地抑制这些父亲的感染，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防止他们感染后代，不用改变基因。

但是，它的吸引力在于能为双方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夫妇提供机会，让他们有可能生下一个免受类似命运影响的孩子。

他通过北京一个名为白桦林的艾滋病宣传组织招募到这些夫妇。该组织的领导人白桦(化名)告诉美联社，艾滋病毒感染者在被发现感染后，失去工作或无法获得医疗的情况并不少见。

以下是贺建奎对基因编辑的描述：

基因编辑发生在试管受精或实验室培养皿受精过程中。首先，将“清洗”精子，使其与精液分离，精液是艾滋病病毒潜伏的地方。一个精子被放入一个卵子中形成一个胚胎，然后添加基因编辑工具。

当胚胎3到5天大时，一些细胞被移除并检查是否被编辑。夫妇们可以选择使用编辑过还是未编辑过的胚胎来尝试怀孕。他说22个胚胎中有16个被编辑过，在双胞胎成功被植入之前，还尝试过6次，使用了11个胚胎。

他说，测试表明，双胞胎中一个具有改变后的基因的两个副本，而另一个只有一个副本被改变了，没有证据显示其他基因受到了伤害。携带该基因一个副本的人仍然可能感染艾滋病毒，尽管非常有限的研究显示，携带该基因一个副本会减缓感染者健康状况的衰退。

一些科学家查看了他提供给美联社的材料，认为到目前为止测试还不足以排除基因编辑可能造成的伤害。

许多科学家在审视了他提供给美联社的相关材料后认为，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基因编辑已经排除了对人类有害的因素。他们还根据提供的资料发现贺的编辑是不完整的，至少有一个婴儿看上去是由发生众多改变的细胞拼凑而成。

丘奇说，如果只是某些细胞被改变了，依然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这几乎相当于没编辑”。

丘奇和穆斯努鲁对研究者决定使用其中一个胚胎尝试怀孕提出质疑，因为中国研究者说他们事先知道，预期基因的两个副本都没有被改变。

穆斯努鲁说：“对那个孩子来说，她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预防艾滋病的保护，却面临着很多未知的风险。”

丘奇说，这透露出研究者主要想测试基因编辑而不是避免患上艾滋病。

即使基因编辑得很完美，没有正常的CCR5基因的人也会面临感染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比如西尼罗河病毒，死于流感的风险也会增加。穆斯努鲁说，避免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方法很多，即使感染了，也可以进行治疗，令人担忧倒是其他的医疗风险。

对于贺建奎所描述的他的工作过程也存在着质疑。他在开始工作之后很久才发出正式通知——显示11月8日进行的临床试验注册。

我们不清楚试验参与者是否明白试验的目的，潜在的风险和益处。例如，同意书称该项目为艾滋病疫苗开发项目。

赖斯大学的科学家迪姆说，可能的参与者签署同意书的时候他在中国，他“绝对”认为他们能够理解其中的风险。

迪姆说，贺建奎和他一起在赖斯大学进行疫苗研究，认为基因编辑类似于疫苗。

“这可能是外行的描述方式，”他说。

迪姆和贺建奎都是物理学方面的专家，没有人类临床试验的经验。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说，他清楚地解释了项目的目的，告诉参与者以前从没有人尝试过编辑胚胎的基因，也告诉他们这是有风险的。他说，他还会通过该项目为每个受孕的孩子提供保险，并计划对这些孩子进行医疗随访，直到他们年满18岁甚至更大。当然他们成年后，要得到他们的同意才会这样做。

他承认，在这个项目的安全性得到分析以及该领域的专家发表评论之前，会暂缓进一步的尝试。但研究人员并没有事先告知参与者，一旦第一对夫妇怀孕成功，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尝试他们登记的东西了。免费的不孕治疗是他们获得的一部分待遇。

贺建奎为他的项目争取到了深圳和美妇幼医院的审批，但该医院不是他所说的为自己研究尝试提供胚胎的四所医院之一。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这项研究的性质一无所知，贺建奎和迪姆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一些参与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被透露出去。

深圳和美妇幼医院的管理者兼伦理小组负责人林志同（Lin Zhitong，音译）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乎道德的。”

他说处理可能含有艾滋病毒的样本的医务人员都是知情的。贺建奎实验室的胚胎学家秦金州（Qin Jinzhou，音译）向美联社证实，他进行过精子洗涤，注射过基因编辑工具。

贺建奎说，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不是伦理学家，但“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他们像伦理学家一样有权威性，因为那关系到他们的生命”。

他说：“我相信这会帮助到那些家庭和他们的孩子。”如果引发了意外的副作用或伤害，“我会像他们一样痛苦，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

美联社的批判视角

贺建奎的这次对实验结果的发表目的在于11月27日即将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基因编辑峰会，这次峰会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和香港科学院联合举办，因此当时对贺建奎这一实验结果报道的媒体不单单只有国内的这家媒体，还有诸多国外媒体。在时间上，美联社与国内这家媒体的刊发时间几乎一致，但是报道中出现的词句所反映的框架完全不同。

在开头上，美联社的报道是这么写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将会是科学和伦理上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跃进。一位美国科学家说他参与了这次中国的研究工作，但是这类基因修改实验在美国是被禁止的，因为基因的改变可以被延续到未来的世代并有伤害其他基因的风险。许多主流科学家认为这次的尝试太不安全了，其中一些甚至谴责这篇中文报告书为人类实验。”

在其后，美联社对贺建奎本人进行了采访，引用了他本人的说法后，对他说法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并这样写道：“没有任何可以独立证明他（贺建奎）的声明的东西，并且他的研究也没有被发表在任何学术期刊从而接受其他专家的审查。”

之后，在该报道中美联社还采访了与他一起工作的一名名叫Michael Deem的美国研究人员，并通过他的说法对贺建奎进行了二次佐证。但是在此后，美联社继续采访了其他与此实验无关的科学界，并这样写道：“许多科学家在审视了他（贺建奎）提供给美联社的相关材料后认为，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基因编辑已经排除了对人类有害的因素。他们还根据提供的资料发现贺的编辑是不完整的，至少有一个婴儿看上去是由发生众多改变的细胞拼凑而成。”

同时，美联社也引用了上述国内某权威新媒体引用的丘奇教授的说法并做了更为全面的采访。采访中丘奇教授虽然对基因编辑上新的尝试是抱有一定乐观态度的，但是对贺建奎的实验是质疑的。报道中这么写：“丘奇和穆斯努鲁对研究者决定使用其中一个胚胎尝试怀孕提出质疑”，“这个对胚胎的使用透露出研究者‘主要想测试基因编辑而不是避免患上艾滋病’，Church说。”

总而言之，虽然也有国外媒体在对中国相关情况进行报道的一贯以来的批判倾向，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批判视角和多元情报源在新闻报道中是必不可少。

其中的很多问题，在事件爆发后的当天下午同样受到国内众多专家和媒体的质疑，并且直到今天，美联社提出的部分疑点仍在不断地被调查机构和国内媒体深挖。

这其中展现出的新闻素养孰高孰低，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