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立：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发展中国

彼得.德鲁特

21世纪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相结合并获得发扬的世纪，两者缺一都将寸步难行。西方企业管理经验与中国式的智慧相融相通是对我们中国现代职业经理人的建设的新的要求与新目标。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盘古智库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上海市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秘书长张礼立，文章来源于张礼立博士个人公众号。

为何德鲁克会认为那些优秀的领导者（企业家）是那个世纪的英雄？为何德鲁克会有如此多的管理战略思维？我想，每位尊敬的朋友老师可能都有您自己的答案。

我的理解，或许是他身临了二战的残酷，切实体会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再加上对商业管理的天赋。从《旁观者》中，我深切感受到多源文化环境对德鲁克最后成为现代管理大师所起的作用。让我更相信DNA的重组需要蛋白质的改造，多源融合所产生的智慧是无限的。我们身处数字化时代的启源时期，机会难得。

11月19日是彼得·德鲁克诞辰109周年。让我想起我读的第一本大师的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感受震撼并且深受其影响，直到现在很多话都让我记忆犹新。我想借此短文分享几点我的感悟。

除非立刻努力践行，否则计划只是美梦   - 彼得 德鲁克

“计划本身无足轻重，但规划却至关重要”，这是美国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句名言，而事实上他的原话是“我发现备战时所做的计划往往无用，但规划必不可少。”从企业架构的角度来看，结论竟然高度一致。

计划是做规划的成果，而规划过程则是让企业去理解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改变、改变的途径又有哪些。也就是说，企业管理，我们既需要战略，也需要战术应对。

企业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除非立刻努力践行，否则计划只是美梦”。如果将艾森豪威尔关于做规划的观点同这一观点结合起来看，我们似乎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计划只有在实践后才有价值。因此，对于任何着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而言，企业架构不仅能提供调整企业结构的规划过程，同时在实现改变及期望的结果所需的活动中指导所有人。

战略和战术是两个源于军事活动的概念，战略的一般理解是比喻决定全局的策略，而战术则是比喻解决局部问题的途径。战争是在战略层面，而战斗属于战术层面。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似乎并非完全正确。企业的管理层可能将商业项目看作是支持战略层面的战术元素，指挥具体项目的项目经理也有战略，还要将战术看作与各个业务利益部门相关的战术。

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见吴主孙权时说了这样的开场白，“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诸葛亮的这三言两语暗藏玄机，将战术与战略融为一体，堪称经典。另一个从军事用语引入商业的战略元素的人便是德国军事战略家克劳斯威茨，他提出“重点突破战术”或称之为“主要聚焦”。

当我们跨步进入工业4.0和智慧互联网时代，企业要做到人人互联、物物互联、产品与服务互联、公众与政府互联，全产业链环节都要有竞争力。效率不仅是成本，更在于要有一本万利的潜能。经营模式的创新必须与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参与全球竞争。

管理者的工作必须卓越有成效，而有效性是一种自我训练。- 彼得 德鲁克

能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一定是主动精神而不是运气。 

今天的企业管理者们很多似乎都在为90后甚至是00后的团队管理而烦恼。90后、00后团队没有60后和70后的那种“责任感”，也没有

80后的“追求感”，这样的团队日渐成为了当下企业的主力军，企业家们应该主动探索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常态，在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大时代机遇下，探索如何主动寻找适合的创新管理思维。

我们要不断去找聪慧者，要找我们的“启蒙”老师作为指导，而不是“启蒙”老师来找我们，如果“启蒙”老师指出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去接受，去改正。

数据在未加工过、未经分析的事实之前被称为裸数据。大数据时代的初期是网罗裸数据的天下，毕竟数据分析模型是需要行业的累计和沉淀。于是，再多的裸数据对管理者来说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直接用处的，只有经过分析和处理后才可变成信息。达标管理思维在目前不同来源的信息系统和多个孤立的管理平台的背景下很有可能对企业管理就是治标不治本。

大部分的企业管理者都对此有共识，才会有企业家提出“去KPI化”的想法。我们从信息系统运维管理的角度来看，认识错误是问题的一种状态，然后要对已知错误进行控制，进入到“错误控制”的阶段。错误的确认要从找到问题的根源开始。但是找出问题的原因，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只有知道和掌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使“知识”转化为“行动”，知识才能变成力量。

但是信息还不是“知识”。“信息”是指知道一些事，而“知识”却是指“知道如何去做”，是“使行动达成的能力”。我们的企业管理层每天有大量的工作是在做错误控制的动作，是为最终解决问题寻找办法或方案，它是回答“怎么办”的，其关键是解决方案可靠有效。它实质上是使信息最终转变成知识的过程。问题就在于“问题控制、错误控制”都属于反应性管理思维，是“亡羊补牢“式的被动管理思维。

这里我并不是建议大家放弃掉所有的“问题控制、错误控制”的方法和机制，而是建议学会“0＋1”的思维和考虑，结合企业利益至上的精神，秉承开放思维，把提高团队战斗力做为企业的生命力，鼓励勇于开拓、勇于进取的管理新思维。主动式的管理思想注重分享，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分析运行趋势并找出那些潜在事件，以“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点”的改善思维来不断提升企业的方方面面，包括成本结构、质量和效率。

经理人是企业中最昂贵的资源，而且也是折旧最快、最需要经常补充的一种资源。- 彼得 德鲁克

建立一支管理队伍需要多年的时间和极大的投入，但彻底搞垮它可能不用费多大劲儿。

为何德鲁克非常强调职业经理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呢？

西方文化以科学为主要支柱。科学的精神在于求真，管理重视真实性。现代企业需要求真精神，使它特别重视对事物的分析性探究，在思维模式上善用分析性思维。于是捕入人们眼帘的是与“分析”有关的概念：分部、分类、分层次、分科、分目、分型、分级等等，可谓细致入微。 

另外一方面， 西方管理科学由于善用分析方法，其结果是越分越细，更重视事务的细节，于是细节管理应运而生，“细节决定成败”的命题成为警示名言。而重视细节势必导致重视细节的量化。于是分析过程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既是定量分析就要拿数字说话。

于是科学研究就与数字化，数据库结伴而行。因此，凡科学就必须量化，量化的精确度越高其科学化程度就越高。西方科学相信用数字说话，因为数字式显性的看得见的而且可以测评、比较，于是各种参数、指标纷至沓来，再根据这些参数、指标去给管理流程定制标准。定下标准，就可以评估工作是否达标，是否存在误差，然后又考虑怎么可以纠偏和补救误差，这就又导出了控制的管理思想。

职业经理人是现代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石。

新时代发展，随着创新创业的持续推动，现代中国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人数必将不断增加。 企业无论是从对经理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着史无前例的高需求。

企业的目标能否达到，取决于经理人管理的素质，也取决于如何管理团队与员工。基层干部主要也取决于高级经理人的管理能力。 

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基石，以求善为主。人心向善，求善事人性化的要求。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中之一。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人的地位，中国管理哲学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求其不一定能达到善的层次，但求善应该以求真为基础和前提，善的层次高于真。

世界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多元化是必须的，是宇宙生长的动力，但不能违反宇宙定于一的自然规律。我相信，21世纪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相结合并获得发扬的世纪，两者缺一都将寸步难行。西方企业管理经验与中国式的智慧相融相通是对我们中国现代职业经理人的建设的新的要求与新目标。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

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