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写了一篇短文:《论 “费厄泼赖 ” 应当缓行》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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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初写这篇短文的初衷是针对当时的知识界中一批“公知们”(当时被鲁迅称为“仁人们” 或 “土绅士“ )忽略中国国情,一昧鼓动中国社会应当紧跟西方列强提出的“费厄泼赖” ( 即 fair play ,“公平游戏” 之意)从事国际,国内交往。这本来是好意,但是有的知识分子往往说话冒尖,先抬高西方话语权,却又贬低本国民众素质欠缺。鲁迅先生对此气愤不过,写下此文。文章虽短,战斗力极强,深刻解剖了中国少数文人仰人鼻息的虚伪,驳斥了西方提出的“费厄泼赖”的“双标”特点(鲁迅称“双标”为“两重道德” ),呼吁国人明辨是非,分清曲折,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不要盲目跟着洋人的声音走路。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已经历时96年,今天读来依然充满活力,其战斗性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有丝毫减弱,相反却有如陈酒,越久越香,忍不住写几句《 再 “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沧桑之感,倒像是就是写在当下,写在今天。

96年了,世界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可是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千变万变,却总有一样东西似乎一直不变:西方政客们的傲慢与偏见始终没有变化。100年前的西方呼吁世界都要有“ fair play ”的精神,是因为当时的世界面临经济动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西方资本家赚钱的机会大大缩小,各国需要增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这肯定伤及资本的利益。于是西方开始鼓吹大家要“fair play ”, 把体育赛事中的口号引申到市场交易之中。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西方用“fair play “约束穷国的发展欲望和努力的时候,“fair play” 早已经变质走形了,它成为西方掠夺穷国的护身符,又成为限制穷国求翻身的紧箍咒,自然引起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中国有识之士的反对。

所以,鲁迅先生干脆直说了:现在还不能一味“ fair ” (公平)。

鲁迅先生的观点简单明了,他说 :中国自有特别国情,......(西方)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 “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

他还说:所以,(我们)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他也“费厄”了,然后再与他讲“ 费厄” 不迟。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为鲁迅先生的一针见血和洞若观火的睿智鼓掌叫号。鲁迅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看到西方国家政客们的所言所行与他们的祖先如出一辙,鲁迅先生一定会痛心疾首,不知会如何痛斥西方“洋绅士”们的顽固不化和无耻之极。

远的不说,就说这一百年中,西方政客一直用“费厄泼赖”,对穷国谆谆教诲,尽力洗脑。要让全世界按照他们制定的规矩,规则说话行事,稍有反抗,即刻加以训斥。尤其是拜登总统上台以来,更是不厌其烦的鼓吹大家要按“基于规则的体制”和“法律”办事,可是恰恰是他们自己 就是 “ 不配承受 fair ”的一群人。当中国认真和他讲“fair”是,他却从不讲什么“fair”,结果总是让中国吃亏,吃大亏 !

所以,鲁迅先生反复告诫我们,要“费厄”时,先要看清对手,还要有等差(区别对待),必须视对手如何而施。因为,“ fair 不当,反给恶势力占便宜”。

现在的美欧日澳的所做所为,没有跳出鲁迅先生所言!实在是历史对西方 fair play 的嘲弄。

鲁迅先生何其英明,铁面无私,他在96年前为西方政客们的画像,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我们惊叹鲁迅先生的深刻洞察力的同时,也惊叹西方政客们的顽疾一脉相承,已经无可救药。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鲁迅先生之所以大谈“费厄泼赖”缓行,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人反对“痛打落水狗”,故而搬出 “fair play” 这个幡旗,保护那些如今成为“落水狗”的恶人,要求革命者对那些曾经的害人,害民者手下留情,自然受到鲁迅等革命者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近百年的这场论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世卫组织迫于某些国家的压力,再次要求中国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这对“常识”既是严重伤害,更是对“科学”的侮辱性更强的歧视性要求,这时他们的“ fair ”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进行必要的溯源调查呢?他们在刻意回避什么?掩藏什么?这时如果中国对他“fair”了,可是他们对中国并不打算“fair”,最后吃亏的又是中国。

所以,没有前提的“fair”,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fairness”的。

由此我想把此文题目更新为 《 再 “论费厄泼赖应该慎行》似乎更切合今天的形势:对西方少数政客的“fair”要求,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

诚如鲁迅先生最后所建议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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