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亏于溃——一战爆发前约瑟夫•霞飞失败的法军条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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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国内舆论却对战争英雄法军统帅霞飞大加指责，挨骂的程度一点不比其对手小毛奇逊色。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普法战争的惨败令法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身边崛起了一个人口和经济实力远超自己的德意志帝国。法军将领时刻牢记昔日的屈辱，参照德国的军事预算和兵力作为自身的标杆，密切关注着德军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武器，力图让法军和武器装备在质量上压倒德军。

随着摩洛哥危机（1905年）和巴尔干战争（1911年）的爆发，法国人惊恐地发现不久的将来与德国难免一战，当德军于1912年再次开始扩军时，绝大多数法国领导人都认为德国对自己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雷蒙·普安卡雷在1913年成为法国总统后，高举“对德复仇”的大旗，上台伊始就就设法通过了“三年兵役法”，以此作为德国扩充常备军的回应。不过，普通民众显然与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意见相左，40年前的那场战争留给普通法国人的屈辱已然逐渐淡漠，仅仅是为了爱国的名义而投入一场战争，显然远不如和平安宁的生活有吸引力。1914年初的两次选举似乎证明了多数法国民众对“三年兵役法”和进一步增强法俄军事同盟缺乏热忱，甚至有相当程度的反感。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显然在政治手段耗尽之前谁也不愿意轻启战端。考虑到法国难以单挑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于是法国的外交官们尽心竭力地改善对英和对俄关系，希望能以更加有效的战略态势来应对德国的威胁。俄国显然是最佳结盟对象，法俄结盟将使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昔日俾斯麦在位时通过熟练的外交手腕在整整二十年内避免了这一窘境的产生，但随着“铁血宰相”的离职，德国的外交官员们已然玩不转这一套了。法俄两国的关系迅速打得火热，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很快就表明了态度，于是两国的军事同盟在1894年之前就确定下来了。

从此，法国人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都按照这样一条基本思路：一旦开战必定要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两国的总参谋部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必须互相通告，召开商定会议，并建立起有效的联络机制。他们都相信，再强大的德国也难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无论何种情况下，击败德国军队均是联军最优先并且最急迫的任务”，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会属于德国人。在1910年的会商上两国进一步确定了如下原则：两国军方代表均认为德军将会集中全力对付法国，，而以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牵制俄军。法方代表强调，法国希望俄国在战争爆发初期就立刻对德国发起全线进攻。在1911—1913年的几次会商中，这一点又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相比法俄之间好的蜜里调油的关系，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则显得更加微妙且不确定，直到两国间解决了殖民地问题上的纷争，两国军方才逐渐走近。最初，英国人只愿意提供海上支援，但1911年之后法国提出一旦战争爆发，英国最好能派出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进入欧洲大陆参加地面战斗。虽然英国人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法国人始终觉得英国人的承诺有点不靠谱，到时候英国佬只要找借口拖延一下，法国人就得在一段时间内独自面对德军在西线的压力，因此相比之下法国还是觉得俄国的承诺更容易兑现。

在意大利承诺保持中立之后，法军的战争计划只剩下比利时这一变数了。霞飞就任法军总参谋长后，曾态度鲜明地向普安卡雷总统表示一旦战争爆发，法军要在第一时间入侵比利时和卢森堡，从北侧绕过德军经营良久的防线，获取战略主动。虽然法军领导层极力向政府领导人灌输先发制人的思想，但最终未获批准，有意思的是，政府相关人士反对入侵中立国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尊重国际法，而是顾忌英国民众及其政府的反应，最高国防委员会决定只有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后法军方可进入比利时境内。

法国军方对政府领导人的态度略有失望，但他们觉得实际上影响并不大。以当时的战争模式来说，如果德法之间要爆发战争，德军必定要预先完成部署并展开所有部队后才能发动进攻，到了那时法军也该完成集结并确定主攻方向了。霞飞判断德国人肯定会入侵比利时的，届时英国人也必然会站在法国这一边，因此他制定的法军展开方案中仍然含有一套法军提前进入比利时的预案。

由于法国领导人始终担心军队内部出现一个类似拿破仑似的强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分散并削弱职业军人对军队的影响力，更竭力避免在和平时期将法军交由某个将军统一指挥。这样的顶层设计虽然让文官政府牢牢掌握着军权，但分割的职权和互相独立且互不统属格局显然将法军指挥权置于分散且低效的层面。不过，普法战争惨败的结局也让法国意识到参谋军官的重要性，为此从1876年起，法军开始挑选高素质的尉官进入最高战争学院深造。培训结束后，这些军官将在在野战部队和后方参谋岗位上定期轮换，并每年进行长时间的参谋旅行作业，因此最高战争学院的毕业生在制订计划、部队机动、后勤补给和搜集分析情报等方面表现出了绝佳的军事素养。

法军参谋部先后制订了17份战争方案，不过这些方案实际上都是有关军队动员、集结及部署展开的计划，并不是军队展开后所采用的具体作战指导计划。早期的法军集结方案均以防御为主，主要是依托法德边境的默兹河和摩泽尔河的众多支流进行，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丢掉了阿尔萨斯—洛林，因此整个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都在忙于构筑北起凡尔登南至贝尔福的新要塞体系。与此同时，从巴黎到法国东北边境的铁路网也被整修一新。随着法俄军事同盟的缔结，自1891年的11号方案起，法国的集结方案开始倾向于进攻德国。

随着情报的获取和比利时地位的日渐重要，法国人发现德国人也在打比利时的主意，并进一步断定德军将会在下一场战争中入侵比利时。1914年5月，法军情报部门在得到了俄军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情报后，研究了德军在东欧的战略和战役选择，最终他们也得出了德军“将首先击碎法军，然后转向俄军”的结论。

1911年7月28日，当时还名不经传的约瑟夫·霞飞中将出任新一届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也就是战时的法军总司令。从霞飞的个人经历来看，工兵军官出身的他能担任这项职务实在难以令诸多法军高级将领理解和信服，他此前的职业军人生涯大多在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度过，并未进入最高战争学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甚至于爱好数学远胜于研究前人的军事著作和为将之道。

为了弥补自身的短板，除了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之外，他还启用了一群接受过良好参谋训练的年轻人担当助手协助自己工作，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霞飞固执的个性和他的出身导致他在军队内部不这么受欢迎，就连，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李德·哈特都嘲讽他的“迟钝和毫无战争研究经验……霞飞不是一名将军，而是一个国家精神上的镇静剂”。

不过，霞飞并非真的一无是处，首先他于政府领导人相处融洽，并擅于同议会和民众打交道。其次，他对政治家们的诉求很敏感，从不会将他们置于窘境中，这在军界和政界关系相当紧张的年代是可遇不可求的。尽管霞飞的履历貌不惊人，却是当时法国特有的国内外形势下还算不错的选择。直到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霞飞将大量极不称职的法国将军解职之后，那些政治家才意识到，原来看似其貌不扬的霞飞暗含着一颗坚定无比的心。

战争部长阿道夫·梅西米始终对霞飞充满信心，在他看来，霞飞的种种缺点都会被他的优点所弥补了。为此，梅西米甚至做出了自1875年第三共和国立国以来最为大胆的行动：将原先分散的军权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集中，将军队“完全毫无保留地交给霞飞指挥”。霞飞出任法军总参谋长后，陆军参谋长只在人事和军队后勤补给方面向战争部部长负责，其他事务一概听霞飞的。

总动员开始后，陆军参谋长就演变成了霞飞和战争部之间的联络官角色。1912年，陆军参谋长一职干脆被取消，而战争部将军队后勤及人事任命权全部交给了霞飞，“霞飞成了自拿破仑以来在法国军队中最有权力的人”。

法军统帅约瑟夫·霞飞

霞飞的任命正值“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达到顶点之时。由于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制订新的计划，霞飞决定修订16号方案中的主要缺陷，再将其作为新一轮的集结部署计划。在霞飞看来，第16号方案仍旧将太多的部队（18个常备军中的15个）部署在巴黎—梅斯一线以南，对可能经比利时展开包抄的德军防范不足；12个被丢在第戎（Dijon）、苏瓦松（Soisson）等国境纵深地区的预备师，只能起到极为次要的作用；德法边境上，法军只能集结出42个师来对抗德军的65个师（该数量为当时法军对西线德军的预估值）。

除此以外，将主力全部压在法比边境西段的举措也过于激进：法军在洛林地区只剩下2个军，很容易被德军从正面突破；法军中央同样薄弱，法军缺乏足够的部队将战线从瑞士边境一路铺开至英吉利海峡，如果按此强行展开，势必导致某些地段兵力严重不足，进而被德军直接突破。在进一步研究了第16号方案后，霞飞得出结论：这一方案过于夸大了德军绕道比利时的危险，反而使法国腹地面临更大的威胁。

霞飞修改后的这一计划于9月6日生效（被称为“16号方案改”）。在这项计划中，霞飞大胆地将法意边境的2个军调往东北边境参与对德战事，并将原先的预备师部署在更靠近边境的地区，这就使法军在对德战事开始时有58个师可用。若情况允许，还可以抽调法意边境剩下的2个军。这样一来，法军就能凑出63个师，与当面德军的数量几乎相当。沙勒维尔－梅济耶尔（Charleville-Mézières）以西的法军左翼得到了额外的3个骑兵师、第4预备师集群和可能到来的第19军。1个殖民地军（法军中的精锐部队）被部署在更靠近比利时边境地区，原先作为总预备队的第6集团军被部署到较靠近一线的兰斯（Reims）附近。右翼部队的主力则在更加靠近法德边境的地区集结，以便完成集结后迅速攻入洛林。

1911年秋摩洛哥危机得到缓解后，霞飞开始着手制订一套全新的战争计划——这就是日后著名的17号方案。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霞飞这样描述当时自己制订方案的基本思路：基于下一场战争不会持续太长的大前提，我们应竭尽全力集结一切可用兵力投入到战争伊始的决定性会战中，以起到“一战定乾坤”的作用。所有动员完毕的常备部队必须全部投入一线战场，以便同时参加第一场会战，不应等到局势需要时再将远离战场的预备队调上来。对我来说，指导我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将所有可用兵力投入战斗，次要原则是夺取主动权。首先，（法军先夺取主动权后）法国领土将不再受到侵犯，不再会沦为第一轮会战的主战场；其次，我们将获得行动自由，不被德军的行动牵着鼻子走；最后，对夺取主动权的考虑要与法俄总参谋部会议协商的精神一致。

昔日作战方针的指导纲领是迟滞德军的推进速度，等待英国远征军的到来，为俄军赢得在东线集结的时间。霞飞对这一方针嗤之以鼻，他决心“毫不犹豫地发动所有可用部队向德军进攻”，尽可能御敌以国门之外。

因此，霞飞下令弃用在法国西南的要塞地带展开防御的计划，起草新的进攻方案。这份新方案与旧方案相比可谓其截然相反，强调“采取全线攻势”。与以往“将部队纵深配置，静观德军动态，随后作出反应”不同，新方案让各集团军占据靠近边境的位置，一经动员完毕立刻发起进攻。这一战略上的骤变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一部分是法国本身特有的，另一部分则是列强的通病。

​首先，当时欧洲各国皆认为一场耗时数年的全面战争带来的只有劫难，无论输赢都会造成难以计数的伤亡和损失，如果战争难以避免，自然越短越好。其次，普法战争的失败就是由于法军秉承战略防御的策略，整体缺乏“进攻精神”的法国军队只能在要塞里坐以待毙，无法将战术胜利演变成了战役和战略大胜，因此“进攻”的重要性被摆在了首位。

霞飞上任后，加速了法军自上而下的军事条令改革，在法国陆军一批年轻的激进军官推波助澜之下，带有“进攻崇拜”烙印的战术条令新鲜出炉，希望能以此法国军队和法兰西民族的伟大精神。霞飞寄希望于在军事体制改革后“将权力集中于我手中，以有效地推进军力的进步”，他拿出了手中的三样“法宝”：最高战争学院、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以及军队条令教范的制定来促进“较为健康观念”的回归。

他深信改革之后的法国军队将焕然一新，昔日懒散颓唐的法军高级将领将重焕活力，如果对方跟不上新变革，就将被淘汰掉。与此同时，霞飞组织了大量的演习和图上作业，想要通过兵棋推演来检验各级军官和参谋人员的训练状态及技战水平。

正如历史上的任何改革者一样，霞飞试图变革法国军队的做法受到了来自军内的诸多阻力，但他的支持者同样存在，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德格朗迈松就是其中之一。善于演说的德格朗迈松是法军中第一个认识到在军事学说中应该分出战役层面重要性的人，而在此之前甚至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军事学说一般也只采用战略—战术的二分法。德格朗迈松认为高级指挥官使用的条令必定和基层使用的条令截然不同，他的这一观点也对霞飞产生了影响，法军的1913年野战条令就被分为了战役级别适用的条令和战术级别适用的条令。

德格朗迈松尽其所能向法军高级将领推销他在战役层面的“进攻思想”，其核心思想可归结为四点：第一，进攻必须全线同时发起，足够强大的压力可令敌方顾此失彼难以做出准确回应；第二，全线进攻很可能导致敌军将领指挥失当，敌方无力针对全线进攻及时做出反制措施，比如集结部队对进攻部队的侧翼发起反击；第三，快速突破中的进攻部队已经彻底打乱敌人的阵脚，己方相邻的部队间无需再维持连续战线，从而可以进一步加快进攻速度；第四，边打边撤的战略是不可行的。

实事求是地说，德格朗迈松的思想稍稍领先了整个时代，1940年德军在西线打出的闪电战恰好完美地实践了他的军事思想，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大批法军将领是想象不出几十年后的这一场面的，对他们来说，“进攻的动能要高于侧翼安全”、“进攻就是防御”这些说法显然过于荒谬了。在“保持连续战线”和“保证侧翼安全”大于天的时代，在进攻部队行军速度受限于徒步士兵和马拉大车速度的年代，德格朗迈松遭到将领们的诸多冷遇和抵制也就不奇怪了。

实际上，德格朗迈松所说的内容是战役层面的军事行动，而非那些将领认为的连排级的步兵战术。他的话针对的是法军高级指挥层完全缺乏进攻意愿的现象，他认为这是法军在普法战争中惨败的主因，而他们的对手亦是同样这么认为的，他们说“法军高层显示出过度的谨慎，缺乏进取心”。

德格朗迈松的思想对霞飞制定《1913年野战条令》影响颇深，他在1915年战死沙场，自然无法在战后为自己的名誉进行辩护。那群在边境会战中因为表现不佳被霞飞撤职的将领为了泄愤，将德格朗迈松当作替罪羊肆意攻击，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在战前曾强烈反对进行战术革新，结果被德国人在战场上打得满地找牙。

回过头来看霞飞的战术和战役条令的制定工作时，有必要再了解下当时与此相关的一些背景。在1914年，陆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野战和要塞攻防。1913年，法军已经拥有了两种颁布于1909年的涉及要塞攻防的条令——《攻城作战指南》和《要塞勤务指南》。由于要塞攻防的特殊性，工兵、重炮兵等特殊兵种均按照要塞攻防的标准进行训练，但问题就出在了这一点上：野战工事的攻防既不属于要塞攻防条令范围，也不完全属于野战条令范围。对法国人而言，更糟的是他们的军队也被分成了总司令霞飞手下的野战陆军和战争部部长手下的要塞守备军。

霞飞日后受批评最多的两项条令均为野战条令：一项是1913年10月颁布的主要讨论战役层面问题的《大型部队运用条例》；另一项是讨论战术层面部队具体作战的《野战条令》。如前文所述，霞飞希望借这两项条令进一步推广自己的战术战役观，能在法军内部达成上下一致。

那么，这些条令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大型部队运用条例》的开头为霞飞等人向战争部部长梅西米递交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些被后世批评家反复批判的“名句”，最著名的莫过于“研读历史教训给我们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法国陆军将重归其光荣传统，不承认除了进攻以外的任何作战方式”，以及“给予战役以强大的攻势动能将作为战争指导的支配性原则”。

《大型部队运用条例》的第一章第三条指出，下一场战争将为期不长，建议“以尽可能短的路线寻求快速解决”，随后就展开了三段论式的论证：战争持续不长，只有发起进攻方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采取进攻，进一步削短战争时间以获取快速胜利。随后的第五条也按此逻辑进一步总结了整个条令的基本指导原则：为了获取胜利，我们必须强行突破敌军阵地，即便必将遭受惨重的伤亡也得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以达成突破。

其他任何方式均将被视为对战争本性的背离，一次机动可以为胜利奠定基础，但无论怎样有效的方案，单靠机动均无法确保战斗的最终胜利。毫无疑问，这一条令强调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在第一章第八条写道：战斗归根结底是精神上的斗争，胜利的希望不复存在之时即为战败不可避免之日。胜利并不属于伤亡较少的一方，而是属于士气更加高昂和决心更加坚定的一侧。这一略带浮夸的说法的确不像正常的野战条令中的措辞，反倒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后西班牙内战期间法西斯长枪党的著名口号——“死亡万岁”。

《大型部队运用条例》后面的部分远没有开头部分那般极端，整个格调回到了野战条令所特有的那种技术性：第123条讨论了战役中防线的构筑，第117条强调灵活运用炮兵以减少步兵的伤亡，甚至还讨论了边打边撤这一阻滞作战的运用。诚然，这项条令并未以完全科学及可预测的手段去指导战争，但也绝非单纯强调精神胜利和步兵的刺刀冲锋。考虑到条令面向的是法军高级军官，指责它造成了战争初期法军一线步兵的惨重伤亡，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

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野战条令》，这是一项针对师级部队及其下属单位（旅、团、营、连等层级）的战术级别条令，于1913年12月2日生效。它是《大型部队运用条例》的补充条令，也是如何展开“全面攻势”的一份具体说明。随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份相当出色的条令，其中的很多内容甚至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沿用至今。

条令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步兵和炮兵的行动，关于步兵部队的行动是这样描述的：火力和机动的有机结合是步兵作战的立足之本，当代武器的猛烈火力已经使任何以密集队形在白昼发起的进攻变得毫无成功的可能。我们只能使用灵活的队形尽可能地减小己方损失以维持进攻能量。而炮兵的任务则是“摧毁当面一切阻挡我方步兵前进的阻碍，完成支援步兵的任务，步兵和炮兵间紧密持久的配合是绝对必要且理应运用在每一次进攻中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战后广大军事爱好者的经典言论——法军在受“进攻崇拜”浸染的新条令指导下，无视现代武器火力，以密集队形发起进攻并遭到惨重伤亡——是彻头彻尾的偏见。

《野战条令》同样强调了防御的重要性，用了一整章内容讨论防御作战的实施，也有许多强调防御措施的内容，如建立一系列防御支撑点的观点即使到现在仍不过时。与一些流行说法恰恰相反，这一时期法军完全认识到了及时构筑野战工事的重要性，霞飞非常自豪地在回忆录中声称，这是法军历史上第一份将野战工事单独列为一节进行讨论的野战条令。

最为不幸的是，霞飞苦心孤诣拟定的新条令并没有得到认真地研究。懒散颓唐的法国陆军官僚们甚至没有将条令中的任何一部分（哪怕是第一章）完整地浏览一遍。当时在各大报纸军事版上屡屡发表文章的谢尔菲斯（Cherfils）将军就极为不屑地讥讽霞飞的《大型部队运用条例》，称“这不过是一份给高级军官看的理论小册子，如果集团军指挥官需要学这些东西才能胜任，还不如找一群已经拥有相关知识的其他军官来担任他们的职务”。

1914年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法军将领均用自己年轻时学到的那些早就过时的经验来指挥部队，却在战后一致讥讽霞飞的新条令给自己指挥下的部队带来了惨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群懒散的法国将领在战前根本就没有阅读过这本小册子及《野战条令》，只通过条令上的“进攻”二字，联想到德格朗迈松关于战役指挥的演说，将这些断章取义的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于一切场合。在遭到惨败被霞飞果断解职后，他们只会将责任推给霞飞的条令，推给已为祖国献身、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德格朗迈松，来掩饰自己的懒散无能、不思进取给法军官兵带来的惨重伤亡。

由此可见，霞飞的两大条令并没有恶化1914 年法军的作战准备，但这两份条令连同霞飞的改革都为时过晚，无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对法军上下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也无法在训练中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