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星：信息社会的共产主义雏形 | 四、为何中国能加速进入信息社会？
金耀星
2021-07-10 13:26
无论理论是不是精彩，或者打动人心，都需要最佳实践去验证。我们幸运的是：中国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最佳实践。
（一）中国数字经济的成就
描述中国信息化或数字经济成就的指标、数据很多，这里只列举两组数据，便可略见一斑：
1、中国的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从开始的C2C（将美国的模式拷贝到中国），到了今天几乎可与美国并驾齐驱：世界市值排名前20的互联网巨头，中美大致各占一半，欧洲、日本远远在后面。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微信、移动支付等，还处于领先地位。抖音上有一个法国姑娘说，以前法国人认为未来在法国会流行什么，要看美国，现在则要看中国，她举了共享单车和抖音的例子。
2、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有预测2025年会达到50%以上）。数字经济主要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构成。尽管与美国相比，中国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均计均入了数字经济（而美国仅统计“数字产业化”），因此中国数字经济的统计规模比美国多大几倍，但去掉不可对比因素，其绝对值以及增长速度依然是非常可观的。
（二）中国政府多年的努力
中国政府低调宣传，但却高调做事，值得赞叹的方面，随便就可以拉几条：
1、高度重视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
中国发挥制度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发挥全球化的后发优势，我们的工业化和一部分信息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就跟在别国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谋取进一步的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最高领导层甚至认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二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均设有高规格的领导机构；三是经常性地就有关信息产业的问题，进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光是十九大以来，信息产业相关的学习题目就有：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媒体等，甚至还有区块链、量子科技，常常令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感到汗颜！有行业同事感叹：现在是大领导推着我们走啊。
2、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做到普遍服务
所谓普遍服务，就是对贫穷的、难以盈利的地区、人群提供非盈利甚至亏损的必要的服务。此概念源于西方（最早源于邮政行业），但做得最好的大概就是中国。早在全面脱贫、进入小康社会之前，我们的“村村通”（广电行业）、“村通”（通信行业）等工程，就随着全国交通网，将网络铺到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千家万户。基本实现了“要想富，先修路”，包括信息高速公路。
对比美国：即使像Verizon这样的美国最大的电信巨头，都不能做到移动通信信号的全覆盖。而他们的这种部署落后，实际从3G时代就开始了。
有研究表明，美国网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要比中国网民高，这表明他们的弱势群体不如中国受到的关注多。在中国，有些农村偏远地区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越过了电脑时代，上网是直接从移动互联网开始的，在2G时代即如此，如上手机QQ。这为后来的农村电子商务打下了信息文化的基础。
3、长期持续投入，充分发挥电信运营商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
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至少包括：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长期持续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放手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从而形成了一个浩如烟海的、效率不断提高的大市场。
在诸多基础设施中，电信行业的发展耀眼夺目：短短二十多年，我们进行了多轮电信体制的改革，可以说，电信行业是国有企业改革最彻底、竞争性最强的行业之一。
移动通信的技术更新周期差不多是10年，但我们差不多在20多年的时间内，就从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到了5G领先。其中经历的艰辛，非行业人士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行业人士也颇有争议。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4万亿“救市”。其实还有6千亿的投资，这就是因为发放了3G牌照。当然3G牌照的发放，并不仅仅，或并不是主要为了救市。对此，电信行业（实际主要是行业老大中国移动）是承担风险的。事实证明，对此，我们不能只算企业的经济帐，而要算国家的总账。没有3G的巨大投入，很难说我们后来的4G、5G会赶上来。
此外，电信行业进行了多轮的提速降费，为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大降低了基础性的交易成本。电信综合价格的下降水平，曾经长期保持在-10%以下。
近年来，国家又推出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概念，除了电信、互联网平台之外，进一步将能源、金融、交通、公共事业等行业纳入其中，凸显其基础性，以及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新基建”的七大领域：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有一半是信息产业，其它的都与信息产业强相关。
4、对信息企业的大力扶持
20多年以来，国家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准入、税收、资本市场等多方面给予了优惠和扶持，大大减轻了国外的资本与优势企业对年轻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威胁。
面对美国对华为等企业的打压，中国政府将原定在2020年发5G牌照的计划，提前到了2019年6月发放。预计5G总投资，将是万亿以上。美国以举国之力打压一个中国企业，中国国家出手支持，也算是对等。
5、人口政策
上文提及，在信息社会，人将会从被工业化大生产排斥的、被视为消耗资源的累赘，成为最可贵的资源。地球承载人类人口总量的极限到底是多少？对社会形态的假设不同，则结论相差巨大。以土地为主要生存资源的农业社会是一个数字，以矿物、能源为主要资源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数字，在以信息为主要资源的信息社会必定是另一个数字。在信息社会，人不仅是消费信息的主体，更是创造信息（财富）的源泉，“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巨大的人口资源，既提供了巨大消费资源，又提供了巨大供给资源，因而可以形成信息时代更大规模的超级市场。
具有丰富、优质人力资源的中国无疑在信息社会具有显著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是中国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秘密之一。中国的人口政策及时进行了调整，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今年又进一步开放了三胎。虽然人口政策不一定是为信息产业而制定的，但客观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倒逼机制
中国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就发展阶段而言，也经历了粗放式的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的工业化之路。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代价昂贵，中国领导人果断地作出了战略调整。从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成为全球抑制碳排放的主导国家，去年底又进一步对外宣布并承诺了“双碳目标”，对内将形成一个约束机制（硬约束），即我国将进一步抑制源于工业社会的高速、低质量发展，包括抑制在信息社会不必要的物质需求，而代之以大力发展新时代、信息社会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其中大量的将是生态文明下的数字经济。
发展不能牺牲环境，但为了环境，也不能不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在中国，网络强国、“互联网+”、分享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都提到了战略高度。《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促进信息消费的政策，在高层取得了高度一致的意见。
2020年初开始至今的新冠疫情，更是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以前可上网，可不上网的，现在都有了上网的紧迫感。
（四）国际博弈
中国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也必然产生了国际博弈，这里可以截取几个片段：
1、ITU职位
信息通信产业天然就需要多方的沟通与链接，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多边治理机制的舞台上，中国人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以ITU为例，中国人逐步从普通职员，到高级职员、副秘书长，最后做到了秘书长，甚至在赵秘书长连任时，在大约150张选票中，没有反对票，仅有2张弃权票，可见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为中国的信息通信标准的做大做强、走向国际，发挥了重要作用。
2、《国际电信规则》
ITU《国际电信规则》（ITR）较早的版本是1988年制定的，当时还基本没有涉及互联网，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修改是必然之举，但遗憾的是，经过数年的磋商，2012年12月，美国、欧洲、日本等88个国家的代表，最后拒绝在新的规则文本上签字，造成了联盟历史上（估计是第一次）的大分裂。
原因是中国、俄罗斯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建议加强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而西方国家则对此表达了反对意见，理由是政府的管制将压制互联网的创新，并可能压制民主的批评意见。
新规则最后投票通过，并于2015年生效，但拒绝签字的国家仍将沿用此前的规定。
在笔者看来，压制创新、压制民主，与是否有政府的管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背后就要看资本的力量。特朗普还在美国总统任上，就被互联网巨头封了嘴，这是因为政府管制吗？
3、ICANN
ICANN是负责“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的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该机构的服务最初是由美国政府（通过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授权和提供经费支持的。
由于世界各国担忧或反对美国对互联网的过度控制，2016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与ICANN脱钩，“这一管理权移交将帮助保证互联网长期保持开放、可交互与稳定。”这固然是互联网迈出走向全球共治的重要一步，但笔者以为，改由会员（其中有企业、非政府组织）共同管理互联网，其博弈并没有停止，原因还是在于资本。
（五）中国对资本的限制
网络信息平台型企业，由于其特有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强烈的网络外部性、全网性等经济学的特征，一般来说，只要开始做一种业务（开辟一个赛道），往往很快就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即这个赛道很快就会剩下一个运动员。因此，互联网企业会在短时间内成为超级巨头，并生产很多富豪，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大厂）的管理层几乎都有暴富的标签。
同时产生的问题就是，“大厂”们一旦有了地位、实力，就往往会滥用其垄断地位，而这是不符合互联网精神的——互联网大佬们不小心，就会违背“初心”，变成了当初他们曾经讨厌的样子。打破资本、权贵对信息的垄断，网络、人类将会变得非常美好。
从监管理念的角度看，一旦形成垄断，垄断的企业就有责任或义务保持某种中立性，很多业务和产品，只要具有平台属性（进而形成自然垄断），就可能存在中立性的问题，如：操作系统、浏览器、搜索引擎、应用商店、网络、各种超级应用软件等等。
好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市场需要放水养鱼，但时至今日，政府已经明确表态，绝不允许资本的势力无止境地蔓延！
以上就是一个信息产业的从业者，从行业的角度，浓缩性地描述的中国信息产业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的历程。
总书记在谈到《共产党宣言》学习体会时，不无幽默地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徘徊。
如果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信息社会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就一定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最佳实践。这会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原文2021年6月29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信息社会》）
（作者简介：金耀星，数字经济学者，中国联通研究院管理咨询委员会原秘书长、高级经济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瑞典皇家工学院（KTH）访问学者；中国通信学会会士；担任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政策组专家近10年；长期从事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本系列往期文章：
金耀星：信息社会的共产主义雏形（建党百年“初心”系列谈）|一、再谈“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