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互称“同志”史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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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奉 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入外交部礼宾司；长期参与驻华使馆管理、国宾接待、我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礼宾工作；其间，曾在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驻塔吉克斯坦使馆供职。历任秘书、副处长、领事、政务参赞。
苏联一度称我外交人员为“先生”
中苏双方关系越来越不好，处于第一线的外交人员非常敏感。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驻外个别使馆一度称呼过我外交人员“先生”，但是这种称呼并未坚持下去。
首先，1961年11月22日，苏联驻古巴使馆发给我驻古巴使馆一封普通照会，通知说其大使临时缺任，由某某外交官临时代办，照会中自称这位外交官为“先生”。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驻古巴使馆在给我馆的文件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1962年元旦，苏联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参赞给我驻印尼总领事发新年贺片，在贺片信封上首次使用了“先生”。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驻印尼使馆给中国使馆外交官员的新年贺片中，也使用了“先生”称呼，而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驻当地使馆对我外交官仍保留了“同志”称呼。
那年10月4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在发给我驻当地使馆外交人员的国庆请帖中，一律称我人员为“先生”。
1963年9月3日保加利亚驻马里使馆在为其国庆举行的电影招待会的请帖上，对我外交官均称“先生”，而我给保使馆请帖仍称为“同志”。我外交部指示我驻马里使馆，要责问保方。如认错，可不追究；如辩解，则表示遗憾。后保使馆解释说，只是技术问题，对所有使馆，包括苏联使馆，在请帖上均称“先生和夫人”。
显然，这仅仅是个别现象，因为以后似未再见到类似情况。
尴尬的国庆贺电抬头和落款
随着中苏两党论战的升级，国家关系紧张，指名道姓批判对方领导人的文章常常出现在报端，因而必然会影响到双方领导人的情绪。所以，除了在口头上都尽量避免或少用“同志”外，在正式的书面文件中，双方也是能不用就不用“同志”。
中苏两国作为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每年一度互致国庆贺电。怎么称呼对方，就成为令人特别关注的话题。
◕ 六十年代的苏联
1963年苏联方面采取了一项违反国际惯例的举动：对中国国庆的贺电，改为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向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祝贺。苏联方面这样做，大概是为了避开称呼“同志”的不便以及表示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满。
那年9月30日，中国外交部收到苏联方面发来的祝贺我国庆十四周年的贺电，抬头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落款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人的贺电不以国际上通用的领导人的名义，而是改为由苏联国家领导机关向我国家领导机关，当然是不寻常的行动。
1963年除苏联外，蒙古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也是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向中国相应机关发国庆贺电的。
◕ 1954年9月，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图为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苏联代表团团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前排左7）等合影。图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按照国际惯例，收到贺电后受电方应复电表示感谢。于是周恩来总理批示：“复电照来电不署人名”。此后，中苏以及中国同当时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便以这种尴尬的方式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了。
尽管如此，在苏联解体前，中苏两国外交人员在北京和莫斯科，基本上一直苦苦坚持着“同志”称呼。
最后的“同志”——戈尔巴乔夫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对戈氏如何称呼？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戈氏来华的头衔虽然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且排列在第一位，但是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
◕ 1989年，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
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而改称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如“先生”“阁下”，势将引起轰动。中央经过斟酌，决定仍沿用过去的习惯，不论口头或书面，我均可称苏方人员为“同志”，在新闻报道中只以职务相称。除戈尔巴乔夫外，对苏方其他人员，均不称其党内职务。
我的理解是，虽然“同志”称呼印刷在戈氏访华礼宾接待小册子上，在口头上也偶尔称呼一两声，但不必去强调这个称谓，能够避开的时候就避开。关于这一点，其实双方心里都很清楚。
◕ 1988年12月，钱琪琛外长（左三）访问苏联。右一为时任驻苏大使于洪亮，左一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左二为作者，时为外交部礼宾司一秘副处长。第一排右三为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特里扬诺夫斯基，右二为时任苏联外交部亚太局长基列耶夫。图源：《党史纵横》
就实际情况看，苏联方面称我“同志”坚持得更好。例如1988年12月1日至3日，为了筹备戈氏访问，钱其琛外长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
那是自1957年之后，中国外长第一次访苏，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那次访问。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印发的访问工作小册子，至今仍保留在我的书架上，封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正式访问苏联日程”。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双方确定了戈尔巴乔夫于下一年访问中国。钱外长这次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发出正式邀请。半年后，即1989年5月18日戈来到北京。
戈尔巴乔夫来访，双方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互相称呼“同志”似乎就更自然些了。
◕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发表了辞职演说之后，盖上了演说稿，也标志着历史翻过了苏联这一页。
然而这段时间只有两年，因为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苏共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
至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苏共也基本上解体了。两国国家关系中已经不再存在互称“同志”的基础了。
戈尔巴乔夫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位“同志”。
苏联解体后中俄之间的称呼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仅仅两年，苏联解体，共产党在俄国失去执政地位，中俄双方官方人士很自然地就抛弃了“同志”一词，而改用国际上流行的“先生”“阁下”，互相称呼对方了。
◕ 1991年12月25日晚，苏联国旗黯然降下。
事有凑巧，1991年11月底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王荩卿到达莫斯科。苏方计划让王大使在12月7-14日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但是当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两国首脑在白俄罗斯的别洛维日森林宣布退出苏联而独立，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已不存在。
王大使显然不能再向苏联总统递交国书了。17天后，即12月25日，没有政府、没有国土、不复存在的苏联，其光杆总统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停止行使总统职务。王大使原来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国书也只好作废，国内另给他准备了新国书，这时王大使就变成了中国驻俄罗斯联邦的首任大使。
有意思的是，在作废的国书中，国家主席杨尚昆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同志”，仅仅过去一个月，中方则称呼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为“先生阁下”了。
◕ 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左一）在中国访问期间浏览长城。
俄罗斯方面也紧跟已经改变了的新形势，改口称中国领导人为“先生阁下”，如1995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鹏访俄，俄方对他的正式称呼便是“李鹏先生阁下”。
1992年12月1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访华，我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登记欢迎俄国贵宾，说：“热烈欢迎总统阁下首次访华。”
叶利钦曾是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如中方领导人在口头上称他为“先生”“阁下”，肯定会感到别扭。
12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钓鱼台12号楼宴请叶，在见面握手时，江为了避开称呼叶利钦“先生”“阁下”的尴尬以及称呼“同志”的不便，便用俄文直呼其名“鲍里斯！我的兄弟！”免称姓而呼名，是表示友好和亲近，在这一点上俄国人同我们的习惯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