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关系暧昧受历史与现实因素使然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洋】

日台关系暧昧受历史与现实因素使然

“本店正在受理2018年台湾东部地震捐款——店主”

昨天，笔者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偶然看到了这样的告示。自2月6日深夜，台湾花莲县发生6.5级地震以来，日本民众纷纷在网上应援台湾，像这样的募捐在东京其他地方也能看到。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募捐活动并非是日本政府主导，而是日本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有媒体报道称，日本民众之所以对花莲地震如此关注，主要是为了报答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台湾民众的热情踊跃支援（据统计台湾捐款数最多，为200亿日元）。

诚然，在人道救援方面，不应存在任何意识形态或世俗偏见。但是，如果回想1895年《马关条约》后日本对台湾长达将近50年的殖民统治，以及残酷的侵华战争，那么时下日本与台湾如此友好的氛围不禁令人感到费解，毕竟现在距离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不过七十余年，日本右翼政客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的叫嚣仍不绝于耳，曾经的痛苦记忆也还不能称之为遥远。

因此，本文拟通过对1945年战后日本与台湾发展关系（以下简称日台关系）的梳理，来探究当下日台之间如此暧昧不清的原因。

战后日台关系的起源

战后至今的日台关系始于1952年的《日华和平条约》，并以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者是1952-1972年，即日本与台湾之间拥有“官方外交关系”；后者则是1972年至今，即日本与台湾断交且没有任何“官方外交关系”。

如果进一步划分的话，则可分成三个时期，即1952-1972年、1972-1991年、1991年至今，也就是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冷战的终结为时间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则是由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正如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的那样，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仅是一种民间关系，是隶属于中日双边关系的一种对外交流形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发表《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此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开启了长达7年的对日占领（1945-1952）。

占领期间，日本在美国的要求与协助下，重新制定了宪法，并于1947年5月3日起实施，在《日本国宪法》中写入了“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第98条）”尽管宪法中有明文规定，但是结合此后至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可以看出，宪法规定并没有被充分遵守。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又经历了4年的国共内战，最终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败走台湾，继续维持中华民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执政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双方是有高度共识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换言之，虽然国共内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政权，但对于国共两党而言，台湾归属中国是无可非议的。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东西方冷战开始（1947-1991），此后又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1953），在美国的怂恿推动下，于1952年4月28日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政府与蒋介石方面签署了《日华和平条约》，由此确立了日台之间的“外交关系”，而该条约则成为了战后日台关系的起源。

美国当时要求日本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不仅是为了配合其东亚政策的实行，而且也是出于冷战反共的需要。同时，《日华和平条约》签署之际，朝鲜战争尚未结束，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事实上，当时日本方面对于和台湾签署条约存有疑虑，一来若与台湾签署条约，则意味着将不能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二来，与中国大陆广阔的市场相比，台湾过于狭小，与之建立关系得不偿失。

不过，时任首相吉田茂却主动追随美国。吉田在1951年12月24日的一封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信中表明，日本政府将与台湾当局签订合约，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建交的政策方针，并宣称《日华和平条约》不仅适用于台湾当局所控制的各个岛屿，也适用于“将来进入其统治下的一切领土”（即第一次吉田书简）。由此可见，吉田政权积极配合美国，并且支持蒋介石方面反攻大陆。

1952年《日华和平条约》的签署，在笔者看来主要产生了3方面影响。

首先，该条约为战后日台关系奠定了法理基础，使得日台官员可以相互往来、相互设立常驻办事机构等。

其次，该条约间接限制了此后日本历届政府的中国政策的自由度，与中国大陆仅能维持经贸关系，而不能发展政治外交关系，即“政经分离”。

最后，该条约直接拖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算起，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正常化用了11年（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与韩国恢复邦交用了20年（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而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则用了长达27年的时间。因此，如果没有《日华和平条约》的话，那么中日两国间的发展关系将会更加快速顺利。 

稳定与摩擦并存的日台关系

虽然《日华和平条约》为战后的日台关系确定了法理基础，但从1952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这20年里，日本历届政府在处理与中国大陆、台湾的关系上，并非完全一致。

吉田茂政权（1952-1954,注:吉田政权较长,此处以日本恢复主权划分）促成了日本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互设“大使馆”等。1952年4月28日，《日华和平条约》在台北签署，蒋介石“以德报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由此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广泛认可（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大陆也没有要求日本进行赔款）。蒋介石在接见日方代表团时表示，要与日本共建东亚和平等。由于当时日本尚未完全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所以吉田政权时期的日台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鸠山一郎政权（1954-1956）时期，日台关系出现摩擦。鸠山一郎与吉田茂素来不和，用日语来形容两人关系的话，就是“犬猿”关系。鸠山上台后调整了吉田紧跟美国的外交路线，转而致力于发展与中国、苏联的关系。因此，在鸠山政权时期，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民间往来呈现上升势头，而且鸠山上台后曾表示“中共与台湾都是独立的国家，日本希望分别与这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招致了台湾蒋介石方面的强烈抗议，令日台关系出现低迷。

鸠山后，日本迎来了石桥湛山政权（1956-1957）时期，由于在鸠山政权时期，日本与苏联恢复了邦交，所以石桥便把重点放在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上，并对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积极支持。然而，担任首相仅2个月的石桥后因疾病便匆匆告别了政坛，所以其外交影响有限。

岸信介政权（1957-1960）时期，中日关系走低，日台关系高涨。岸政权具有浓厚的亲台反华色彩，岸上任后不久便迅速访问台湾，成为了战后第一位在任内访台的日本首相。事实上，1952年-1972年，日本仅有两位任内访台的首相，一个是岸信介，另一个则是他的胞弟佐藤荣作，而这两个人又与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有着血缘关系，岸是安倍的祖父，佐藤则是安倍的外叔公。

或许正是因为岸政权浓厚的反华色彩，所以在其任内发生了著名的“长崎国旗事件（1958年4月30日两名日本暴徒在中国产品展览会上扯下中国国旗，被当场抓住，但岸政权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进行处罚并迅速释放两名暴徒，造成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由此造成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民间经济、文化往来全部中断。

池田勇人政权（1960-1964）时期，中日关系缓和，日台关系出现倒退。以“低姿态”“宽容与忍耐”为政治标榜的池田勇人在中日关系上虽然没有跳脱“两个中国”“政经分离”的桎梏，但至少要比其前任们走得远一些。

1962年11月，日本前通产大臣高崎达之助率日本企业代表团访华时，与中央外联部副部长廖承志共同签署《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简称LT贸易）》。在当时中日两国没有正式邦交的背景下，通过该协定，双方互设联络处，利用政府担保资金进行半官方半民间的贸易活动。借助于LT贸易，不仅能够深化当时中日两国的经贸往来，而且LT贸易也能够起到连接中日两国政府的作用，进而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LT贸易签署后不久，在日本又发生了著名的“周鸿庆事件”使得日台关系触底。1963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代表团成员周鸿庆借到日本考察的机会，本想叛逃至台湾驻日本“大使馆”，但由于路线不熟的原因，误入了苏联驻日本大使馆。苏联方面最终将周鸿庆转交日本政府处理，当时，蒋介石方面要求池田政权将周鸿庆交由台湾，但最后池田政权基于法律考量还是将周鸿庆移送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样一起外交风波，旋即引发了蒋介石方面的强烈抗议。1963年12月底，蒋介石方面接受“驻日大使”的辞呈并召回其他驻日“大使馆”馆员。此后，在台湾又发生了抵制日货、抗日游行等。1964年1月14日，日本驻台湾“大使馆”遭到台湾民众暴袭。

由于此时的日台关系濒临“断交”边缘，所以池田勇人派前首相吉田茂作为特使访台进行沟通，才使得这场外交风波得以平息。1964年4月4日，吉田茂在访台回国后，向蒋介石方面“秘书长”张群致信，其主要内容为双方达成的反共共识——《中共对策要纲案》予以确认（即第二次吉田书简）。

佐藤荣作政权（1964-1972）时期，日台关系紧密，中日关系冷淡。作为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佐藤荣作在任内并没有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尽管在其政权末期也曾努力寻求与中国建交，但却并非出于真心，更多的是受1971年“尼克松冲击（1971年1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将要访问中国）”影响。

1967年9月，佐藤荣作以首相身份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1975年蒋介石去世，佐藤曾亲往台湾吊唁）。同年11月，蒋经国以台湾“国防部长”身份访问日本，蒋经国的访日标志着日台关系的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前夕，佐藤政权妄图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进行了一定的干涉搅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佐藤下台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在田中角荣政权（1972-1974）时期实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田中角荣曾派高级官员赴台说明情况，寻求台湾理解等。1972年9月29日，时任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会上表示“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存在的意义终了。”当日晚，台湾方面发布与日本“断交”的通告。

1972年至今，暧昧不清的日台关系

基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日本与台湾不再有任何“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台之间的联系彻底断开，事实上双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依然藕断丝连。

1988年蒋经国去世标志着台湾的“两蒋时代”结束，李登辉时期（1988-2000）开始，日本与台湾开始频繁勾结互动。

这一时期，“台独”教父李登辉多次发表媚日言论，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历史；日本右翼政客访台或发表涉台言论，如1993年细川护熙内阁成员小泽一郎称台湾为“国家”、1999年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以东京都知事身份访台，成为日台“断交”后首位访台的知事；台湾高级官员访日，如1990年7月台湾“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访日，1993年12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访日、1994年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2010年王金平以“立法院长”身份访日等。2001年李登辉还曾以接受治疗为名访问日本，尽管此前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日本政府最终依然选择放行。

李登辉后的陈水扁时期（2000-2008），日台关系同样暧昧不清。比如，2004年台湾选举期间，陈水扁遭遇枪击后，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亲自致电慰问、2006年陈水扁以“总统”身份会见到访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台湾“行政院长”以避台风为由停留冲绳并与冲绳县知事举行会谈等。

此后的马英九时期（2008-2016），日台关系可以用“政冷民热”来形容。所谓“政冷”并不是说日台之间没有了互动，回到了像池田政权时期那样冷淡的关系，而是说马英九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坚定态度致使日台关系冷淡。2011年东日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后，马英九方面也及时禁止进口日本受灾地区食品，也为日台关系增添了一层阴霾。“民热”则主要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期间台湾对日本的捐款数目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日本民众访台、台湾民众访日数量不断攀升。

菜英文时期（2016-）的日台关系，若结合目前来看，则属于暧昧上升期。蔡英文在还未上台前，就与日本政界有着颇多的互动。2009年3月，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访日，与自民党、公明党、民主党（现为民进党）高层举行会谈；2010年10月，安倍晋三以前首相身份访日时，与蔡英文举行会谈，并且还访问了台湾的“立法院”；2011年9月，安倍再次访台，并与蔡英文、马英九等举行会谈；2015年10月，蔡英文在访日期间获得了安倍晋三首相胞弟、众议员议员岸信服的亲自接待，并在东京都内与安倍晋三“不期而遇”。

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日台之间的互动就更为密切了。2016年，蔡英文赢得台湾地区选举后，安倍政权在第一时间给予祝贺；2017年3月，安倍内阁总务副大臣前往台湾参加活动，成为1972年以来日本访台最高级别官员；2017年10月，自民党赢得参议院大选后，蔡英文还第一时间向安倍首相表达祝贺；2017年12月，自民党籍国会议员铃木馨祐在台湾出席活动时称，由岸信夫牵头的自民党“亲台派”组织正在研究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的可能，并预计两三年内取得进展，对此有台湾民进党籍“立委”表达积极赞同，呼吁尽早立法。

由于蔡英文与安倍在历史问题、政治外交理念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近年来日台关系呈现上升态势，特别是蔡英文与其前任马英九不同，她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并不强硬，并且解禁了日本受灾地区的食品进口。

日台关系为什么暧昧不清

通过以上对战后至今日台关系史的梳理其实可以发现，日台关系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受《日华和平条约》的影响，使得关系发展迅速。虽然日本注重发展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但因该条约的关系，在政治外交层面则常常更加顾及台湾的感受。

1972年至今，中日两国的“四个政治文件”尽管已经从法律上巩固了两国的政治关系，但由于日本政府始终未能遵守文件精神，使得日本与台湾依然维持了暧昧不清的特殊关系。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日台相互勾结的手段可以分为如下3点：

第1，以非官方组织进行“官方”互动。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日本与台湾设立了许多协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如1972年12月，日本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在台北成立，台湾方面的“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成立，这两个协会均肩负着“大使馆”的职能。此后，“亚东关系协会”又在大阪、福冈、横滨设立分支，而“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则在高雄设立分支，即扮演起了“领事馆”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于2017年1月1日起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而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则于2017年5月17日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相较于此前模糊的表述，更名的目的是企图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因此，日台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完全消失。

同样是在1972年，日本自民党内少壮派右翼议员组成“青岚会”，其成员包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等。该团体的成立目的是反对中日友好、反对日台“断交”，矛头直指田中角荣与大平正芳。

1973年3月，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成立，至今依然发挥着影响。该团体成立之初约有150名成员，鼎盛时期将近300人，占国会总数的40%。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在花莲地震后，“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干事长还曾向驻日代表谢长廷表达慰问。当然，类似的组织还有很多，日本与台湾借助于这些民间组织进行着积极的“官方”互动。

第2，日本政府授勋台湾人士杰出勋章，鼓励民间发展日台关系。

自1972年日台“断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几乎没有授勋给来自台湾的人士。根据原朝日新闻记者野岛刚的整理，从200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授勋台湾人士。比如，前台湾日文教育委员会暨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蔡茂丰，因长年推动日文教育而获得“旭日中綬章”；台日经济贸易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上甲也获得了“旭日中綬章”；2012年，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集团前董事长辜濂松和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获得“旭日重光章”；2015年，作为幕后安排李登辉访日的彭荣次获得了“旭日重光章”；台湾知名亲日派财经人士、奇美企业的许文龙也获得了“旭日中綬章”；2015年获得“旭日重光章”的则是李登辉时期前驻台代表许水德，系台湾受勋者中级别最高的。由此其实可以看出，日本虽然不能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但是通过授勋给那些推动日台关系发展的人士，以此来达到长期强化日台关系的目的。

第3，加强日台经贸往来，给予台湾民众特殊待遇。

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统计显示，日本是台湾第2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日本第5大贸易伙伴。日本与台湾在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环境保护等方面有诸多合作。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显示：2012-2014年，日本进入台湾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1.19亿美元、3.3亿美元、4.71亿美元，并呈逐年上涨趋势。同时，2014年日本对台湾投资项目数减少至488件（2013年为618件），但投资金额却上升至5.49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金额为112.5万美元。日本加大对台湾的经济投资，既促进了台湾岛内的就业，也来进了日台之间的关系。

时下，蔡英文当局对于由日本主导的TPP也颇感兴趣，似乎有可能参与进去。日本政府对于台湾民众也给予了特殊的待遇，比如免签、留学优惠等。这些小恩小惠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台湾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而日本流行文化对台湾社会的冲击也增加了台湾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当然，除了以上3点外，日台政治家对日台关系的重视程度也不容忽视。比如，吉田茂的两封书简在日台关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岸信介、佐藤荣作以及安倍晋三对台湾的特殊感情，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反复制造“台独”等。尽管这些在日本与台湾关系中未必能发挥主导作用，但却有可能影响具体的政策制定。

参考文献：

古川万太郎『戦後日中関係史』、1981、原書店

服部龍二『佐藤栄作―最長不倒政権への道』、2017、朝日新聞出版

鹿島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１）』、1984、原書房、pp.468-470

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1991、東京大学出版会

野嶋剛『台湾とは何か』、2016、筑摩書房

吕耀东：《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及影响》，《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中国社科院日本所，pp.19-41

孙云：《冷战后的日台关系浅析》，《台湾研究》2001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pp.86-90

王键：《冷战时期日台关系的演变轨迹》，《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pp.48-52

周彦：《战后日本的“台湾帮”与中日关系》，《日本研究集林》2009年第32期，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p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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