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是错误的
80后,90后担任西安国有集团董事长、董事的事热闹了几天,如同大多数新闻一样,很快悄无声息了。除了一位倒霉的财政局局长撤职,其他一切照旧。这么多年一轮一轮改下来,没见国有企业效率提高,我们是否要反思,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否合理?
第一部分 皇帝的新装: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一、国有企业经营的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国家,任何一位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都只是“打工的”,没有最终决策权,也没有能力承担企业损失。
民营企业,公司是老板的,老板觉得风险可以冒,成功了,收益归他,失败了,自己承担责任。国有企业,公司是国家的,董事长、总经理觉得风险可以冒,成功了,收益归国家,失败了,个人承担责任,影响发展前途。
市场,最强调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逮到机会就上。老板下了决心的事,谁反对都没用,经理层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老板爱听听,不爱听就不听,谁受不了,可以立马滚蛋。国有企业,没人愿意冒险;就算要干,集体决策,出了事,大家一起负责。
集体决策,谁都不承担经济责任,谁也承担不了经济责任,就与市场精神相抵触。试想,腾讯做砸了,马化腾可以推到集体决策头上,他不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做砸了,马云可以推到集体决策头上,他不承担责任?万达搞砸了,王健林不承担最终责任,谁承担最终责任?
国有资产所有者虚位,集体决策在国有企业是决策机制;在民营企业,集体决策只是听听意见,最终决策权在实际控制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决策负责,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收益或承担损失,这样的企业怎么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怎样改?改到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谁不服,谁滚蛋?决策出了问题,董事长赔得起吗?他要是赔得起,还做什么国有企业董事长。
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从根子上不可能成为真正市场主体。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虚位问题吗?
第一种情况,“混改”企业国有占大股,民营占小股。哪个老板脑子夹坏,把有限、追求高利润的资本拿去给国有经营者瞎捣鼓,获取低回报?就是亏,也得亏在自己手上啊。
如此合作,民营企业多半是看中了某些他们想进入,但进不去的领域,借股权合作,渗入那些领域,使用那些领域的资源。比如,前几年中石化销售公司搞“混改”,腾讯等民营资本就参与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公开的合作成果。
民营企业指望借合作利用国有资源,多半打错了算盘:股权合作,同股同权分红就可以了,凭啥要让你利用国有资源?就是对双方都有利,也不给你用:你民营老板赚钱,是我手上的权力给的,我没啥好处,干吗要多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回家睡觉。
做工程、贸易出身的老板,总弯着腰求人,吃喝玩乐都照顾得妥妥帖帖,是能利用上国有资源的,前几年风光,赚了不少。然而,现下时局不好,反腐倡廉,不少人进去合唱“友谊之光”了。
知识分子出身、做投资出身的,弯不下腰,不了解窍门,看着包工头都能赚钱,以为自己更能赚到,被忽悠进去,董事会上尽管畅所欲言吧,屁也不让你捞着。国企官员出了事,不管老板有事没事,先一起跟着进去唱“友谊之光”,确实没啥事,以后再平反。
如此合作,还可能是民营老板考虑二股东先做着,一旦有机会,咸鱼翻身,翻成大股东。实践证明,这同样是打错了算盘。前一轮混改热潮,联想入股了城投控股(600649)、复星入股了中山公用(000685)。这么多年过去了,联想、复星得到了什么?国有力量比较强的地区,只要这个企业还经营得下去,就不可能给民营企业翻成大股东的机会。
如果民营企业真地、实实在在地当了大股东,控股国有企业,尤其是做事比较激进,占便宜没够的,如肖建华,下场仍然是去合唱“友谊之光”。听说肖反省态度很好,会不会少唱几年,不得而知。
第二种情况,国有占小股,民营占大股。国有资本做财务投资人,企业经营好了,国有资本跟着增值。这种方式,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老板们贼得很,让“混改”企业保持相对不高的利润,或者亏损;同时,通过各种关联企业和渠道,在“混改”企业以外,自己完全能控制的企业获得更多利润。
有一种提法,国有资产要从资本的角度来运营,哪个民营企业经营得好,国有资本就投一些。道理同上,老板们不会让国有资本真正赚到,有一万种办法让国有资本赚不到、赚不足。
国有资本作为财务投资人进入民企的案例,最典型的要算华润入股万科(华润是名义大股东,不参与决策,是财务投资人)。特定时间段相对成功,一是王石个人素质高,钱方面的事看得开,二是王石个人在万科中占的股权比不高,三是宁高宁确实没干涉万科企业经营。这个案例,不具备可复制性。宁高宁离开华润后,合作就没有那么愉快了。“野蛮人”姚老板收购万科,华润没接茬,随你们怎么弄。
第三种情况,双方各50%。明争暗斗,不欢而散。
混合所有制改革,回避不了“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实质是解决不了“钱怎么赚、怎么分”的问题。出了偏差,国家干预不可避免。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虚位问题。
三、国有企业有可能真正实施市场化经营机制吗?
市场化经营机制,一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经理层市场选聘;二是员工持股、上市公司持股计划、科技型企业股权分红等激励措施。
“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国有资产的土壤里,职业经理人制度,与在民营土壤里长出来的不一样。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老板的决策核心是利润、投资回报,职业经理人就要去获得利润、投资回报。国有企业目标多元,利润、投资回报仅是考虑因素之一,职业经理人就算有天大的本领,怎么可能以利润、投资回报作为主要目标呢?
职业经理人,要么在国有企业混着,实在压抑、混不下去,只好走人。到目前为止,似乎就是这么个情况,没有反例。
至于持股、分红制度,象征性的一点点,聊胜于无。国有企业,怎么可能让个人股权占得高,职工想占得多,也得有钱啊。占的少,话语权从何谈起?
这些制度只是点缀,东施效颦。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形成市场化经营机制。
上述问题,其实是“皇帝的新装”,不难看明白,或者说,大家都明白,都不说穿,一次一次徒劳地改来改去。养活一大批人而已。
第二部分 国有企业没有必要成为市场主体
如果成不了真正市场主体,还偏要说是市场主体,还要努力让大家相信是市场主体,这样做,没多大意思。
太祖说要“实事求是”,伟人说要“讲真话”,美国说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就要占主体,40%是有必要的。其他60%,可以是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
国有资本,除了在市场失灵领域(公园、绿地、城市道路等)、国家经济命脉基础行业(石油、电信等),还要在国家产业政策倡导方向上,民营企业暂时做不到、做不好的领域,起主导作用。
比如,国家需要发展高速公路,民营企业当初没有足够资金量去投,投资回报率也达不到民营资本的期望。国有资本就有必要先行投资,随着经济发展,高速公路收费提高,能达到民营资本的期望了,就把这些资产卖给民营企业,让他们去投资、经营。如果有那么一天,高速公路取消收费,国有资本还要把高速公路资产买回来。
比如,芯片。投资量大、周期长,国内除了华为,没有其他企业投得动、愿意投。国有资本就要砸钱下去,先把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民营企业有能力投、愿意投了,国家就把这些资产卖给他们,让民营企业去投资、经营。
再比如,“中国制造2025”中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国家资本也应该积极主导投资。
主导作用,就是引领作用,国有资本有义务先行,引领民营资本投向国家需要投资的领域。同时,国有资本又不要在这些领域长期沉淀,要不断滚动,实现引导功能。
无论是市场失灵行业、国家经济命脉基础行业,还是引导性行业,都不应以利润和投资回报作为主要目标。从根本上说,这些投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的的投资,是国家职能在经济领域的自然延伸。
国家战略目的清晰明确,决策不是基于对市场的反应,而是基于国家需要,做成、做不成,国家直接承担责任,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这些领域,无需“混改”,也不需要引进什么职业经理人制度。
从市场角度看,国有企业效率不高、资源利用率不高、人员不够精简,甚至一定程度官僚化。从国家角度看,可以集中国有资本办大事,引导产业升级,可以做好公共领域服务,可以把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上,做民营资本做不了的事情。
因此,不能简单用市场效率去评价非市场领域的事情,必须要正确认识“国家竞争优势产业”和“市场竞争优势产业”的差异,才能更好理解“效率”问题。
比如,制造“大飞机”,研制“歼20”、“轰20”、可回收火箭,中国的老板们暂时做不了这些事,我们拿美国波音,法国空客、美国的洛克.马丁、美国的马斯克来比较——他们能做这些事,国家向这些公司采购。我们会发现,从研制速度、成功率、建造成本来看,国家投资,速度快、成功率高、建造成本低,优势明显得多。研制战斗机,成飞、沈飞同时干;研制航母,大连、上海同时搞,这是私人资本能做得到、比得了的吗?
效率高的原因在于,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中高端人才集中力量协同完成。民营企业养不起这么多中高端人才,无法让这么多人才产生协同效应。大批中高端人才集聚,互相学习、加快了知识和技术的积累速度,产生规模优势,规模优势保证了研制速度、成功率和建造低成本。
高端计算机领域、芯片领域、军工领域、海洋工程领域、电信领域等也都是这样。只要高度重视,认真作为国家战略去推进,研发、生产就一定能比私人资本速度快、成功率高、成本低。
特别提一下东北老工业基地。原来是我们国家高端基础制造业基地。高端基础制造业,生产“制造机器”的机器,投入资金大、周期长,回报率不高,但它是一般制造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升级改造重视不够、投入不够。东北沉沦,导致高精尖基础设备不得不依靠进口,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软肋”,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在“国家竞争优势产业”,即基础性、引领性产业,国有资本的效率高于私人资本效率。“虾有虾道,蟹有蟹道”,国有资本何必非要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又何必非要成为市场主体呢?
至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产业,国有资本可以保留一部分,主要起到规范、引领作用。大部分市场空间留给民营企业,发挥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优势。
想起了中国兵乓球改革的事。本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中国乒乓球好好的,打得全世界满地找牙。魏纪中偏撺掇着扁平化改革,把刘国梁撺掇掉,结果呢,情况大大不妙了。好在知错就改,又把刘国梁请了回来。改革是好事情,但要想清楚再改。
第三部分 国有企业应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如果主要存在于市场失灵行业、国家经济命脉行业和基础性引领行业,就不存在市场竞争问题。改革方向就不是用市场化手段提高经营效率,而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问题。
国有企业仍然可以以企业方式存在。毕竟是投资活动,企业运营模式是可行的组织方式。离市场更远、政府更近的经济活动,也可以事业单位模式存在。
以达到战略目的为考核主要指标,主要是工作节点考核,即在一定时间内工作应推进到那个阶段。成本高低、人员多少是次要考核目标,收入、利润不作为考核目标。以事情办成功为准。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改是否又倒回到计划经济去了。不能这么看。基础性、引领性行业本身就不适合按市场化操作,以前是市场化过度了,现在改回来,按产业自身的规律办事。
这次中美贸易战,美国认为自己是自由资本主义,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担心自由资本主义——主要由市场说了算的资本主义,斗不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也从反面证明,国有资本引导产业发展对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 总结
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问题是无法从根本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注定是无法达到的目标。提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只会搞乱思想,原地打转。
将国有资本限定在市场失灵行业、功能性行业,产业先导性行业,集中国有资本办大事,对国家整体发展更有利。
既然国有资本办的是市场化企业做不了的事情,就要在考核目标、管理方式上按国家职能在经济领域自然延伸角度去考虑和设计,采取行政化手段管理更合适。(个人公众号:cyjcyt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