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武统”升温等同“仇台” 是对大陆民意的曲解与误判

近些年面对大陆内部“武统”升温，一些台湾媒体不免发出“如何降低大陆仇台情绪”的诘问，当中既有对民进党不断进行反中政治操作的忧虑，同时也有向大陆方面的喊话。观察上述言论，多数惯性地将“反中”与“武统”看成彼此民粹激荡，认为这两股声音的存在是造成两岸僵局的根源。然而，这种面对双方民意交锋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是基于理性客观的善意还是避重就轻未能直面问题核心，或许仍待厘清。而在此过程中，抛开意识形态的殊异，用一把尺、一个标准盱衡两岸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

“武统”曾是台湾的主张与实际行动

追本溯源，武统并非始于中国大陆，自1949年两岸分治到1992年所谓《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用军事手段达成“统一”，一直都是台湾的主张。

“反攻大陆”是彼时国民党当局退据到台后最重要的口号。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在《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讲话中，清楚明订“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期限。就在一年将近时，1950年3月13日改口说“三年反攻，三年成功”，1950年5月16日，又变成“五年成功”，而五年过去，在1959年5月19日，《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讲话里，蒋又提到，“再过十年”，超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为此，在金门太武山上的“勿忘在莒”标语，在马祖南竿的“枕戈待旦”照壁，都是证明。

而当年台湾除了“武统”，还有“恐袭”，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执行包机任务，从印度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在香港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弹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暗杀行动失败。而万隆会议之后，1955年，大陆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概念，1956年又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但当时台湾掌控空中优势，对大陆沿海搞突袭、骚扰，甚至派飞机轰炸从未间断。

1962年9月9日，台湾空军中校陈怀生奉派再驾U-2飞机飞往大陆执行侦照任务时，被击落命殒江西南昌附近，蒋经国在《看不见，可是你依旧存在》的悼念文中这样写道：当他第一次驾驶U-2飞机完成远程的高空侦照任务回来时，我亲眼看着飞机的滑轮平平稳稳地落在跑道上，我为他骄傲，也为他高兴。他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完成了往返台湾与新疆之间的不着陆飞行，打破了中国空军飞高和飞远的纪录，可是当我和他握手时，他和平日一样的谦虚有礼，一点也看不出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对我说：“我们的祖国实在太伟大了。” 

如果以大陆军机飞越海峡中线遭蓝绿同声谴责“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为标准，那当年蒋经国、陈怀生所做之事，是否是伤害大陆人民感情？但为何几十年后，还有昔日的U-2飞行员张立义在“九三阅兵”时被奉为上宾，张立义说，“不忘历史包容仇恨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在北京看来，那段历史终究是中国人的兄弟事、家务事，大陆一贯的立场是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就能“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时过境迁台湾是反对武统还是统一

蒋介石的“反攻梦”坚持了26年，父死子继蒋经国继续勉强喊了13年，虽然只是尸居余气，而反观大陆方面，1979年即已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方面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当年自知反攻无望，蒋经国尝试改文攻，以“一国良制”回应“一国两制”。他去世后，以制度优劣解决两岸问题在李登辉执政初期依然延续。1991年4月28日，海峡交流基金会组团首度访问北京，5月4日会谈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当面向海基会首任秘书长陈长文建议“一国两制”可适用于两岸的台湾；陈长文即以“一国良制”回应 ，认为应由两岸人民自主选择较好的制度。陈长文1991年强调，“中国的统一应是两种制度的选择”，是两种制度和平的竞争。

对比之下，一国两制是彼此尊重制度的不同，而一国良制，是要以自身的制度影响对方的制度，前者是多数尊重少数，而后者反而是要少数决定多数，到底哪一方更专断呢？

时过境迁，对台湾而言，恐怕已无人关心“两制”还是“良制”，“自由中国”彻底成了过去式，现在对昔日所谓“自由中国”的人待遇最优厚的是祖国大陆，给惠让利，一再惠、一再给，各种阳光政策，连很多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都沾了光，对照陆配在台被歧视，有立委说刚好而已，对照因为陈时中的一句“选择了户籍就要承担”让“小明有家不能回”，又到底哪一方才是更自由的“中国”呢？而从金门眺望厦门，隔海对照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已经成了很多台湾地区的中国人最心之向往的目标，这场制度之争早已尘埃落定。

况且，比起当年台湾对“一国良制”的执着，如今主流民意反对的恐怕不只是“武统”，而是亟待脱离 “一个中国”。试想，假如美国出兵来援可以实现分离，多数台湾人又将何去何从呢？

因此，所谓反对“武统”只是认同异化的表征之一，而如果“武统”伤害两岸人民感情，以此论，最该反对统一的应该是几十年前面对空袭暗杀、面对沿海不断受到袭扰的大陆民众，何以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的统一之志反而愈发坚定？归根到底，不是“武统”让两岸关系渐行渐远，而是先认同了两岸不是一家，才把它当成了拒统的理由。

武统和统消长背后是对两岸关系的趋势研判

众所周知，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大陆始终坚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同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样的立场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2020年年底，国台办原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在中国官媒《人民政协报》刊文表示，现在台湾岛内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正在减小。因为第一，“台独”势力已经在台湾坐大，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由台下走到台上，并在台湾全面执政，反对“台独”的国民党失去制衡能力。第二，台湾岛内党派纷争，现在台湾的任何政党都不能代表台湾人民与大陆谈判统一问题。第三，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连“两岸一中”都不承认，不大可能来跟大陆谈统一。

王在希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是否需要使用武力，什么时候使用武力，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政治问题，而且和平统一与武力问题本身是一个一体两面、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

因此，大陆内部武统声浪的激增是理性观察后对两岸前景的展望预判。即便是台湾舆论看来相对温和的大陆涉台工作者，恐怕也无一人承诺解决台湾问题放弃武力，而那些经常被岛内媒体认为支持武统的学者，也从无一人敢高声放言，如果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仍要坚持使用军事手段。

事实上，导致武统和统消长的决定因素在于台海局势向何种方向演变，是否最终走向“兵凶战危”，从来就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是仇台还是面对台独反中的被动因应

诚如文上所述，把“武统”与“和统”对立，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大陆对台方针完整论述的认知不足。而把武统等同“仇台”，就因果而言，则更待商榷。

首先，如果武统等同“仇台”，何以解释几十年前，当台湾面对大陆一手军事斗争、一手政治宣传的年代，纵使国共势不两立，纵使一湾海峡咫尺天涯，两岸民众之间彼此尚能维系血浓于水的手足情感，为何大陆民众并没有将此等同“仇陆”？归根结底，这仍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分野，是看成中国内战延续还是台独视角的并吞与反并吞的问题，当认同南辕北辙，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天渊之别。

另一方面，每当面对两岸舆论激烈交锋，当台湾社会常以自身的民意作为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时，可曾愿意理性倾听大陆民众的感受？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大众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抹黑、攻讦几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各种偏狭短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端言论族繁不及备载，而每到选举，好像不咒骂对岸不足以证明“爱台湾”的政治血统纯正。

远的不说，仅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台湾在疫情之前口罩九成从大陆进口，但民进党政府却第一时间禁止口罩出口。当中国大陆笼罩在疫情阴霾之下，电视政论节目中对方舱医院的嘲讽贬损，对抗疫的幸灾乐祸，犹如挥出的一记重拳着实打到了不少大陆民众的心。在台湾疫情爆发之后，当大陆不计前嫌主动递出橄榄枝后，台陆委会仍以“假好心”指责大陆杯葛疫苗输台；当上海复兴医药表示愿意将辉瑞疫苗提供给台湾民众时，仍遭遇陈时中高高在上的“还没接到申请”的放话；当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批准使用中国国药（Sinopharm）生产的疫苗进入紧急使用清单，让这款中国疫苗成为首个西方国家以外研发并获得世卫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为遂行反中目的，仍要作出不实的指控与诽谤。

将心比心，如果将两岸角色互换，台湾又将如何以对呢？而面对善意屡屡被“吐口水”，也不可能要求大陆民众不作出任何回应，也不可能要求大陆民众基于起码的爱憎情感，没有任何不满或情绪反弹，而把这种面对台独反中操作的被动因应简化为“仇台”，即便站在超然立场，如不厘清前因后果，凡事不由分说各打五十大板，这种解读恐怕也有失公允。

有一点可以更确定，当民进党继续推行渐进式“台独”，一步步挟洋自重拉高两岸对抗，北京势必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反制外部势力的干扰，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在此背景下，武统可能性自然升高。而当台湾内部反中仇中的社会气氛愈演愈烈，政客与媒体继续肆无忌惮不知伊于胡底，长此以往，也势必将双方民意引向直球对决。而动辄一句大陆“仇台”并不是反中的遮羞布与挡箭牌，解铃还须系铃人，重拾理性自觉，弃独扬统找回两岸一家亲的情感认同，才是台湾改善与大陆关系真正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