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德外交始末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2周年  作者 李吉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孙中山三十年革命生涯中，曾先后寻求世界上一些大国的支持和援助。由于孙中山所从事的革  命活动，不论是清末还是民初，都是矛头指向北京政府的，所以与北京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孙  中山的要求，一般官方均未予支持。不过也有比较另类的，日本是通过“民间”( 包括浪人) 和军部人士或暗或明的支持。沙俄政府与孙中山毫无关系; 苏俄则先是通过其“第二外交部”———共产国际与之联络，后是政府出面，提供援助进行北伐，以图推翻与它( 1924 年开始)  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北京政府。欧战以前，孙中山并未寻求德国的援助。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形势的变化使孙中山有机会考虑联德外  交的问题。孙中山的联德外交历来不大为研究者注意，但它却是孙中山晚年外交活动的重要部分。本  文拟就笔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此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

孙中山对德国的实际情况是有所了解的。1905   年初，由北美东返拟赴日本的孙中山受湖北留欧学生邀请，在欧陆停留。在布鲁塞尔期间，成立了革命组织(  当时尚无名称)  ，其加入的手续、誓词内容一如同年  8  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当同盟会成立后，旅欧组织即称欧洲同盟会。孙在布鲁塞尔成立革命组织后，又有柏林之行。朱和中(  字子英)   当时在德国兵工大学读书，是革命积极分子，当孙抵柏林时，他率二十余名留学生到车站迎接，即入住其寓所罗兰多尔福街  39  号。朱以孙“在比京时间太短，精神上不舒服，乃定上午总理自理信件，午餐后出外游览，晚餐后同人来寓集会，使同人之学业亦不至耽  误。居住十二日，故讨论特为详尽 。当时正是德国国势蒸蒸日上之际，孙中山在柏林逗留时间虽然不长，但毕竟对这个国家的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这些感性认识对他后来的从政活动显然有其作用。

朱和中在武昌起义后两个月从兵工大学毕业。该校学生在兵工厂商人中间大有声誉。自武昌起义  后，军火商纷纷向朱探询意向，朱表示倾向民军，并劝德商礼和洋行与捷成洋行将原由清廷订购的军火  转交民军。他返国后赴南京，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将他安排在自己任总长的总参谋部任第二局  局长。这些阅历，与孙中山日后派遣他赴德活动并任命他为广东兵工厂厂长是有密切关系的。

孙中山在 1912 年 3 月 31 日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曾游历南北各省，访问日本，表示要以实业建设为急务，通过加速铁路建设带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他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以德国为楷模。1912     年 4 月 1 日，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演说，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又谓:    “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

“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而    其事则在思患预防。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莫不逾此，吾愿与我国民共勉之。”在 4 月 4 日答上海《文汇报》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余乃极端之社会党”，“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8 月 13 日，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这是一个合法的政党。该党的《宣言》内，宣称党纲五事，其四“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    权力，使一国家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党纲中明确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便不是个人意愿了。在同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连续三天，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阐述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德国以国家为本位，个人为国家分子，又宁牺牲而不惜也”。他还说，国家社会主义本〈附〉丽于集产社会主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

孙中山对德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是否完全准确，另当别论，但他在开国之初即欲师法德国以建政，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德国方面的记载找到证据。

1912 年 10 月，孙中山曾会见一位德国的退休上尉兼旅游作家沙兹曼( Von Salzmann) 。沙兹曼在其所著政治性游记《来自年青的中国》一书中，用长达五页的文字记述此次访问。据载，在访问记中，他形    容孙是一位值得争取和使人产生好感的人物;    著者希望他的著作能纠正由新闻报导所造成的“歪曲形象”。沙兹曼提及孙对德国租借地胶州湾的良好印象，并把德国誉为“我们的导师”以别于英美各国，因为德国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系统的，并且是在学术基础上非常认真地发展起来的”。

孙中山拜托沙兹曼告诉他一些愿意或能够帮助中国改革军队的德国知名人士。孙中山最后说:  “我认为，从各方面来看， 德国都是我们的楷模。”沙兹曼根据这句话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有理由从各方面来支援他( 孙) 的奋斗。”尽管沙兹曼在“二次革命”后对孙中山的看法有所改变，但上述记载明白无误地表明民元孙中山所要推行的建设计划，是以德国为楷模的，以德为师，这是第一而非最后一次被他提了出来。

二

欧战开始后，日本乘对德宣战之机，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的殖民权益，它还向袁世凯递  交二十一条，妄图将整个中国作为其殖民地。袁氏死后，日本在  1917—1918  年间通过西原借款，订立军事条约，编练参战军，控制了段祺瑞政府。主要围绕参战问题，府院之争日烈。1917 年2 月9 日，外交部以德国采用新潜艇战略，向德国提出抗议。3 月 10 日，国会投票表决与德国断交，14 日将断交事通知德国。德驻华公使辛慈( Paul Von Hintze) 下旗离京赴沪。5 月，段祺瑞将对德宣战案咨送国会( 中经动乱， 至 7 月 14 日始正式对德及奥匈帝国宣战) 。中国参战实现了英美法日等协约国的要求。

孙中山主张严守中立，反对中国参战。1917 年 3 月 9 日，他分别致电北京众参两院及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表达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5 月 12 日，在复段祺瑞函中，重申反对参战理由。他还一再致电国民党系统的国会议员，认为参战有亡国之险。5  月间，由孙口授，朱执信撰写了《中国存亡问题》的小册子， 印发各地，全面论述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书中认为:    “以土地论，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略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又谓，至于潜艇无限制攻击问题，“德国回答，指明潜艇    攻击并不损及中国船舶，仍允磋商保护华人生命财产之法，可谓周到。”“德国既显示我以可用外交手段解决此问题，而偏不与商酌，务求开战，此可谓为与美国同一乎?”“我则突然于外交手段未尽之际，行此激烈手段，此可得谓之有不得已之理由耶?”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917 年 3 月底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孙中山反对参战，主张严守中立，目标明确并比较单纯。在此( 即 3 月底)  之后，虽然仍坚持反对参战，只是目标转移了。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 3 月底以前孙反对参战，确实是为国家保持中立，不参与国际纷争，而 3 月底以后，则因与德方接触，接受了德方金钱，便使他反对参战目的转移了。

关于孙中山接受德国金钱一事，中国方面最早证实的是当事人曹亚伯( Aber Tssao)  ，而孙中山则矢口否认。冯自由记述，关于筹集革命经费情形，党人曹亚伯曾经透露:   “民国六年六月，国父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素与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士，告亚伯曰:    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助资百万。亚伯以告国父，国父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   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某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箧一具，其  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甚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

对于此事，孙中山讳莫如深。他在 1918 年 3 月 18 日回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的信中写道: “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在我目前的运动中，我仅仅是为下述愿望所激励: 在中国恢复约法政府，并给我们的同胞以民主政体的福祉。”③这两则史料，揆诸史实，则前者所记金钱数目不准确，后者乃糊弄洋人的假话，其用心自不难理解。

平实地说，孙中山拿德国人的钱，是千真万确的事。从研究的角度说，先后有五种论著讲到这桩活  动。( 一) 1967 年，约瑟夫·伐思( Fass，Josef) 写了一篇《孙逸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东方档案》第35 期( 1967) 第 115—120 页，包括从德国秘密档案原稿中摘录下来的一段很长的文字。( 二) 台北李国祁教授引述了同前约瑟夫·伐思一文中相同来源的德国秘密档案，收入《在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某些记载》一文中，刊《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4 期( 台北: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 年) 第317—342 页。( 三) 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1976 年英文版，1986 年，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韦慕庭书中所征引的德方资料，系据上揭两种，即 1917 年 12 月 20 日由德国前驻沪总领事所作的一份秘密报告。但就此事全过程的叙述，则还使用了美国国务院的档案。

(  四)  ［联邦德国］罗梅君的《1945  年以前德国和联邦德国关于孙中山的述评和研究》，发表于 1985  年河北涿州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五)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

1991 年) 1917 年 3 月底 4 月初部分。“长编”这部分资料，是征引李国祁文为主，兼收韦慕庭、罗梅君的论著。

上揭五种资料，除韦慕庭书外，对孙取德款之事，均未持异议。韦书称: ( 德国档案中的秘密报告)

“这仅仅是来自一个方面的证据，它并不能证明孙博士从驻上海的德国领事馆那里接受了一笔巨款。”  并以前引孙中山致海因策尔曼函件否认之事为证。韦慕庭不了解曹亚伯的自证，也不清楚孙中山用三   十万元运动海军南下之事，只相信孙致海因策尔曼函中之虚言，认为柯南平前总领事秘密报告为孤证不    足取信，也就勉强成一家之言了。

根据李国祁教授整理的资料，1917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孙中山与德国前驻上海总领事柯南平( Herr Knipping) 及译员雪麦( Schimer) 接触。这当然是前驻华德使辛慈的意向。此前，协约国已用巨款贿买中国官员及议员欲使中国参战，德方同样也曾使这种手段以制止中方参战。迨中德断交后，3 月 25 日辛慈下旗回国，临行前除将德国在华情报活动交给美籍教士李佳白( Gibert  Reed) 及德人克雷格博士( Dr．Krieger) 与多布里柯( Dobrikow) 外，并于过上海时命令前驻沪总领事柯南平竭力与孙中山联系，洽谈有关“段祺瑞总理下台和用金钱收买军队”事宜。拟以金钱———最多用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柯南平奉命后，立即电召作为孙的朋友、时为德方工作的曹亚伯自京返沪。在曹未返沪前，柯南平已全    力进行此项相关活动，如鼓动报纸倒段与反对参战。当曹抵沪后，柯南平即派雪麦与曹秘密谒孙，商谈    倒段。据柯南平报告，孙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惟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孙    还一再表示，他对日本政府中部分要员有影响力，他认为日本对德的态度可分为两派，外务省反德，而大    部分海陆军将领则亲德。孙并说，为确切了解日本对华的实情，最初曾欲亲自赴日，后因如此惹人注目，  故为友人劝阻。而日方则派高级军官田中来华与孙交换意见。据柯南平日后的报告，孙与田中的商谈   曾得到预期的效果。孙明白告诉田中，将倒段。田中表示，日本无意干预中国内政，允将其意电告日政   府。据载，柯南平曾将孙与德方有关倒段的商谈另案报告政府，并获得德首相同意(    李国祁称未见此项文件)  。柯南平还报告，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孙组织军政府，均与德人活动有关。柯氏还称， 孙当时还邀德人同往广州，柯与雪麦均认为，如此将对双方均为不利，故未前往①。

孙中山取得德款后，于 6 月 27 日派员将三十万元送交海军总长程璧光，作为海军南下护法之需。7 月 8 日，孙中山一行由沪乘舰赴粤，17 日抵黄埔。9 月 1 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9 月 22 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对德宣战。德国方面以金钱换取孙中山反对宣战的希望于焉破灭。但是，孙中山之第一次联德外交尝试，却并未亦于此告终，他要曹亚伯赴德再活动。根据  李国祁教授征引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在欧战行将结束的最后数月中，孙中山还试图取得德国的援  助，派曹亚伯去德国。他认为德国和中国必须进行合作，以便把中国从英国、日本和它们的同盟者统治  之下解放出来。曹带着建议去了柏林，该建议称:  “德国和俄国必须联合组织和装备一支由居住在俄国边界的中国人编成的军队，再加上大约一师德国军队，合在一起去占领北京，并且推翻那里的政府。然  后，德国可以取得中国的食物和原料，通过俄国的铁路把它们运回家去。然后，大概是胜利以后，德国可  以从财政上帮助中国，帮助它重新掌握和管理海关，建筑铁路。德国还必须帮助中国使教育制度现代  化，发展工业技术，这样，中国的产品就可以通过俄国运到德国去。”孙中山第一次护法失败离开广州是

1918 年 5 月，不清楚曹亚伯是何时出发并取何途径前往德国的，但他是将近在 11 月底即停战之后抵达柏林的。12 月 1  日，范柏中尉和辛慈拜访了曹亚伯。曹在一封亲笔信中呈递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