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三胎吗？”

“三孩生育政策”抢在儿童节前，来了。

“三孩生育政策”下，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也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保持人力资源优势的举措之一。消息发布后，也可想而知引发了舆论热议。

毕竟，生育对于许多人而言，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这背后涉及的远不仅仅是个人意愿，还包括诸多现实问题。比如，社会是否已提供了良好的生育环境、安全的成长环境？教育支出、房价等高昂的养育成本如何承担？女性的职场权益又是否能得到有效保障？

“我连一个都不想生”“我连一个都养不起”……此起彼伏的“抱怨”声音背后，其实是沉重的生育压力让许多人只能望而却步。

关于人口与生育的讨论已有很多，但这种讨论里往往忽略了具体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数字和宏观危机的描述，以及一种弥漫的生育焦虑。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女性自主选择生育？什么样的生育政策，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讲述 | 陈迪

来源| 《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少子化讨论中，女性的失声

关于人口的讨论，大家，特别是女性，经常会有种感受——各种报道都非常有“大局观”，都在“下大棋”、列数据，讲各种的经济后果、人口结构后果。

但是，这些讨论为什么从来都没有问过女性的意愿到底是怎样的？到头来生孩子的是女性，而女性愿不愿意生育这件事情，在讨论之中，连一个角落的位置都占不上吗？

因此，如今关于人口和生育的热烈讨论，如果排除女性视角，是会被许多人拒绝、被许多人认为不真诚的。

理论上，生育的负担和成本，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劳动上的，都应该在核心家庭里进行平等地分配。既然性别平等，男性即使无法分担生育的成本，也应该去承担更多的家庭内的劳动，或是经济上的支持。

然而，我们从当下讨论中明显的分野里，已经可以察觉到，对于现实中生育成本和代价的不平等分配，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去强调要鼓励生育，而是这背后更加根深蒂固的局面，也就是父权制——男人无论是在生育的负担，还是在更大的社会经济安排里，都占据了更多的好处，规避了更多的成本，而把代价更多地留给女性。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要走入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对人口形势的担心，主要与两个社会问题相关：一是社会养老，二是人口红利。

养老面临的情况如何呢？在当下，有些省份的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已经耗尽，还要通过其它地区来接济。也就是说，在该地区内的年轻人已经力不从心。从年轻人的收入、税收，再扣除他的各种社保、福利，再在里面抽取出用于支持老人养老的那部分钱已经不够用了。

另一个问题在于经济层面，与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以前大家都爱说人口红利，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人口数量大，使得劳动力价格较低，进而生产的产品足够便宜，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但是，随着现在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价格也逐渐上升，导致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优势不断缩减。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制造业转移和外迁的情况。

与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相关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工业化，工业化引发了家庭人口再生产策略的根本性颠覆。与农业时代相比，工业时代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人们需要思考如何成为一个有意义、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力。

与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在工业时代，工人在进入工厂工作前，需要接受职业技能培训。随着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需要上学、需要识字，需要掌握很多基础的知识，才可能接受更具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进入工厂工作。

随着分工变复杂、对劳动力知识储备的要求变得更高，教育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教育方面的投入，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私人家庭来承担的。

更不必说我们当下的时代，整体财富的增长或许是有限的，而大家就是要在其中进行这种难有增长的竞争，依靠教育的军备竞赛，从同龄人手中抢夺更多的资源，这就是所谓的内卷。

于是，生育更多的小孩，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未必是更合理的经济决策，就更不必说被生下来的孩子都会面临怎样紧张的竞争了。

第二个方面与独生子女时代的经济理性相关。

独生子女的概念，对一整代，甚至是几代的中国年轻人的家庭观念，以及如何看待兄弟姐妹，都有所影响。其中，有涉及经济理性的部分。

比如说，当你的同辈都是独生子女时，预期中，大家在教育机会上的比拼，与各自背后家庭经济实力的对决密切相关。

如果说你在上学期间，与同龄人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家庭的实力是差不多的，而你却因为有一个或是两个兄弟姐妹，拥有的资源比同辈们少了1/2，甚至少了2/3，不免会让人产生在与同辈的竞争中落后的担忧。

这种经济理性的担忧，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需要通过外力的干涉，使得一整个时代的人都是独生子女以后，才会出现这种认为兄弟姐妹占去资源而导致自身竞争劣势的情况，这也进而影响了独生子女们的生育观念。

而少子化，或许是无法避免的——在19世纪， 许多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而生育率也逐渐下降。例如在美国，180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7，之后逐渐下降到4以下。

再到后来的20世纪，整个西方，如今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勉强超过2，可以勉强维持人口的结构。

而这个数字在东亚，下降到2以下，已是没有办法维持原有的人口数量了，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问题最严重的韩国，甚至包括中国大陆，都是如此。

02.

无法忽略的成本

女性崛起，的确也与当下的人口少子化相关。然而，女性的主体性，女性的选择，对于人类解放事业非常积极正面，是应该去大胆承认的。

“女性要有选择”，这种观点确实是工业化时代才开始出现的。当更多的女性走出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也就是家庭，而进入工厂，进入公共领域，才得以与除了父母亲人之外，社会上更加丰富的男男女女相接触。

最早的约会文化，即尚未结婚的成年男女一起出门玩耍、交往、谈恋爱，甚至发生性行为，最早不是出现在中产阶级之中，而是出现在工人阶级的年轻男女中的。

因为中产阶级的女性最初不用去工厂上班，无法走入一个开放的公共环境，所以最早开始自由恋爱的，其实反而是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也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性才成为了一种选择，于是避孕也需要被考量。

当女人开始能自主地选择避孕，生育也成为了能够被选择的，应该由女性来把握的。

在工业化时代以前，避孕确实是不被鼓励甚至不被允许的。但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上、法律上对于避孕节育，控制人口生产的禁锢，其实并没有那么严峻。

真正从社会意义上、从制度层面上开始阻止女性节育，也是工业化时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女性开始有了自主选择生育，自主控制生育的诉求，使得社会的主事者开始去干预女性的选择。

在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社会都在为阻止女性节育努力。有很长一段时间，堕胎都是在非法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堕胎导致的死亡率甚至一度高于生育。

但是节育政策也会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出现反复。譬如说，大萧条时期，由于经济形势困难，新生的婴儿一度被认为是社会的负担，所以在那时候，女性会被鼓励去节育，避孕和堕胎也是被默认允许的。

但等到后来形势一好，譬如到了战后，也就是1945年到1960年代，节育又重新被打击，堕胎又要冒着风险到非法诊所里才能进行。

接着就是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社会的反文化运动，之后才争取到了当下的权益。如今，社会上至少有65%以上的人口，都是活在避孕、堕胎合法的环境里的。但可怕的是，仍有35%的人，活在避孕、堕胎非法的环境之中。

在20世纪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之中，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和生育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议题。女性要能够自主地控制自己的性，能够自由地选择避孕、节育、堕胎。更何况是成本最高的生育，也要由女人自己来决定。

出于这种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我们在讨论人口与生育问题时，如果完全没有女性视角，完全不考虑女性的感受，这在姿态上就是在侵犯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了。

所以女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生育？这应该是每一个人不论男女都心知肚明的——因为为了生育要放弃的，无论是社会机会也好，经济机会也好，还是生命的可能性也好 ，都太多太沉重了。

生育的代价绝对不是说是在十月怀胎，然后安全健康地分娩， 忍受完那些巨大的、惊人的男性无法想象的疼痛以后就结束的。关键的还有在孩子自我独立之前，做母亲的仍然要一直付出。

许多女性享受孕育并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但无法否认的是，也会有许多人认为她们因此失去了许多可能性，不论是在职场上更加无所顾忌地跃升，还是可以在世界上的更多地方做更有意思的探索，以及许多自由自在、轻松惬意的事情。

对于现代人而言，上述都是无法忽略的成本。一方面，这些代价和成本被展示在人们面前，另一方面女性自身也在争取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其结果自然是大家对于生育会越来越慎重；对于那些高屋建瓴“看大局”“下大棋”的主张，大家也会越来越警惕。

03.

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让人有意愿生育？

如果说，我们还是想尝试影响人口结构的话，思路是什么？

从温和的视角来看，就是要给女性创造条件，给予女性更多的社会政策支持，比如说公共的托育服务，即为有孩子的员工提供全日照料小孩的服务。

中观层面的一种方式，或许比较难以想象——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方设法让社会变得不要那么“卷”，不要让人们那么焦虑，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很多人而言，养育孩子的大量投入，或许并不是他们马上打退堂鼓的原因。更多人会抱有一种关怀的视角，一来是照顾自己的生命体验，二来也不想让孩子活在一个这么辛苦、这么焦虑、这么疲倦、这么无止境地挣扎的世界里。

所以，还是要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宜居，大家自身不那么焦虑了，才会想去生育。

而只做到这样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还是要调整权力关系，改变如今的权力分配。

生育伴随的是一个巨大得骇人的成本。比如，我们想象一下，开发让男性也怀孕的新技术，是有可能的，但又会有多少人愿意去开发这项技术？或许找不出几个，男性也是害怕的。

既然在生物性的条件上，女性已经站在现在的位置，又能如何让想生育的女性愿意生育呢？是不是应该让男性更多地让利？而且这个让利还不能只是做做姿态，给一点好处，给一点公共政策上的帮补，而是更有诚意地让渡社会权利——

如果女性也能在社会上掌握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她们或许才有空间变得更加从容，也减少几分危机感与被剥夺感。

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可以想象的未来，这是一段注定艰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