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

在这个日光越发灼热的五月末，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人家。

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2021年5月28日他在京逝世，享年99岁。

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

他翻译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带来思想启迪。

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始终淡泊、谦逊的老先生。即便是90多岁的年纪，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 “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

他曾引用诗人济慈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想来用这句话总结他的一生再合适不过了。

本文摘自于2010年8月出版的Lens杂志，原标题《何兆武：把名字写在水上》，略作删减，以示缅怀。

何兆武先生的家，在清华西南门内的宿舍区。

褪了色的红砖墙与水泥门厅，锈蚀的自行车在六层的老居民楼前摆成一排。气质清峻的矍铄老先生蹬着嘎嘎作响的自行车，绝尘而去。

2006年，我收到他寄给我的信，是两张照片。前一年我去采访他，摸出相机给他拍照，他不反对也不摆姿势，突然弯下腰去，打开脚边的一个柜门，在里面掏啊掏，半天掏出一个塑料袋，装着一个老相机。

他不紧不慢地取出来，“以牙还牙”地对着我咔嚓两张，说：“我这相机里的胶卷，是几年前装上去的，不知还能不能成像。我洗出来了就寄给你啊！”后来，我果然收到了照片，照出来的效果竟奇异地好。

第一次拜访他时，在网上只能搜索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感激地写道，他与何先生谈不上多少交情，那时出国找不到担保，无意间跟何先生谈起，何先生二话不说联系到他在国外的姐姐，做了担保。还有一件被津津乐道的事：清华为他做八十大寿，他不仅拒绝，还锁上家门躲了出去。

那一次，我请他叙说个人的历史，企望有好的运气——愿他是善谈的，不要我提问，便可滔滔不绝地叙述自己。但他当然不是那样的人，说出来的都是片语微光。几乎没可能跟他展开辩论，他驳你一遍之后，你故意说些反话想诱他多说些， 他毫不接招，粲然一笑：“你这样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我们不断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尴尬，干着急，他保持一个乐呵呵的固定姿势，眼睛望着虚无缥缈处，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摄影/继木

89岁的何兆武坐在他的书房里。房间很小，仅容一桌一床和两个书架。书桌上散叠着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 他已去世的夫人的照片和一幅观音像。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从清华大学退休后，开始几年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文稿，最近几年，也仍然好奇当前社会的种种变化，但“没有什么精力了，主要还是看闲书，好多是‘文革’的回忆录。那些回忆录都有点简单化，什么都往江青身上推。那么大一场‘文革’，全归在一个人身上，不合适，也不公道。 后来的领导应该给江青一些条件，给她配两个助手，写回忆录，爱怎么写怎么写。写了不发表，放在保险柜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写。她也可以说谎，但这是给后世留下一个原始材料。”他对Lens说，他希望类似的个人史能多起来，改变官修历史的格局。

何兆武的学术之路并没有走上顶峰，这和历史大环境的限制有关，也与他淡泊的性格有涉。“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他说道。

这般在何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其实就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坐了一个时辰之后，一位老太太悄无声息地走到门边，朝我絮絮地大声嘟囔，听起来似乎是要我去吃饭，我听不清她的话，坐立不安，额头开始冒汗。其实，在我进门那会儿，就看到另外一间稍大的屋子，一个老太太仰头直挺挺地背靠沙发坐着，下午的斜阳布了微淡的光芒在她身上，她竟可以一动不动，我当时就心中一动。何先生朝她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让她回到隔壁去。她固执地不理会，直望着我，脸上的表情焦急而天真。

何先生笑眯眯站起来把她推走，再回身时用手指指自己的太阳穴:“她脑子有病。”像说一个不相干的人，还带着笑。

“多长时间了？”

“10 年。”

我心里哽咽一下，文艺腔地发问:“那⋯⋯您会觉得孤独吗？”

他嘿嘿一笑:“自然。会，也会觉得孤单啊。人，总是需要交流的。”

这之后，我每每念及何先生，头脑里首先出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个老太太仰着头直挺挺地坐在下午的斜阳微光里，周围的家具都陷在暗处。有了阳光，反倒让人发现阴影。

后来，从报纸上知道老太太去世的消息，照片里看到何先生把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摆在书桌前。 

再后来去拜访。那时，由他口述的《上学记》已成为2007年的畅销书。在他书桌前，很近地去看那张黑白照片，虽说不上风华绝代，但是极其端庄，又朴素。她亦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相识相爱于那里。照片上蒙了一层旧的塑料膜，是他对爱人相片所做的保护。

摄影/继木

这是何兆武书架的一隅，上面的许多书都出自他的同时代人，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先他而去，“没什么能一起说话的人了，他微笑着说道。”书架上的照片是南开大学一个学生为他拍的（上图），因为那个学生很满意，他就答应人家摆了出来。

何兆武的一生，宽容、谦逊，充满耐心，却惟独不能容忍两件事:“不自由”和“没书读”。

年轻时，乌纳穆诺、莫罗阿等人谈论人生话题的书对他影响很大，“那时候，做学生也是幼稚。就觉得他们谈的问题，涉及到了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的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没有最后的答案。可是你一辈子却在追求它。”

他看书庞杂而随性，提到有些人读书很拼命时，他说，“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  在书架上，有专门的一块是放置音乐 CD 的，主要是古典音乐（下图）。“现代音乐我欣赏不了，有点不像音乐了，都是噪音。” 他笑着说。他很喜欢舒曼和舒伯特。

他乐于沉浸在古典音乐缓慢的节奏中。16岁时，从湖南岳阳老家赴长沙读书，整个行程坐火车两个小时，坐船却要五天， 他就在考虑：哪一个是进步？哪一个让人更幸福？

他欣赏朱光潜的一个说法：“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

“你逛过清华吗？”

距离第一次拜访之后不久，何先生带着我和我的好友去逛清华。 

因为头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聊起他的居住所在地：清华大学。他突然沉吟一下：“你逛过清华吗？”我没回过神来，他就说:“你下次来，我带你去逛逛清华。”我们讪讪地跟在他背后，觉得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给我们当导游，深感无礼。更无礼的是，我们还由着他请我们大吃了一顿。

他不以为意，在清华校园里引着我们缓慢地穿行，路上讲些旧事。少有人认识他，认识他的人也就是快步走来双手捧着他的手问候几句。直到我们喊累，他才和我们一块儿坐下来。三个人呆望着路上的飞车一族——清华的学生几乎是人手一辆自行车，哧溜一下过来，哐当哐当过去，车上的人多是紧张地皱着眉头，带着睡眠不足的倦容。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默默的，间或闲言碎语地笑一下，心情松弛、眼神涣散，分别进入一种自顾自的状态。那个时候，又不觉得是无礼了。

室内室外，他总戴一顶帽子。谁问“您怎么老戴个帽子啊？”他就嗖地一把揭下帽子：“我没长头发！掉了！冷。”闪出一个大额头，光亮、圆润，把人吓一跳。他戴着帽子的时候，只看得见他永远笑微微的模样。帽子揭开，就变成一副智慧又理性的老教授模样，像换了一个人。

好在他几乎都戴着帽子，淡化了他人生中严肃的一面。他几乎是纵容任何人理直气壮地去打扰他，你任何时候打电话过去说一个时间，如果没有别的人来访，他都全由你安排，好像退休了就无事可做的样子。其实他有很多事情——出版社和年轻的学子会接二连三地找来，要他梳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等。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让他特别受震动的事情。“唉，对了，我说个事情给你们听。”今年连续去了两次，他都很郑重很主动地说起他在凤凰台看到的一条新闻:“广东省佛山市一个邮政局长，被查出来贪污了18个亿，他拿这个钱去澳门赌博了！”显然他受到了很大震动，眼睛瞪得老大：“18个亿啊！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你说，贪个几千，几万⋯⋯”我们笑他没见过当今的世面：“几千？那得抓多少人去坐牢啊？”

他还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把这个新闻连说了好几遍。

2015年，在中国翻译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为何兆武先生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的观点有点不合时宜”

他也有讥诮别人的时候：“我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两年，付出的代价是花十几年的时间去锻炼，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从来不锻炼，我也是吃素，那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突然不想吃肉了。”

“读书也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他连自己的本行——做学问也不特别卖力，不求著作等身。比如他被调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去研究“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时，“研究明清两代传教士，算是我的任务，不算兴趣。现在我也不愿意去弄它了，我的观点有点不合时宜，现在把明清两代的所谓交流捧得太高了，这个我是从根本上不同意的。”不同意的原因简而言之：“明清时期，西方已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传教士并未将科学与民主带入中国。”

年轻时的何兆武

西南联大女学生。前排右一：何兆武的姐姐，后排左二：何兆武的妻子。

但他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主流观点是高度评价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我写了也没人理嘛。”他也更不见得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

他会引用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他似乎都无欲无索。

2005年冬天，他的家还全未装修，浴池是水泥做的，老旧的抽水马桶坏掉了，每使用一次，就要把手伸进凉水里去把锈蚀了的杠杆拉一下，让水冲下去。其实那个时候，清华要分配给他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他嫌麻烦就不搬了，还举出一个例子来反证：他有个朋友，也是80多岁的老教授，搬到新家没多久就去世了，估计是搬家折腾的。我瞪起眼睛可惜：“现在房子多贵啊!也可以要了留给您儿子、孙女啊。”他笑呵呵：“靠他们自己吧。”

在他摔跤住院期间，那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野外考察濒危动物的儿子，为他把房间装修了一下，不过没动他的书房兼卧室，因为里面塞了太多东西。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比其他房间低了一层地板砖的高度，外人来了会不小心磕碰一下，每逢送客他都要大声提醒：

“小心脚下！”

幸福的条件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何先生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 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问道：“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简单平静的幸福吧？”何先生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他说，“我很难保证自己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先生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的困惑是：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何先生，他属于很快就觉醒的那一批，否则不会在家悄悄地翻译那些哲学作品。

1990年，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们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张岂之、祝瑞开、卢钟锋。

但是，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

“不会，我觉得很幸福。”

那时候，包括他在内的绝大部分年轻人都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他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二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他已经活了近 90 年。他说:“我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他总结自己是“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1939年至1946年，他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先生说，原因是：自由。

2010年Lens杂志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