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若水 | 互助服务、市场驱动与生活价值——后疫情时代英国合作社的革新与启示

英国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现代合作社和互助社的创始地。从 19 世纪合作农场的形成，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电梯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出现，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历经近 200 年的发展，目前每不到 5 个英国人中就有 1 人是合作社成员。2020 年英国已坐拥7063 家合作社，成员达 1492 万人，雇佣了 24 万多名员工，年度营业额超过 380 亿英镑。合作社被视为英国可持续的、公正的、包容的经济建设性力量。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许多市场和政府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恰恰是合作社可以大显身手之处——迅速反应并重新有效分配资源， 共担风险降低失业风险，更好服务所在社区，比公司更具韧性等共生优势充分展现。英国合作社（We are the rebuilders），要在创造体面的新生活、社区中可及的工作、为当地产业企业注入新生命、将新社区精神转化为变革性社会行动四大领域作出积极贡献。

据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cotland（CDS）对 1230 人的一项调查显示，76% 的苏格兰合作社成员认为合作社的所有权模式帮助他们度过新冠肺炎疫情危机，64% 的人认为流行病让他们的事业更有社会责任感。苏格兰合作发展协会的负责人克莱尔·亚历山大（Claire Alexander）作出这样的评论 ：“疫情之下，企业家优先考虑福利，社区号召互相帮助和支持，创新型新方法也具备了经济可行性。此外，人们撇开个人而开始关注集体的行动。员工所有制、社区所有制和财团合作是多元所有制的典型，可以在整个商业社区实现必要的变革。”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意识到合作社有助于培育更广泛的社区凝聚力，所以英国合作社将疫情视为人们认识其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理念的最佳时机，进而推动英国经济强劲复苏。

透过疫情审视“经济共生”的优势和潜力，大概没有比世界上第一家合作社产生地——英国， 更为合适的研究对象。现有的研究多强调甚至夸大合作社的“社会性”价值，而忽略合作社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组织，缺乏长时段的历时分析和组织演进逻辑分析，对英国合作社规制体系也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拟通过长时段梳理英国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在传统合作社、现代合作社、新合作社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变历程，探究不同发展时期互助服务、市场驱动、生活价值的驱动力，并直面合作社经济构建共生经济面临的挑战，助力全球合作社与共生经济发展。

英国合作社的发展历史与思想动力

（一）互助服务与合作社精神的形成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早期工业革命产生了大量无产无业的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工人和失业大军为了生存抱团取暖而建立合作社。以欧文（Irving）、傅立叶（Fourier）等人为代表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起到了思想动员的作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中明确指出 ：“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 ·欧文播下的。”这些思想家亲身实验，通过合作社形式改造资本主义，欧文创办的《合作社》杂志，记载了当时数以百计的合作社案例。其中，1769 年苏格兰额尔郡成立的“便士资本家”合作社，被看作历史上第一个合作社。

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比较成功的合作社是 1844 年 12 月 21 日英国成立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由该镇 28 名纺织厂工人每人股金 1 英镑发起成立，第一年的产品仅有面粉、燕麦、糖、葡萄干四种 ；第二年才增加茶叶，社员人数 74 人，十年后社员数达到 1400 人，运营资金增加 60 倍。其创设宣言从“提高社员经济利益及社会的、家庭的生活水平”开始，到“商品交易的道德变革”， “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精神革命”，乃至通过合作社建设“自立的国内居所”等，堪称“宛如梦境的优美宣言”。1937 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在第十五次巴黎大会上，以“罗虚代尔原则”为基础总结制定七项“合作社原则”，即自愿和开放的社员制、民主的社员掌控、社员的经济参与、自治 与自主、教育训练与宣传、社间合作、社区关怀，从此合作社实践的国际标准确立下来。19 世纪70 年代，合作社伴随巴黎公社的胜利达到巅峰，1863 年英格兰中北部 300 家零售合作社共同成立整合式联合批发机构——北英格兰合作社，1870年成立合作联盟（Co-op  Congress）／联合社，1872年合作联盟改名改制为合作批发社，开始将业务扩展到食品进出口、航运、保险、银行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社与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合作社取代工会成为工人团结斗争的工具。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撰写《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对合作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工人“合作工厂”（Cooperative factory）是1848年以来工人阶级在革命低潮时期取得的两大胜利之一，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更大胜利......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同时，早期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受到拉萨尔（LaSalle）、蒲鲁东（Proudhon）等人“借助合作社消灭资本主义”空想理论的影响，放大了合作社的政治作用。而马克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作了精辟的总结 ：“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重担。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合作社只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形式，只有全国范围内协调的合作社才能称之为共产主义。在 1871 年撰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还指出 ：“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 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

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以后，英国合作社运动逐渐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吸收，在与工会合作的基础上，成为 1906 年成立的英国工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合作社的实践、思想与法律，还对美国和日本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 1890 年以后牛奶、粮食、牲畜运输等合作社迅速发展，1922 年出台的《卡帕－沃尔斯坦德法》几乎全部照搬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组织原则，成为美国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国际合作联盟基本延续了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原则， 形成国际普遍接受的合作社经营七大原则。日本在美国和国际合作社运动影响下，充分结合本国国情，将原有基层农政等通过资源转让给农业合作社系统，形成体系庞大、功能完备的农协系统， 遍布全国的专门农协、一般农协、综合农协系统，政府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干预综合农协或农会的不当经营活动，形成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适合小农国家 / 地区、非市场化的合作化道路。

（二）市场型合作社的治理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产业更新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不断加剧，传统与新型失业问题交织，英国合作社在市场化、全球化的猛烈冲击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英国合作社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扩张，1984 年达到1000 个，1985 年达到1400 个，1986 年达到 1500 个。这一时期合作社发展更多地表现为独立的农场经营者社会运动，但其背后的动力往往是经济性的，即寻求在日渐成熟的组织化市场体系中提升自身的位置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时期，英国合作社发展的资本转向趋势明显，出现了更多市场型的合作社 ：资本积累合作社（Capital Accumulative Co-operatives，CACs） 和具体资本合作（Capital Specific Co- operatives，CSCs）；后者又可以分为资本广泛型合作社（Capital Extensive Co-operatives，CECs）、资本密集型合作社（Capital Intensive Co-operatives，CZCs）。英国的CACs通过社员提供的资金以及其他方面的融资，形成农产品生产、供应和销售的完整链条，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英国的CACs拥有数以千计的会员，几乎都是大型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区域性的、跨领域的合作社，年销售额通常在2000万到6000万欧元之间。CACs经营的核心与传统合作社不同，社员不投资特定的合作服务或设施，而是为合作社本身提供资金，这些资金在农民理事会的监督下由专业经理人运作，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收益水平。CSCs则致力于提供与合作社业务相关的专业服务，由会员按比例提供资金，同时将服务产生的运作、维修所需的费用减至最低。CSCs通常规模比CACs小，并且更偏向于提供功能性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涵盖了采购、营销和服务等领域。在这种朝向资本和市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英国合作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显著特征是以治理结构、机构关系和成员异质性为重点的合作模式。

合作社在结构上出现全新的变化，而传统的基于社区层面的小型专业合作社仍然普遍存在， 但是应对连锁化公司的合作社支持组织和社间合作成为英国合作社发展中的重要趋势。以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合作社英国合作社集团（The Co-operative Group）为例，其下属的 44 个分社拥有 1.5 万个企业团体会员和 800 万名社员，有超过 2800 个中小型零售店，是英国第一大殡葬服务的提供者、第五大食品零售商，并发展出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合作社以低收入人群为主的发展策略已经不能适应英国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会员数量下降。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英国合作社集团在消费主义浪潮中雇佣专业经理人进军超级市场。不过， 利润主义的追求带来严峻的挑战，公众很难清晰地辨识合作社的身份和价值主张，自然认为合作社已经向市场投降，市场环境的系统性特征也使许多人相信这些合作社正在放弃自己的身份，退化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机构。2009 年，英国合作社集团业务严重缩水，医药、旅行社、殡葬等部门先后转让出售，年营业额由最高时的 230 亿英镑跌至 2014 年的 94 亿英镑，员工从 20 多万人降至 7 万人。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合作社对原初精神的背弃。英国合作社集团是2000 年由苏格兰合作批发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合并合作零售服务社（Co-operative Retail Services）而来，合并后取消了一般社员的投票权，演变为有合作之名而无合作之实的公司，合作社中的“休眠会员”（Dormant）占到 30%，更多的社员是“消费社员”而非“员工社员”，合作社中的合作、民主、共同决策精神形同虚设。同时，英国的合作社发展受到欧洲一体化的强烈影响，自 1982 年以来，欧洲议会发表了多份报告强调合作社对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性。

英国合作社

（三）多元共生与“合作三难”的克服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尤其是全球化进程，在大规模的复杂市场结构中，合作社经历着新的“生命周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潮席卷各个行业，银行信贷面临严峻挑战。英国许多合作社或应对迟缓，或方向偏离，或无原则模仿企业方式，陷入巨大危机，如英国合作社集团的年营业额从高峰时代230亿英镑跌至2014年的94亿英镑。合作经济一时间在主流社会中成为了古板、过时的代名词。

更确切地说，合作社由传统的内向经济导向转变为更外向的社区导向，由传统的单一利益相关者到新出现的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转变，使合作社在应对市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时面临“合作三难”（见图1）的困境，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出现了种种挑战。如何革新合作经济理念，为合作社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和思想基础，成为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多元共生”理念出场。

第一，新一代合作社重新定位合作经济的价值。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传统农业快速向农业工业化转变，下游的食品产业工业化也迅速集中化和纵向整合，农产品市场、零售体系、技术创新、市场细分等结构性变迁，正在给占合作社主体的英国农业领域的合作社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研发活动、信息共享、市场规则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合作社正在出现横向合并、纵向联合的趋势。究竟如何定位合作社与市场的关系？2000年至今，被看作合作社发展的多元化时期（Heterogeneous），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NGCs）出现。主流经济学将合作社放置在市场多样性中理解，合作社被视为协调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混合动力，合作社模式试图处理市场与社会责任的平衡，被认为是替代正统市场的一种可行且有前途的选择，以应对“合作三难”中的市场问题。

在实践层面，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到英国合作社的研究中。研究发现，合作社的异质性大大提高，不同的合作社员在合作中的受益方式也大相径庭。同时，合作社内部系统也呈现出很强的差异性谱系，零售与市场类合作社的“所有－决策权”已经高度分离，而生产类合作社则是二者高度合一。地方性的合作社更加强调社区社会责任，专业性的合作社更加强调产品质量和小众消费。

群体认同是诱导合作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合作社研究的传统所在，合作社借助最新的理论位置／地理模型来分析合作社异质性发展带来的挑战。研究发现，传统的合作社运动与社员的地理位置或社区归属感有着紧密的关系。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地理因素在农民间作为区分性的属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其他因素如农民对集体组织与个体创业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跨地域或全国性的合作社运动中，社员与合作社的契约关系和参与程度变得更为关键。面对农业中发生的集中度增加和垂直协调机制两个重要变化，如何解决合作社的复合产权问题，特别是合作社中资本的介入问题，成为当前合作社研究的焦点。

农业合作社

第二，合作社社会价值的再认识与支持体系创新。新一代的合作社更加强调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期待构建合作社之间的伙伴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合作社联合社设立Enterprise Hub企业分享器，通过契约拟定、工资制度、内部治理、资金管理等支持性服务，帮助这些中小企业转型成为合作社或协助成立新的合作社。到2014年，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帮助建立了1500多家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也极大激发了其拥有的7000多家合作社会员的发展活力。这一计划因英国合作社集团经营危机短暂停止后，于2016年以“The  Hive计划”的名义重启，由合作银行提供100万英镑开展咨询与持续培训服务。同时，在英国全国层面，由英国合作社、苏格兰合作发展组织、庞克特基金会、非正式就业全球化组织中的妇女等，共同组成一个从国家到区域、从服务到业务支持的完整合作经济系统。

在走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向居民募资、社区集资的合作经济出现巨大的翻转效应，被视为解救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的“新星”。有机农业与绿色消费、公平贸易、城乡互惠等与合作社理念组合起来，卫生保健、粮食安全、环境保护、替代能源和替代食品等理念也被引入合作社运行中，合作与互助模式在健康、儿童保育、休闲、体育以及公用事业等新领域得到发展。“新互惠主义”、多元共生和生活价值，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新价值主张，强调合作社与社区的合作，以及在地响应能力，将合作社作为分散决策和地方参与的平台，提高了合作社员的参与能力。

第三，自由化市场中的公私关系博弈。当下英国合作社面临的市场结构与其诞生之日并无根本区别，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仍然是英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英国合作社并没有特殊的财政与法律支持，合作社可以争取的政策红利和其他商业主体一样，取决于合作社类型、行业领域、组织规模与注册形式等。2008年经济危机后，合作社在就业与经济增长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促使英国法律与政策制定者讨论如何为合作社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合作社可以在不放弃社会和文化使命的情况下，与以投资者利益为导向的企业进行有效竞争。理论界呼吁制定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小型和新兴合作社需要更多的有针对性的资金、能力建设和组织方面的援助，较大的合作社则需要更多的国家层面和欧盟的支持，帮助其实现专业化目标。

（四）合作社的欧洲传统与价值关怀根基

在英国合作社近200年发展的兴衰沉浮中，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突出地体现出合作社的价值。合作社在为当地社区提供本土化服务、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健康和福祉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合作社的价值关怀（Value Penetration）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合作社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合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互助和合作生产在文化层面对于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延绵不绝的英国合作社事业，实际上是欧洲深厚的合作经济传统与文化的体现。欧洲合作社在各个经济部门都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它们渗透到几乎每一个经济活动领域，并且在农业、金融中介、零售和住房以及工业、建筑和服务部门表现突出。2015年，欧洲有合作社企业近18万家，提供直接就业550万人次，年营业额超过1万亿欧元，会员超过1.4亿，这意味着欧洲每5个人中就有1个是合作社的成员。而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欧洲合作社更是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自2009年以来，欧洲合作社企业数量增长了12％，合作社会员数量增加了14％。研究混合寡头垄断的文献认为，在当地的农业市场，农业合作社的形成和持续存在是对批发、加工企业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力量的一种抵消反应。

意大利、土耳其、法国、西班牙是欧洲合作社分布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拥有39600、33857、22517、20050家合作社；法国、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作为欧洲合作社成员最多的五个国家，成员人数分别为2610万、2220万、1691万、1492万、1262万人。欧洲的合作社传统还体现在居民加入合作社的程度上，芬兰、塞浦路斯、挪威、瑞典国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分别高达85%、60%、45%、40%，荷兰则是国民全体合作社化，每个国民至少是一个合作社的成员，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合作社就业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4.5%、4%、3.5%、2%。欧洲合作社中尤以银行和消费类合作社最为流行，会员达到欧洲全部合作社的60%。这些合作社极大地解决了国民就业问题，在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洲合作社业态体系多元，适应能力强大。欧洲合作社远非我们想象的只在农业领域发展，而是形成涵盖工业与服务业、农业、住房、消费、银行、保险、医药、新能源、零售等完整的产业体系与链条。农业、零售、消费领域的年营业额占比分别达到欧洲合作社总额的39%、30%、12%。除此之外，欧洲合作社形成了一套健全的法律规制体系。如德国早在1889年就颁布了《合作社法》，1983年又颁布了《营利合作社和经济合作社法》，使合作社及其社员资格、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等方面的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一套完备、公正、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对于避免合作社潜在的生存危机、重大业务风险，以及违法违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预防功能。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关注合作经济和社群的经济意义，但实际上其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人类生态学家阿莫斯·霍利（Amos  Hawley）1950年提出的共生合作思想，便重新解释了消费活动的本质，即消费一定是个体间的联动行为，且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协同消费正是将满足日常需求与他人建立关系相结合的活动。

英国合作社的多重合作逻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扎根社区的英国合作社利用最短的供应链体系将食物等急需物资投送到居民特别是社区弱势人群中，合作社的便利性、社区性、服务性特点被公众更深切地认识到。合作社使生产者、销售商、消费者共赢，也使当地对食物供应有更强的可控性，许多食品消费合作社的会员、交易额在疫情期间甚至达到1200%的增长。英国乃至欧盟各界都开始倡导更具韧性和温度的合作经济，从重塑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来思考合作社的综合价值。

（一）“国家-社会-市场”下的合作社精神

在英国传统中，国家对合作社的规范一直较为松散，没有界定和保护合作社的统一立法框架，合作社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约束，而没有法律规范。1852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合作社法——《工业及互助会法》（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Act），承认了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现有的法律体系《合作社与社区福利协会法》（2014），是在《工业及互助会法》（1965）基础上修订的，其规定三个自然人或者已注册合作社的两个会员就可以申请成立合作社。关于合作社的相关法律规范较为分散，有《农业法》《信用合作社》等，合作社在法律上没有财政、行政或金融特殊支持政策。即使合作社面临重大危机，政府也不会提供任何特殊的支持。所以，英国合作社一般是以工业和互助会或公司形式获取法律身份，通过担保或股份实现有限责任。产业和储蓄合作社在金融服务监管局登记，保障其民主和社区福利治理原则。部分原因是由于《投资和公共服务法案》的局限性，使得许多合作社（主要是工人合作社和社区合作社）选择以公司形式注册。总的来说，他们以担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没有股本，这也是慈善机构和其他非营利志愿组织广泛使用的一种注册方式。这种方式提供了在《投资和公共服务法案》下无法获得的灵活性，但合作社无法获得股本。近来，一种新形式的社会公益企业——社区公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出现，想把他们的利润和资产用于公共利益。社区公益公司既有公司的正规性，又有很强的灵活性，但其必须向独立监事报告他们如何为社区提供服务，以及如何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活动，通过监管机构、社区利益测试和社区利益报告等方式保障其规范发展。合作社规范主要是合作集团英国合作社联合社联合制定的。英国绝大多数合作社注册的规范，是参考英国合作社联合社、住房合作社联盟等进行的。

既然与市场主体在统一市场中同台竞争，合作社精神就不得不面临风险。Bauwens认为许多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运作，更倾向于一种竞争心态，在一定情况下，它们为自己的成员利益工作，而不是为共同利益工作。因此，这种改变将通过合作社朝着共同利益和治理模式的方向进行，其中包括所有相关方（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全球政治、社会组织以及当地的生产。

新合作社、互助社、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新社会经济的出现，对旧社会经济旗手——合作社带来严峻的挑战，包括合作社在内的新社会经济正在面临着发展与规制的两难挑战，以合作社经济之名来避税、不正当竞争或者违反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的问题开始浮现。特别是当下许多合作社拥抱共享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扭曲合作社的本质。Conaty和Bollier的研究表明，许多（大型）合作社只是适应了资本家的竞争行为，它们违反了合作的价值观，以合作的形式来掩盖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在新的时期需要赋予合作主义新的意义，开放合作主义是传统合作主义的再生，而传统合作主义与合作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由此产生的协同效应可能产生一种“新型的后资本主义和道德市场”。用Como 和Batistoni的话来说，“创造国家市场双头垄断之外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新形式”。如何避免合作社成为资本和技术控制的“零工经济”，既是合作社自身面临的挑战，也是国家监管需要深入思考的新问题。

（二）“人大于利”的产权理念和民主经济

合作社的最大魅力在于，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产权体制表达方式。在现代西方产权社会化倾向中，合作社显然是一种工人以劳动联合为基础，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重新统一的新型产权形式。从更为广阔的市场体系来看，在生产源头联合起来的合作经济有助于整体上增进社会福利。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经济与商业企业、个体农户共同构成的经济体系，避免了垄断和控制，给经济体系带来活力和多样性。合作社客观上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的外部、缝隙和破损的空间中生长出来的。不过，当代世界越来越重视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经济的建设性功能，欧盟的研究报告指出，合作社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部门。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合作社成为一种新型的所谓包容资本主义的有效载体。

经济哲学家强调按比例的利益分配，而社会哲学家强调“一人一票”形式的民主控制形式才是合作的基本原则。合作社倡导者正是在社会哲学基础上，创造了不同于公司与人互动的方式，强调且实践“人大于利”（People before Profit），合作社内部虽然也强调经营管理，但是“一人一票”和按结余分配，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的经济组织形式。国际合作社联盟在ICA2020规划蓝图中指出：合作社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工具，是一种允许人民和社区同时满足其需要和愿望的商业模式。在这些目标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国际合作社联盟

第一，内生经济发展和地方自治。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地方脆弱性加剧的背景下，社会经济彰显出的纠正社会福利服务赤字的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社会经济使社会参与和民主文化更具活力，纠正了各利益集团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不平等问题，在提高地方社会凝聚力方面，特别是在地区一级公共政策协商中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第三，社会经济以比传统公司更公平的方式，提供了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可能性。第四，社会经济已经显示出它创造就业机会、纠正就业市场各种不平衡和增加就业稳定性的能力,并通过保护公平交易、探索新的职业，将社会排斥中的贫困群体纳入就业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英国合作社联社的研究报告特别指出，合作社并不是市场中的弱者，在五年成活率上，合作社（75.7%）远远高于一般公司（42.4%），因为合作社降低了成本，且更关心盈利之外的中长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也大大分散了投资和就业的风险，创造了一个不只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更为健康的经济生态。当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是经济组织（Economic  organization），然后才是社会组织。合作社产生的基本动力还是通过合作降低成本，提高谈判能力。在与“市场之狼”共舞中如何维继社会使命，既是英国合作社面临的挑战，也是欧盟和全球合作社的共同问题。

（三）公平共享的文化经济和社群文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和资本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农民、小规模生产者、工人集合创设的组织，根本无力抵抗资本力量，只能通过弱者群体团结起来互助合作进行经济活动，建设一个合作型社会，以期改善现状。2014年，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在其关于21世纪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合作或参与式消费的意见中，将协作式或参与式消费定义为：通过现代技术和社区实现的传统的共享、交换、借贷、租赁和分发方式（paragraph 3.1），一种文化驱动的、能够弥合阶级不平等和族群分隔的经济形式，正在成为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共享经济，使冷冰冰的消费行为本身成为充满社会意义的有机构成部分，将人类生活从狭隘的消费者角色中解放出来，使消费本身成为一种充满信任、关怀的互动过程。2014年，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灵活的员工持股信托（EOT）政策被引入合作社事业，但推动合作社发展更为重要的动力绝非简单的税收和效率，社员忠诚度、合作社地区发展使命、经营效率，都是当下合作社需要面对的关键挑战。

当代英国合作社既延续了区别于市场的劳动思想，又经历了合作经济自身的沉浮得失。英国正在衍生出影像、陶艺、设计、书店等全新领域的合作社，以食品、劳动、服务为主的合作社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公平分配、为自己工作、更好地生活等理念；合作社的规模最小2~3人，大的合作社则社员遍布全国；有的合作社成为行业独角兽，有的仅为成员提供一份基本工作和保障；经由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合作社“吃一堑长一智”，对更好生活和劳动价值的反思更为清晰，合作社七大原则在商业纠缠中再次激发社会公众的讨论，合作社的创新与善治得到更为充分的重视。

（四）面向未来的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再造者”

合作经济是具有多重价值的民主经济，疫情期间合作社赋权生产者、消费者，社区的效能凸显。疫情发生以来，英国合作社联社设立应对疫情的协作网络，从11个方面为合作社提供金融、人力资源、治理、营销策略支持，对7000多家合作社提供全方位支持，积极向银行协调支持合作社的社会经济专项低息／无息贷款；面对疫情导致的失业与低收入问题，合作社发起了“社区商业复兴计划”“工作支持计划”等，以降低疫情导致的新不平等问题的影响。

疫情严重冲击了市场主导的英国公共服务体系，合作社利用“贴近社区”的灵活优势，迅速弥补了市场服务的空白，向社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弱势群体提供便利的服务，构成英国合作社主体的农业和食品消费合作社表现特别抢眼。同时，面对疫情对就业和合作社运营的冲击，合作社的韧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既能通过会员制更好地分担风险，又能避免商业企业对短期利润追求的压力，兼顾了员工、合作社、社区等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多重需求。可以说，疫情为合作社更好地回应社区需求、加强社区链接提供了机会，也大大提升了公众对合作社建设性功能的认识。

英国是“盎格鲁－萨克森式”资本主义的典型，深受自由放任市场思潮的影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与市场环境并不乐观。疫情也揭示了英国合作社发展的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公众对合作社认识不足、政策体系缺失、商业运营创新的税收金融支持不足等。疫情期间，英国合作社积极从政府获得支持资源，改善合作社发展制度环境，紧紧围绕英国首相鲍里斯解决地区与阶层发展差距的施政口号——“拉平”，提出支持合作社发展与疫后复兴的七大建议：

第一，一次性拨款2000万英镑，成立社区共享投资机构；第二，五年内提供500万英镑，助力更多社区有效利用社区股份；第三，为深度贫困社区培育和调动社会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计划；第四，为深度贫困社区量身定制同伴辅导和指导计划；第五，出台资助计划激活现有社区组织的效能；第六，设立“平台合作加速器”，使合作社扩展到英国城乡社会；第七，在英国“脱欧”后的新“升级”计划中，使社区在主导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措施大部分得到政府积极有效的响应，针对17%的合作社不能获得政府资助的问题，英国合作社联社也向首相提出建议，最终成功将合作社纳入3000万英镑支持计划当中。

总之，作为“国家—市场—收获”多重逻辑的社会经济形式，从抱团取暖的初心使命到倡导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愿景，英国合作社展现出极具弹性的适应力。在疫情大考中，英国合作社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重性得到全面的激活，其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为回归到人的经济提供了方向。

动态多元中的合作精神与务实发展

正如翰斯顿·伯查尔（Johnston  Birchall）所言：“当一家常规的、由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经营不善时，人们问它为什么会经营不善。当合作社经营不善时，人们问的却是合作社究竟是否可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市场原则也渗透到人们的价值观中，英国合作社200年的兴衰沉浮，为我们理解合作经济提供了难得的镜鉴。

尽管大多数农场与服务型合作社都有着强烈的“服务”使命，致力于最长久地服务最多的人，但当代英国合作社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阶段，农业销售合作社尝试在服务和利润之间寻求平衡，新一代合作社则试图以其会员收益为核心，生活价值端合作社则更加注重社员参与和民主进程，每一个合作社实际上都力图在这三种因素中寻求平衡和发展。

英国合作社既没有放大合作经济的功能，也没有放弃在自由市场中逆行的尝试；既接纳巨无霸式的合作社，也鼓励2~3人的小型合作社；既引进专业经理人，又争取在内部治理中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One  member,  One  vote）。这种在动态多元中推动合作社务实发展的态度和坚持合作的精神，或许是英国合作社给中国的重要启示。

当代英国合作社发展的思想动力，实际还是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反思和批判。英国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一直是欧洲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脱欧”的全民公投实际上是许多英国人发泄不满和愤怒的出口。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一种更民主的经济变革，并诉求社会民主变革。这种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强调超越单纯增加利润和股东价值的社会目的，强调政府的权力和资源下沉到地区和地方政府，并致力于赋予劳动者话语权。英国合作社发展的历史表明，完全以经济效率来评价合作社的价值，恰恰是一种短视和工具行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波动和贫富差距日渐加剧的情况下，不遏制“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将导致人群的对立、社会的衰败和国家的破裂，推动合作社这一重要形式的发展，将在维护社会稳定及缓和阶层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合作社在现实目的上是守护自己生活的组织，在未来理想上是建设合作型社会，但既不能高估合作社的作用，也不宜忽视合作社自身的内在缺陷。英国的合作社经济发展虽然历史悠久，在总体经济中占比只有1%，总体上合作经济仍然是边缘化的少数经济。同时，合作社制度也有一些固有缺陷，如合作社社员的参与度问题，英国合作社集团有760万名社员，却只有25万人参加选举；合作社诞生之日就难以解决搭便车的问题；股价作为市场信号可以告诉股东普通企业的经营好坏，但合作社没有类似的灵敏反馈机制；面临市场化竞争，合作社具有生产技能的理事会已难以应对，但引入外部理事又面临代理人困境。学习英国合作社的发展经验，如果只是僵硬地表层化照搬“罗虚代尔合作社原则”，只可能是“得形忘神”。

面对疫情的冲击，英国合作社疾呼融消费者、工作者、供应者于一体的合作经济应该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作为合作社发源地的欧洲，合作社发展的重点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英国侧重消费合作社，法国侧重生产合作社，德国侧重信用合作社。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还提供法律援助、种植和养殖规划、税务援助、营销策略、农业技术推广、行业信息交流等服务。其帮助世界各国的农民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引导团结互助、邻里友爱和关注社区发展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增强农民民主意识，已成为现代农业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现代农业制度。未来，合作社运动将加强主动性，并容纳具有类似目的的协作或参与式消费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