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六）

今天的伊斯兰世界里充满了反犹宣传，从极端的宗教领袖，到不负责任的媒体和政治家，言辞之极端、激烈为历史上罕见。阿拉伯世界的学校里，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将犹太人斩尽杀绝的血腥叫嚣。这是彻底的反犹主义，但这一切开始于以阿冲突，是恨乌及屋的结果。这是犹太人的不幸，犹太人要回归锡安，寻求现实的和平和心灵的安宁，结果招来更多更深的仇恨。

联合国关于以巴分治的第181号决议在形成过程中，曾有两个方案。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双民族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移联邦的形式共治。另一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以色列为犹太人为主的国家，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人为主的国家，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不属于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最后以巴分治的方案成为第181决议的基础，以色利为犹太人占55%的国家，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人占99%的国家，按土地面积来算，以色列占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约55%，巴勒斯坦占43%，其余的为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美国和苏联都投了赞成票，英国和国民党中国投了弃权票，投反对票的基本上都是阿拉伯国家。

联合国的分治明显有利于犹太人。在犹太人重新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犹太人定居点很是分散。联合国基本上把所有犹太人略占多数的地方都划给以色列，但只有阿拉伯人占绝对多数的地方才划给巴勒斯坦。然而，就是这样的分划也不能满足犹太人的胃口，48年的独立战争正好成为契机，犹太人以战争为名，乘机大肆抢占土地。一方面为犹太人的国家创造了生存和保卫的条件，另一方面为日后的以巴冲突埋下了祸根。

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人）已经不再质疑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的权力，问题的焦点基本上在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力可以由两个途径实现：和犹太人共享权力的双民族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两个独立的国家，既犹太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

双民族的以色列还是两国方案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有过争论。在20年代到48年独立战争之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占少数民族地位，双民族以色列为学术界所偏爱，倡导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具有同等权力，共享共建巴勒斯坦/以色列，爱因斯坦也对这个概念表示支持。但是不断升级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冲突和48年的独立战争在事实上把这个概念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和阿拉伯人分享的双民族国家。联合国181号决议在事实上也否定了双民族以色列的概念，而倡导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虽然最后只有犹太人的以色列得到建立，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到今天依然是空中楼阁。在理论上，以色列宪法保证以色列籍阿拉伯公民的权力，这有一定的双民族概念的意思，但在实际上，以色列的政策无不围绕着保障以色列的犹太性，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在强势的以色列的阴影之下，双民族的以色列似乎被遗忘，但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色列的巨大军事胜利带来了更为巨大的政治困惑：如何处置新近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西奈（在以埃大卫营和约归还埃及之前）以及其上居住的阿拉伯人。一方面，吞并这些土地具有巨大的精神意义和军事意义，约旦河西岸是圣经上犹太人的土地，是所谓的撒玛利亚（Samaria）和犹太地（Judea），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隆都在西岸。在军事上，吞并这些土地大大加深了以色列的防御纵深，而在此之前，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走廊的最窄地段只有20来公里宽，在军事上实在难于防守。但这些阿拉伯居民如何处置呢？再像48年那样大量驱赶是不行了，尽管有几万居民确实遭到驱赶。把这些土地交还阿拉伯人是不可思议的，但吞并意味着必须给这些阿拉伯人以色列的公民权，这样犹太人将不再成为多数民族，以色列的犹太性就无从保证。贝京的利库德集团曾经赞同双民族方案，将以色列的疆界正式包括被占领地区，给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以以色列公民权，但以色列仍然必须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或者犹太人主导的双民族国家，即使犹太人占少数。在左右为难之中，以色列采取拖延的战术，既不给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公民权，又迫使他们接受以色列的军管，同时鼓励犹太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制造既成事实。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一些犹太人定居点被迫拆除。在这样的阴暗前景之下，双民族概念更难为以色列的犹太人所接受。但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当权益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两国方案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所接受。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对双民族和两国方案也是来回反复。在一开始，阿拉伯人根本不接受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一心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去。但在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巨大军事优势震撼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73年埃叙功亏一篑之后，巴勒斯坦人也意识到，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不再现实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也一度呼吁双民族的巴勒斯坦，这时轮到弱势的阿拉伯人呼吁双民族概念了。但此后几十年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双民族概念在阿拉伯人中本来就淡漠，现在更被视为天方夜谭。然而，在学术界中，双民族概念得到了新的重视，这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的根本出路，著名的巴勒斯坦裔东方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依德就主张双民族的巴勒斯坦。但现实政治使两国方案成为最现实的途径，奥斯陆协议和阿拉法特-巴拉克的大卫营会谈都是两国方案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和真主党也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双民族方案，不过那是在伊斯兰主导下的双民族，犹太人“回归”到dhimis的二等公民状态，这才是“消灭以色列”的含义，而不是从肉体上把犹太人斩尽杀绝。当然，这是犹太人所不可能接受的。不管哪一个民族作为主导，都不是真正的双民族方案。

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是不屑一顾，果尔达·梅厄就有过一句有名的话：“从来就没有巴勒斯坦人”，因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只是恰好居住在这里的一半散沙而已。这不能说一无道理，但显然和殖民主义者对待原住民的态度如出一辙。在这种态度的主导下，自然也没有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即使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人也设法阻止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哈格纳协助英军镇压36-39年阿拉伯大暴动，就有阻止巴勒斯坦独立成为阿拉伯人的民族国家的意图。然而，几十年的血于火，即使是强硬派也终于认识到，继续无视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已经在政治上无异于鸵鸟政策了。

现在一般接受的巴勒斯坦国的概念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度，历次以巴和谈也是以此为出发点，但困难重重。根据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阿拉法特和巴拉克的大卫营会谈的情况来看，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

1、以巴双方严重缺乏互信，谁都不相信对方将信守协议。

2、以色列拒绝将耶路撒冷在以巴之间分治，分治不仅在市政管理上造成麻烦，以色列也不信任巴勒斯坦能对犹太教圣迹妥善保护，并容许犹太人自由膜拜犹太教圣迹，巴勒斯坦人曾捣毁在圣经中出埃及期间犹太王约瑟的墓，在67年前约旦占领耶路撒冷期间，犹太人也不得参拜神圣的西墙；同样，巴勒斯坦也不信任以色列能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圣迹妥善保护，并容许阿拉伯人自由膜拜，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在被以色列占领后的69年曾有过大火，烧毁了南翼，清真寺下有一条古代就有的地道，但有人怀疑以色列故意重新启用地道，造成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部分坍塌。

3、巴勒斯坦坚持要将国土连接起来，而不是被分割成两片互不相连的飞地，而以色列连放弃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以使巴勒斯坦飞地连片都不愿意。事实上，西安和加沙要连成一片，从以色列中间横穿是不可能的，那样以色列就被腰斩了，但要绕过以色列北端，从加利利绕过来，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隔开，在距离上是近了，但那是靠近加利利海的肥沃土地，也是犹太教的圣地，要以色列放弃简直不可能；从南端绕过来，把以色列和埃及的西奈隔开，要在内格夫沙漠中放弃大片土地，更不可能。

4、以色列决不容许敌对的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统治巴勒斯坦国，但要是巴勒斯坦国真是一个独立国家，谁来统治巴勒斯坦又不是以色列所能控制的，这就是以色列只愿意给与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而不愿意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以色列拒绝放弃对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边境控制、进出口管理和领空控制，连共管都不行。巴勒斯坦军队当然是不被容许的，以色列的理由是：既然签订了和平协议，再保持军队就有违和平初衷。

5、水源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水源意味着生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主要靠地下水，但这也是以色列的重要水源，所以以色列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钻水井，，用水水平不得超过68年的水平，不得新开灌溉地；但在同时，却容许犹太人定居点钻更深的水井，用更强力的水泵。80%的地下水资源都被犹太人占有，而与巴勒斯坦人无缘。

6、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和补偿当然是最大的死结之一。

即使在英国托管时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但相对来说，规模有限。二战结束后，英国宣布将放弃托管，对巴勒斯坦实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治。在纳粹大屠杀下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开始大批涌入心中的圣地和犹太人的希望所在，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开始大大加速对土地的蚕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急剧升温，在48年的独立战争中达到顶点。

在战火的威胁下，大批阿拉伯居民被迫出逃。其中有由于恐惧而出逃的，但也有相当数量是遭到哈格纳武装有计划地驱赶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主要集中在犹太人居多数的城市（如海发和特拉维夫），通向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两侧，还有北方的加利利和南方的内格夫沙漠。历史文件表明，本-古里安和拉宾都曾直接下令，驱赶位于战略要地的阿拉伯村落的居民。这些难民被驱赶过战线了事，在战后也不被容许返回家园。一些曾被阿拉伯军团驻扎的村落，或者在战争中帮助过阿拉伯军队的村落，很多都成为种族清洗的牺牲品。即使依据犹太历史学家的记录，在驱赶过程中，烧杀淫掠都有发生。哈格纳的行动当然有战争中对失败者的报复的成分，但更大的因素是将被分割的犹太人据点连接起来，使新生的以色列在军事上具有更好的防御态势，并为正在涌入的犹太移民提供定居的土地。

与此同时，出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颜面尽失的羞恼，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强烈的反犹风暴，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安居的犹太人成为牺牲品。在这当口，新生的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最后避难所，出于快速增加犹太人人口以建立充足国力的原因，以色列也十分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这一推一拉，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犹太难民的大量出逃。

48年独立战争之后，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70多万（联合国估计数字）阿拉伯居民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被迫流散到约旦、黎巴嫩、加沙、约旦河西岸等地的难民营里，其中大多数一直留居到现在，加上难民的子女，现总数约4百万。阿拉伯政府对这些难民的态度是令人发指的，听凭其自生自灭。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通过决议，指令成员国不得给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以避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随时间自然消失。一些国家（如黎巴嫩）对巴勒斯坦难民所能从事的职业和能够拥有的财产（房产、土地）横加限制。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帮助，很多难民家庭将遭受更大的苦难。与此同时，原居住在阿拉伯国家的80多万（犹太人组织估计数字）犹太人也成为难民，其中约60万最终移居以色列，其他的移居到欧美国家。对此，联合国基本上没有过问。犹太难民基本上是以色列自己在世界犹太人组织的帮助下消化掉的。

以色列独立战争一结束，联合国就主持难民问题的洛桑会议，确立了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返回家园的原则，对于不能返回的难民，以色列应该予以补偿器安置费用。在会上，以色列提出容许10万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但这10万包括2.5万“自说自话”潜回的巴勒斯坦人，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必须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承认现有边界，并消化其余的巴勒斯坦难民。一心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阿拉伯国家当然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依然是流离失所的难民，阿拉伯国家对容纳和消化巴勒斯坦难民一点也不热心，犹太难民则已经融入以色列的主流社会。犹太人一方面对这个事实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或许暗地里希望巴勒斯坦难民也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那样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自然消失了？即使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地位问题得到了解决，依然在黎巴嫩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还是一个定时炸弹。以色列右翼希望通过“居民置换”来永久性的解决难民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以约旦河为界，把约旦建成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约旦去。作为交换，原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由于这些犹太人在48年后实际上已经基本上都移居以色列了，所以实际上只有巴勒斯坦人需要迁徙，犹太人不需要移动了。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遭到巴勒斯坦人、约旦和阿拉伯世界的当然反对，美国和西方也反对。

以色列在把巴勒斯坦人驱赶出家园后，制定了几部法律，其中的《紧急状态法》规定军队有权以安全为理由制止任何人的自由行动，包括禁止主人到自己的房产或土地上去。《反渗透法》不准巴勒斯坦难民擅自回到自己的家园，发现者以非法渗透的罪名惩处，并驱逐出境。但争议更大的法是《无主土地法》，规定政府可以将无主土地和房屋收归国有，并分配给犹太移民。这样一来，大量被驱赶出去的难民的房屋和土地就“自动”成为无主财产，被分配给犹太人了。据1954年的统计数字，约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定居在这样的“无主土地”上，约三分之一的犹太新移民也是居住在巴勒斯坦人“腾出来”的房屋里。很多巴勒斯坦难民至今带着故乡房屋的钥匙，作为家园的象征和返回故土的决心。从一开始，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和过程就是以巴和谈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难民是一个显眼的问题，但已经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一个远为微妙的问题。在48年独立战争中，部分阿拉伯人没有离开家园，部分离开了家园，但最后易然定居在停火线的以色列一方，这些阿拉伯人都成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由三大部分组成：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人，还有少量游牧的贝都因人。德鲁兹人和犹太人很亲近，在独立战争期间就站在犹太人一边和穆斯林战斗，所以一直得到信任和重用。今天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公务员中，有不少是德鲁兹人。以色列国防军中还有两名德鲁兹人少将，这是除总参谋长外最高的军衔了。贝都因人是游牧民族，遍布从摩洛哥到约旦的整个北非和中东沙漠。他们和阿拉伯穆斯林也合不来，在以军占领加沙期间，贝都因人经常充当以军的眼线，很是遭穆斯林的恨，所以在以色列和埃及签订和约、从西奈撤退时，部分贝都因村庄被整体搬迁到以色列的内格夫沙漠重新安置，以免遭穆斯林的报复。按照以色列法律，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都必须服义务兵役。阿拉伯基督徒不必服兵役。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在英国托管期间，巴勒斯坦人口中曾有多达40%的基督徒。阿拉伯基督徒有原始的科普特派，十字军的后人，自称早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居住此地的“真正土著”勒万特人等，在教派上有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科普特教派、罗马天主教等，十分复杂。阿拉伯基督徒在种族上认同于阿拉伯人，但夹在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冲突中，左右为难，只有利用欧美国家对基督徒的同情，大量移民，加上生育率低，导致基督徒人口陡降。德鲁兹人、贝都印人和基督徒都不是以色列的心病，在以色列阿拉伯人80%以上的穆斯林才是。穆斯林可以志愿参加以色列军队，但不必服义务兵役。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占人口20%以上，在理论上享有和犹太人同等的政治权力，但在以色列议会中，阿拉伯议员只占10%，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政治限制，很难想像阿拉伯人会不选阿拉伯议员。以色列的公务员中，阿拉伯人的比例更低，只有6%的公务员是阿拉伯人，其中还有不少是从独立战争开始就和犹太人结盟的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所有政府文件都以希伯来文发表，以后才有英语或者阿拉伯语的译本。类似地，以色列的土地80%归国家所有，15%归犹太人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oundation，简称JNF）所有，剩下的私有。犹太人民族基金会的土地明文规定不准出售给阿拉伯人，国有土地在事实上也不出售或租赁给阿拉伯人。虽然在理论上国有土地是可以出租给非犹太人的，也有出租土地给贝都因人放牧的事情，但这些与其说是普遍的事实，不如说是装点门面的个例。以色列最高法院在2000年判决这样的做法违宪，但2007年以色列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最高法院改判。

犹太人最忧心的还是未来的人口构成。阿拉伯人的平均年龄低于犹太人，生育率大大超过犹太人，其中穆斯林尤其如此，在几十年内超过犹太人而成为多数民族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最悲观的估计再2035年就可能达到多数民族的地位，因此引起犹太人的极大恐慌。但他们已经是以色列公民，守法安居，没有任何理由限制他们的公民权。

在以阿冲突日渐激烈的近几十年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忠诚也开始受到怀疑。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人，比较极端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甚至声称“我的国家正在与我的民族为敌”（My state is at war with my nation）。在近年的示威和自杀炸弹事件中，就有以色列阿拉伯人参与。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近5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士兵是正当的，近90%认为以色列飞机轰炸黎巴嫩实非法的，尽管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是真主党火箭的受害者，还是有48%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真主党的攻击是正当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色列阿拉伯人日渐在政治上要求与犹太裔公民有真正的平等，将以色列变成“所有公民的国家”，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国家，至少是阿拉伯人真正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的犹太人国家。这种对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地位的挑战被不少犹太人看成对国家的不忠。75%的犹太人不愿和阿拉伯人作邻居，60%不接受阿拉伯人来访，50%认为政府应该鼓励阿拉伯人移民出以色列，40%认为应该取消阿拉伯人的选举权。

出于对江山变色的恐惧，以色利右翼提出另一个“居民置换”的想法，提出将部分在西岸和加利利的阿拉伯人聚居区划归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而巴勒斯坦则放弃一些西岸的犹太人已经定局的地方，这个想法也遭到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反对。

如果说历史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盘散沙的话，过去60年的血与火使巴勒斯坦人具有了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认同。犹太复国主义要通过重建以色列来重建犹太民族，却意外地同时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犹太人期望巴勒斯坦人自动放弃回归巴勒斯坦，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了。如果面对占领家园的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也形成了自己的“回归锡安”的情节，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了。

由于回归的犹太人和世居的阿拉伯人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紧密交错，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有极大的困难。如果分治是因为两个民族的高度敌对，那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势必将成为以色列的军事威胁，这是明摆着的事，也是以色列拒绝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因。分治使制止冲突的懒汉办法，分治并不能带来和平，印巴分治就是先例。但永远拒绝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力在道义上和现实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的道义资本和以色列在国际上的支持相关，一个得不到西方主要强权全力支持的以色列是难以持久的。以色列最终的出路不在于以巴分治，而在于一个双民族、和平共处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不管这个国家是犹太人多数还是阿拉伯人多数。但以色列的现实政治使这个前景十分遥远，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

以色列主要是由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打出来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大体上可以算作犹太人下层和劳工阶层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着犹太人的生存需要。但雅勃廷斯基的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在现代以色列政治中开始主导。相对来说，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右倾，代表了犹太人的功利。于此而来的是基布茨运动的衰落，和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化。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派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思想上的差异，前者强调依靠自己，后者强调依靠大国政治，只不过改“独立但效忠于英国的以色列”为“独立但效忠于美国的以色列”，还是不改“靠大边”的本质。大国政治在很长时间内被以色列运用得游刃有余，但英国在以色列建国前，对阿拉伯人的反犹暴动不堪其扰，改开始时的支持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的立场，为后来组织犹太人回归，但最后撒手不管；今天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是否会因为对美国利益的长期损害而转向，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历史上冤家对头了2000年，但基督教新教中的福音派最终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一支称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Christian Zionism）。他们对犹太人的同盟地位也是利用性质的，因为圣经中把犹太人回归圣地作为救世主再次降临的先兆之一。不过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联盟也不是没有隐忧的，因为圣经中的另一个先兆是犹太人不光大批回归圣地，而且接受了基督教，而拒绝接受耶稣的犹太人在最后的审判中死去。前者通过人为的努力已经发生了，后者在两千年的强迫和诱导中也没有发生，今后也不大可能发生。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说，和基督教的结盟也是权宜性的。中世纪的犹太先哲、被誉为犹太人的亚里斯多德的Maimonides就曾经说过，基督教使得更多的人们接受“十诫”和塔纳卡（背基督教接受为圣经旧约），接近犹太教的语言，使向信仰犹太教的最终转化容易得多，所以是可以利用的同盟军。西方一直流传着一个奚落穆斯林的笑话，说外敌来了他们联合起来打外敌，外敌打跑了他们就自己打自己，自己也打没了就兄弟之家打。其实，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何尝不是一样呢？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然而在今天，以色列在客观上成为基督教世界在中东对抗“邪恶”的穆斯林的十字军，这个历史相似性从来没有在阿拉伯人的集体记忆中淡忘，阿拉伯人依然在盼望第二个萨拉丁的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地从穆斯林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耶路撒冷，十字军建立了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国，但在几百年后，还是被萨拉丁率领统一的阿拉伯的军队所夺回，电影《天堂王国》（Kongdom of Heaven）说的就是这段故事。要是历史不重演，只有打破历史的死循环，放弃冲突，和平共处，建立双民族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由于历史的原因，犹太人有浓重的集体的受害者情节，感到孤立无助，任人宰割，所以在遇到敌对行为的时候，容易激起历史悲情，坚信自己的道德高地，将一切都归结为民族自卫。巴勒斯坦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被迫害者，当然也积聚起自己的受害者情节。面对不断的挫折，更是激发了悲情和绝望，也是只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以巴冲突的终结，当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事，但由于力量上的巨大悬殊，只有以色列对于和平进程有真正的主动权，只有强势的以色列采取主动，才可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有建设性意义的妥协，巴勒斯坦人即使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真正推动和平进程。然而，以色列只愿意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的支离破碎的有限自治区域联合体，这离巴勒斯坦人要求建立正常国家的愿望相差太远，其结果只能是继续升级的冲突。

借用本-古里安对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曼的说法：“假如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决不会向以色列妥协，道理很简单：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家……我们来自以色列，但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这对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意义？的确有反犹主义者、纳粹主义者、希特勒和奥斯威辛，但是这是巴勒斯坦人的错吗？他们只知道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土，他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自己也说，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也会“加入恐怖组织”。事实上，以色列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恐怖主义攻击并不忌讳，前总理沙米尔曾经是勒海负责对占领英军组织恐怖攻击的人，他就公开说：“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斗争方式，以色列的道德和传统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在于侵略者（英国）的斗争中，恐怖主义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这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两千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心中的锡安。这应该是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是犹太人安居和繁衍的土地。但60年的血与火没有带来和平，曾经似乎伸手可得的和平反而越离越远。这是犹太人所期盼的锡安吗？锡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