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栖息地迁入海洋馆,人工繁育能拯救濒危江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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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张照栋】

长江江豚,全球重要的珍稀淡水鲸类物种之一,因其嘴角上扬,犹如浅浅笑靥,被人们称为“微笑天使”。

长江江豚是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物种,也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重要指示性物种。但受长期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江豚种群快速衰退,目前仅1000余头,种群极度濒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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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天使”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如何拯救濒危的“微笑天使”,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2018年,农业农村部一张将长江江豚迁入海洋馆进行人工繁育保护的“搬家”通知,引发了动物保护组织、专家人士的巨大争论。

为什么不就地保护而是迁入海洋馆人工繁育?以营利为目的的海洋馆真能做好江豚的繁育吗?是否会对野生江豚种群造成破坏?

这些争议问题一直未有公论。

3年后,长江江豚真的被迁入海洋馆进行人工繁育保护,而这些争论也随之再起……

视频来源:央视新闻

5月9日,我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宣布,为有效降低局部群体相对集中的风险,切实保护长江江豚,今年4月下旬起,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地保护行动,共从天鹅洲故道向天鹅洲科研基地、何王庙故道、何王庙科研基地、老湾故道、铜陵保护区夹江水域、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公园7个迁入点输出长江江豚19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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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  图源:《中国渔业报》

对于将部分江豚迁入海洋馆的举措,农业农村部对央视新闻表示,人工繁育现在是长江江豚保护的瓶颈,把部分长江江豚迁入基础设施条件好、技术团队实力强的海洋馆,加大研究力度,突破人工繁育的技术瓶颈。

“进海洋馆这是第一次,进海洋馆不是像以往的水生生物用来展览的,这次我们进来的生物主要是利用有实力的海洋馆的科研团队,加大人工繁育的力度,另外利用海洋馆开展科普教育。”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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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将野生江豚迁入海洋馆保护的举措,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许多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专业人士发声质疑,认为此举非但不能有效保护江豚,还会伤害仅存不多的野生江豚种群。

微博博主@中国鲸类保护联盟 5月10日发文质疑,列出了不宜将长江江豚迁入海洋馆的几大理由:为增加海洋馆江豚基因多样性,未来势必将更多野生江豚迁入海洋馆,伤害江豚野生种群;圈养江豚的数据很难被用于野外江豚种群的研究;圈养的江豚会经受巨大的伤害;圈养江豚会对公众产生误导信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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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鸟人-桃之夭夭 则称:“鲸豚类单胎繁殖,生育周期长,对空间环境等要求都比较高,用海洋馆圈养的江豚繁殖后代补充野生种群,从理论上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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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网站果壳网官方微博@果壳 发声称:“圈养环境不可能模拟大自然,被圈养的鲸豚寿命往往比野外自然死亡的鲸豚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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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江豚迁入海洋馆”一事,早在2018年就引发过争议。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2018年7月中旬,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印发通知,批准从安徽和湖北的保护区内迁出14头江豚到广东珠海长隆和上海海昌极地海洋世界。

这一纸江豚“搬家”通知,让当时的部分环保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质疑江豚搬到商业运营的水族馆无法保证其安全,恳请有关部门慎重考虑。

根据农业部印发的《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我国目前长江江豚的保护措施主要是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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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的“人工繁育保护”部分写道:“这些水族馆具备基本的鲸豚饲养和繁殖条件,可作为开展长江江豚饲养繁殖和建立长江江豚繁育群体的后备场所,这些场馆也是重要的环境教育和公众宣传的基地。”

此外,《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中还明确表示,将选择1至2家符合条件的大型水族馆,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改造和设备提升,开展长江江豚饲养、繁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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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

而对于网络上的种种争议,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以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当时均做过回应。

投入大量资金研究人工繁育,是舍本逐末吗?

资料显示,作为哺乳类动物的长江江豚怀孕期长约12个月,每胎产1仔,幼仔体长约70cm,哺乳期长达6个月,幼豚通常要与母豚在一起生活1年以上才可以离群。

2005年,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成功繁育出一头江豚“淘淘”;2018年,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成功繁殖了第二头小江豚,代号“F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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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江豚同它的母亲“福七”在水中嬉戏

然而,这仅是江豚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但也说明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方面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壁垒。

此外,即使能够攻克人工繁育的技术难关,将人工繁育的个体野化放归,仍然是一道技术难关。

以同为长江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为例。早在1983年,我国就成功实现了中华鲟人工繁育,到2009年,我国就已经攻克技术难关,解决了中华鲟人工保种难题,让中华鲟永续保存成为可能。

但是将人工繁育的中华鲟放流,并没有解决野生中华鲟的生存危机。

据《环球科学》杂志2018年报道,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教授黄真理和王鲁海研究指出,中华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大海,只进入长江一到两次,唯一目的就是‘生娃’。但自长江大坝建成以来,野生中华鲟自古以来固定不变的洄游通道被阻隔,失去了赖以生存繁殖的环境。

如果只放流但没有自然繁殖,那中华鲟回到长江又有什么意义?“维持野生种群的繁殖行为,是一个物种野外生存的前提条件,是更重要的问题,而人工放流只能是补充,”黄真理说,“本末倒置就失去了意义。”

黄真理表示,如果不对长江环境作出改变,野生中华鲟可能10年以后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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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众多野生动物保护人士反对将江豚迁入海洋馆进行人工繁育研究。他们认为,人工繁育根本无法有效解决江豚的生存危机,重点应该放在对野外江豚种群和它们的栖息地的保护上。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所副所长戴年华研究员对《科技日报》表示,加强栖息地保护可以和人工繁育试验并行,两者并不矛盾。

“长江江豚就地保护一定要做,但等到种群数量太少再去拯救的话,一切就太迟了。”戴年华说,人工繁育试验的目的,从长远来说是野化放归,恢复种群,但更为现实的意义,是加强对物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为野外物种的繁殖和保护提供指导。

“生活在长江干流的江豚种群数量还在下降,只能说可能灭绝的时间延缓了。我们要谋划得更为长远。”戴年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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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里的江豚(2018年6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研究室主任周海翔也表态支持向水族馆“送豚”,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长江大环境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且“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的自然迁地保护区里面的江豚繁育情况较为乐观,但是这些保护区的生态较单一。而长江大保护政策的实行到初步成效也需要一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江豚的数量可能下降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因此,多途径的保护研究也是必要的,但这需要由专家参与把关。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则举了一个实例,2008年雪灾致使多地遭受冰冻霜害,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江豚差点全军覆灭,“所以积极探寻多渠道保护长江江豚是很有必要的。”

而对于网上“投入大量资金搞人工繁育,就是舍本逐末”的指责,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接受央广网采访时指出,对于处于极度濒危的物种而言,实现人工繁育是避免物种灭绝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保护物种灭绝的“最后屏障”。

目前,我国通过对保护长江江豚的生长环境促进其自然繁殖有成功案例。但刘凯坦言,对于长江江豚的人工繁育科研进度比较缓慢。

刘凯也强调道,让长江江豚重回自然是最终目标。无论何时,要加强长江江豚的就地保护,保护其自然种群和栖息环境才是保护长江江豚的最根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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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3日,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饲养员对江豚进行医疗护理训练。

作为商业机构的海洋馆能做好江豚的繁育吗?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今年5月9日表示,将部分长江江豚迁入长隆和海昌2家水族馆,是期望利用水族馆良好的硬件设施条件及在鲸豚类人工繁育方面的技术积累,搭建长江江豚保护研究平台,与科研单位合作深化研究,争取尽快突破人工繁育。同时,也能积极开展科学展示和公众教育,提高全社会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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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2018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长江江豚的繁育工作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对水族馆的综合实力要求颇严。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良也坦言,我国过去研究江豚的团队力量比较单一,以中科院水生所为主,但一直没有明显突破。客观来讲,水生所的饲养条件、设施和对豚类护理的精细程度,不一定比得上海洋馆。

“我们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江豚保护,有技术、有资金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单位愿意加入,为什么不行呢?”李彦良说道。

而被选中的珠海长隆和上海海昌这两家海洋馆,农业部在当时也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对这两家繁育江豚的资质论证多次,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兽医技术水平、喂养技术水平、硬件设施和动物福利待遇等。

最终这两家海洋馆凭借其设备条件、技术实力,还有主观意愿,获得了农业部授予的江豚人工繁育经营利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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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人工繁育场  图源:《中国渔业报》

此外,赵依民认为,长江江豚在海洋馆展出有利于公众更加了解这个物种,“关注度上来了,大家的保护意识也会跟着上来。”

李彦亮也表示,水族馆人流量较大,通过海洋馆开展江豚保护、长江大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培训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多少人见过活的江豚?你没见过,你就不了解。江豚数量比大熊猫少得多,保护难度大得多,但保护投入比大熊猫少得多,公众关注度也低得多。”李彦亮说,水族馆能拉近公众和江豚的距离,是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手段。他也强调,江豚到水族馆只做展示,不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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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进行迁地保护,还是努力突破人工繁育、开展科普教育,都是为了留下这一珍稀濒危物种。”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说,此次将部分长江江豚迁入水族馆之前,就已在协议中明确,长江江豚及其后代都是属于国家的,用途限定于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绝不允许驯化和表演用途。

赵依民还表示,农业农村部和有关地方渔业渔政部门将定期进行专门检查,任何时候发现环境不合格的地方都会要求改进,如果影响到长江江豚的生存,将立即把它们调走。

将江豚迁入海洋馆,是否会伤害野生江豚种群?

很多动保人士和专家认为,将部分江豚迁入海洋馆,会使保护区内的江豚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再度受到严重打击;而从这两个保护区挑选的江豚到水族馆人工繁育,将面临来源单一、遗传多样性不丰富、近亲繁殖几率高等风险。

据澎湃新闻2018年报道,中科院水生所一位长期研究江豚的专家以天鹅洲保护区为例,回应了这一质疑。

天鹅洲保护区目前约有80头江豚,成为长江江豚物种保护最重要的迁地保种群体。据中科院水生所提供的数据,2015年保护区自然形成了5个以成年雌性个体为核心相对稳定的江豚家族。

按照农业农村部2018年公布的从该保护区挑选捕捞8头的计划,其中包含6头成年雌性,2头成年雄性,意味着有10%的江豚将被捕捞送至海洋馆。

上述专家认为,按照天鹅洲种群性比1:1进行估算,雌性个体约有40头,处于繁殖旺盛期的个体可能占到1/3,约13头左右,如果从中移除6头处于繁殖壮年的成年雌性个体,将对这个保种种群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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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江豚做体检 图源:@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

根据以往经验,此次捕捞转运计划如果付诸实施,要选择出8头符合标准的青壮年江豚,至少需要在保护区捕捞30头次以上的江豚用于挑选,将对保护区种群将产生巨大干扰。

根据中科院水生所的研究,天鹅洲保护区江豚的群种主要来自于武汉以上江段,遗传多样性较低。为丰富保护区江豚种群遗传多样性,近些年来保护区先后从鄱阳湖和武汉江段迁入了多头江豚。

李彦亮表示,挑选捕捞时已经考虑这一点,分别从安徽的西江保护区和湖北的天鹅洲保护区调豚。“我们不能从一个保护区里迁,这样增大了近亲繁殖的风险;从长江干流迁8头到水族馆是因为长江干流的威胁因素大,对江豚存活不利。”

农业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也称,从捕捞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部门做,会充分考虑水温等环境对江豚的影响,且捕捞方案经过了严格的讨论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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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

 据央视新闻5月10日报道,近年来,国家先后成立了9个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目前已建立覆盖长江中下游的5个自然迁地水域,迁地群体总量已超过150头。

此外,为了加大对长江江豚的保护力度,2016年,国家启动实施为期十年的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江豚协助巡护中来。

今年2月4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布了最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江江豚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

多年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五成群的江豚多次出现在南京、武汉、黄冈、苏州等地的长江水域。

去年11月,长江南京段频现江豚飞跃  视频来源:@荔枝新闻

不过,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也提醒道:“尽管保护工作成效明显,我们仍要认识到,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涉水工程、航运挖砂等影响持续加大,天然水域种群保护形势不容乐观,迁地保护群体规模有限,保护机制还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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