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辉：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历程（上）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是一个“舶来品”，就像中国古代有金石学，却没有发展为现代考古学一样，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像《黄帝内经》、《洗冤集录》等有关人类骨骼描述和分析的记录，但也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发展百年之际，有必要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检讨，以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体质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体质特征与类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经历百年的曲折历程，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逐渐从古人类学、人种学向人类骨骼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向演进，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道路。

一、外国学者的工作

毋庸置疑，与中国考古学类似，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发展是由国外学者引进、提倡和从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西方一批传教士、探险家、科学家开始进入中国记录各个族群的文化生活。继之，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来华讲学和从事人类学考察。当时，国内外学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颇感兴趣，主要分为“西来说”和“本土起源说”两派，这方面的著述颇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另一方面，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在很多方面还是学术的处女地，需要大力探索和开拓，加之时局动荡，为探险家、学者、文化剽客提供了条件。

这部分工作多是由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完成的，他们包括在中国学术或国家机关工作的外国学者、外国国家或私人的考察团队以及中外科学考察团等，中国学者在后期也参与了少量的工作，开始了最初意义上的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多是不平等的。

1.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这些工作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中国出土的更新世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二是对全新世史前和历史时期古代人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以及古人类所留下的丰富文化遗存，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古人类学界所聚焦的世界三大区域(非洲、西欧、中国)之一。

1922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在萨拉乌苏晚更新世堆积物中发现一枚小孩门齿，他将该人类化石命名为鄂尔多斯人（Ordos Man）。这是在我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后来裴文中将其改译为“河套人”。

1926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宣布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两枚中更新世人类牙齿。1927年在加拿大学者步达生（D.Black）领导下的周口店发掘中发现了一枚人类下臼齿，他就此提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这个新属新种。1929年在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归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当年12月，裴文中发掘出一具完整的头盖骨。周口店遗址从1927年正式发掘开始，直到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停止发掘，在长达11年的连续发掘中，共获得猿人头盖骨5具，以及颅骨残片、下颌骨、牙齿、肢骨残片段等化石共代表了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个体。这批珍贵的化石标本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但是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竟在战争中全部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派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发掘，发现了山顶洞人（Upper Cave Man）化石材料，总共代表至少8个以上的个体。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F.Weidenreich）对这批化石进行了系列研究，认为中国猿人是中国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其与黄种人的关系比与其他任何人种都密切，并认为山顶洞晚期智人具有种族混杂的现象。

20世纪20年代的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学科的诞生。

2.欧洲学者对中国全新世人类骨骼的研究工作

全新世史前和历史时期古代人骨的体质人类学工作也是由国外学者首先发起的。瑞典学者安特生除了对旧石器文化和化石感兴趣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甚至青铜时代文化也兴致盎然，虽然他不是人类学家，但是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前瞻性。他在发掘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河南渑池仰韶遗址以及甘肃的史前遗址时，注意收集墓葬出土的古代人骨资料。他把这些人骨资料转交给步达生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研究显示这些史前人类的遗骸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东方人种”性状，特别是其中的甘肃史前人种与现代的华北居民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因此步达生将其称为“原中国人（Proto-Chinese）”。

一些欧洲探险家、商人和学者对我国边疆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便显出浓厚的兴趣，19世纪末以来，他们多次以各种形式进入我国边疆地区，其中一些人借着探险、学术考察和商业贸易的名义大肆抢掠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史料，这些地区的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性的掠夺。

20世纪上半叶，关于新疆古代居民的人类学研究报告共有三批，其中的人类学材料都是来自国外探险家或考察队从新疆掠走的。英国人类学家基思（A.Keith）的《塔里木河盆地古墓出土的头骨》研究了斯坦因1913—1915年在新疆探险时，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地区采集到的5具人骨（包括一具干尸）；德国学者约尔特吉（Carl Herman-Hjortsjo）和安德·沃兰特（Ander Walander）的《东突厥斯坦考古考察发现的人类头骨和体骨》考察了斯文·赫定1928年和1934年在新疆考察时，从罗布泊及其邻近地区采集的11具人骨；苏联学者优素福维奇（A.N.Iuzefovich）的《罗布泊湖附近出土的古代人骨》研究了来自俄国人马洛夫1915年在罗布泊周围发现的古代突厥人墓葬出土的4具古代人骨。他们对这些人骨进行了种族人类学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由于这些材料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时代模糊不清，材料过于零星，缺乏系统性，很难据此来构建新疆古代居民种族分布以及演化的历史。

关于藏族起源和体质特征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根据颅骨测量学和现生藏族的活体测量数据，一些西方学者依据体质特征的差异把藏族两个不同的类型。

另外，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法科学考察团成立之初，设定的科学考察对象都包括人类学和人种学范畴，也涵盖了部分体质人类学的工作。

3.日本学者的工作

日俄战争后，大批日本学者进入中国东北、蒙古等地，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进行民族、地质、文化、考古考察以及文化掠夺等。

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同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首先发掘了大连普兰店的貔子窝遗址。1929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考古报告。在考古报告中，清野谦次等第一次使用科学的体质人类学方法研究了貔子窝遗址出土的古代人骨资料。

1935年，日本人滨田耕作等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在1938年发表《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中，收录了三宅宗悦等人的《赤峰红山后石椁墓人骨的人类学研究》，该文记录了赤峰红山后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椁墓出土人骨的观察和测量结果，并与甘肃、河南地区史前人骨以及近现代华北人、东北人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体质形态上红山人与近现代华北人和东北人关系密切。同年，三宅宗悦发表了《关于热河省赤峰发掘的古人骨》，记述了在赤峰地区发现的古代人骨资料，并做了初步研究。

同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地区出土的历史时期的人骨资料也进行了收集和初步整理，主要是赤崛英三和铃木诚对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鲜卑墓地出土人骨进行了测量和研究。

4.国外学者关于现生人群的体质人类学记录和研究

最初开展现生人群体质人类学调查和研究的主要是国外学者，他们对中国当时的现生人群的文化、风俗、体质特征以及当地的环境、地质、自然风貌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把一生的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他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先后对辽东半岛、蒙古地区、东北地区等满汉蒙古人及少数民族，台湾高山族，西南地区的苗、瑶、彝、布依等族进行调查。这些考察除了研究诸民族的服饰、居住、语言、习俗等文化内容外，还对他们的分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进行了记录，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古工作。这些专门的人类学记录，虽然结论未必正确，但反映出日本学者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人类学倾向。

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goroff)于1912—1918年对中国蒙古、东北的通古斯人、满族进行了人类学调查，调查除了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外，还包括大量的体质人类学的内容。1923—1924年，史禄国又在沪、港、粤测量了800多人。他利用在华北、华南和华东搜集到的大量体质人类学资料，先后于1923年和1925年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著作——《中国北方人类学》。在这两书中，史禄国通过对不同体质人类学指数的统计和比较，对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迁徙和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成立之初组建的八个组中第七组为人类学及民物学组，俄罗斯学者史禄国主持工作。1928年夏，史禄国等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该组还在史禄国带领下对广州在校的男女学生进行了测量，开展华南人种发育研究。1929年，史禄国用英文发表了《中国人体发育论》，并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的初稿。之后，史禄国计划完成《中国北方人类学·第二部》和《中国西北人类学》的体质方面的大规模调查和写作，可惜未能继续。费孝通评价史禄国的工作是“有关中国人的体质研究至今还是空谷足音，并无后继”。

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 Ⅱ)于1918—1923年间曾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给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广东的体质人类学记录，并认为“凤凰村人的祖先跟北方群体存有血缘关系，凤凰村人是北方移民和当地原著民的混血儿”。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1931年聘请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H.Stubel)为特约研究员对浙南、闽北地区的畲族、海南黎族和苗族等族群进行调查。史图博的研究以文化为主，但也包括极为丰富的体质人类学内容。1932年，中央研究院聘请、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派遣、中山大学协助，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许文生(Paul H.Stevenson)博士和罗香林一起到广州北部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从事广州人体测量。许文生还到海南岛对黎族进行体质测量。他所涉及的族群包括福建的畲、客家和广东的疍民与黎族。

另外，甲午战争后，日本学者也进入台湾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并对台湾当地少数民族进行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调查，其中也涉及一些体质人类学的记录，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珍贵史料。

外国学者在华所对现生人群开展的体质人类学工作，以调查研究为主，同时也开展教学，培养人才，将体质人类学的知识和技术传入我国。

5.关于国外学者工作的评价

如何评价这些外国学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所做的体质人类学工作，我们认为，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他们的工作都是不可取的，需要在总体上辩证地分析，在具体问题上要具体分析。虽然这时期国外学者在中国的工作与国际政治大环境密切相关，但学术问题还是尽量与政治问题分开讨论。首先，当时中国国内时局动荡，我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还处于弱势地位，国外学者的活动大部分具有政治背景或财团势力，多数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同意，有些活动还采用了非正常手段，通过诱骗、盗掘、破坏等方式取得中国的资料，或对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同时，他们大多数也没有经过政府同意，将获得的文物或标本偷运到国外，有些文物至今还在国外的博物馆里展出。因此，无论这些学者的学术贡献有多大，在这一点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破坏和伤害也是不可弥补和不容置疑的。

其次，19世纪末，国际上考古学和人类学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东方文化的神秘性对西方学者而言充满了诱惑。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无疑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他们一方面在猎奇心理的作用下对中国历史、地理、地质、文化、环境、人文等进行一系列探险、考察和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多具有严谨的近代科学的训练，这时期他们出版的大量调查、研究报告，甚至游记等多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学术价值，甚至一些有关的遗址和人文的记录由于后来环境破坏或族群迁徙消失而成为唯一的、可利用参考的科学文献，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工作可能在主观上具有学术上的自私自利性，但与一般的盗宝者或盗墓贼还是有严格区别的。

再次，正是由于这些国外学者和探险家的经历和研究工作，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又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灿烂文明才又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他们的工作和后来学者的不懈努力，像“敦煌学”、“罗布泊学”等专门学术才得以建立，并结出丰硕的成果；“吐火罗文字”等一系列“死文字”、“死文明”才得以重见天日，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前沿热点。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工作，使得国人重新认识我们灿烂的古代文明，再次充满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一些国学旧文人也开始关注相关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开始自觉充实到自己的学术体系建设中，有的还加入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队伍中。

更为重要的是，国外专家的一些探险和科研活动，是与中国专家、学者等共同完成的，中方的相关人员在与他们的合作中，不断学习当时西方最先进的调查、发掘和科研工作方法，站在学术的前沿和制高点上，逐渐完成了相关学术领域的中国化。考古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才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刺激和完善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在这方面，国外专家的工作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体质人类学的工作与其他领域还不完全一致。由于体质人类学面对的材料是古代人骨，在多数人眼中是需要避讳的，也是无法带来直接利益的，基本不存在盗窃的想法。除了少数人可能会存在利用人骨材料去论证中国文化“西来说”以增强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外，更多的学者可能还是从纯学术角度研究中国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古代中国人的来源以及他们与现代中国人和世界其他人群的联系。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可能会利用中国古代人骨材料或者干尸（木乃伊）充实他们的收藏或谋取利益的可能，但这不是主流。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学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中国的近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学术贡献极其重要，研究成果也极为显著，但是他们的工作毕竟受到多方面制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们的工作缺乏统一的规划，基本受到考察资助人和学者个人的兴趣影响，没有统一的学术目标和整体规划，在解决问题方面也影响不一。其次，这些学者虽然多有近现代科学的训练，但多缺乏对中国历史、地理和人文的了解，有些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有些结论比较武断，甚至是错误的。再次，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学者个人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影响，有些学术成果和认识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最后，早期的国外学者无论从哪种角度介入中国考古和中国体质人类学，多少都带有点猎奇、探险的心理，甚至也有学者服务于本国政府，考察资金直接来自政府、军部或财团势力，有些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带有某种文化侵略的意味。因此，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

二、中国学者的工作

由于经济发展和军事强国的需要，中国政府派遣大量学生去西方学习生物学、矿物学等，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才和建立自己的学术研究机构。一方面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要救亡图存，希望借助地质矿产业和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科学来发展民族经济，客观上带动了古人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需要进化论思想给予支撑，而以进化论为根本要旨的古人类学及其进化论知识，从客观上满足了社会转型的需要。

1916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成立了以丁文江为所长的地质调查所；1922年，开始发行《中国古生物志》，其中，丁种属于专门的古人类学专业杂志；1925年，地质调查所专门印行了步达生的《奉天沙锅屯及和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创办《中国地质学会志》；1927—1930年，《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了多篇有关周口店等遗址的古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和论文，但多是欧美学者或者中外学者合作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1929年，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翁文灏与加拿大学者步达生共同拟定了中国人类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其中规定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古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

中国学者的体质人类学工作真正开始于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李济先生。李济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导师胡顿（E.A.Hooton）教授本身就是体质人类学家。1923年，李济以《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为题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论文以测量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入手，由中国历代族姓和筑城的变化归纳出“我群”规模、成分的演变和迁徙，并论述了“你群”的演变和整个中华民族迁徙的问题。这是中国学者第一篇利用体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民族形成的学术专著，开创了中国学者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先河。在这之前，李济读博士期间，在《中国留学生月刊》和《哈佛研究生杂志》发表了《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文章认为，人类学史最具潜力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的体系，它包含四个领域，即考古调查、民族志调查、人类测量学调查和中国语言的研究。

1.安阳殷墟的人骨研究

1923年，李济先生博士毕业回国后暂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同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发现春秋大墓，应当时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丁文江之邀，李济先生到新郑做清理性试掘，并采集出土人骨。试掘以失败告终，但1926年李济先生发表了对新郑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文章对新郑出土的头骨碎片、下颌骨、肢骨、椎骨、盆骨等骨骼进行了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观察和测量。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利用中国古代的人骨资料进行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李济先生一生忠实地践行考古学的人类学情怀，在他主持发掘安阳殷墟遗址时，就很有学术前瞻性地注意墓葬人骨材料的科学收集、保存与整理。20世纪30年代，安阳殷墟发掘时，采集人骨标本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所有出土的头骨（包括下颌骨）、盆骨、肢骨和肩胛骨都要加以采集。这些制度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的考古工地都得到较好地执行。但是现在，很多田野考古工地也并未很好地执行这些制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1934年，安阳殷墟发掘进行中，史语所创设了人类学组（Division of Anthropology），并聘请英国回来的吴定良博士为该组主任，主持殷墟骨骼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吴定良师从英国著名统计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森教授（Karl Person），是我国第一位在欧洲学习体质人类学的学者，1928年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他在人骨测量方法和生物统计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面骨扁平度测量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得到国际统计学界和人类学届的承认。1934年获得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国际人类学会。

抗战爆发后，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被迫暂停。当时，史语所历次殷墟发掘的人骨标本仅头骨就有数千，集中存放在南京史语所仓库。后来，这批人骨资料也随着史语所历经数次搬迁，由南京到湖南长沙，再转至云南昆明，最后到四川宜宾李庄。抗战胜利后，又搬回南京，1948年运至台湾。史语所历次迁徙，但都把人骨标本作为重要的资料一起搬迁，不曾舍弃，尽管标本有一些损失，但目前仍然是研究夏商周古代人群最重要的人骨资料。

吴定良利用殷墟出土的人骨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完成了《殷代与近代颅骨容量之计算公式》、《汉族锁骨之研究》、《中国人额骨中缝及与颅骨测量之关系》、《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等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十余篇，分别发表在《人类学集刊》、《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和《生物统计学杂志》（Biometrika）等刊物。论文对殷墟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创建了中国人颅容量的计算公式，讨论了中国人额中缝和颏孔的变化及其规律等。吴定良还对殷墟的161例人骨进行了7项测量，后来，李济先生根据这些测量数据，完成了《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同时，史语所人类学组还开展了包括“中国人颅骨研究”、“殷墟颅骨研究”等课题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的一些学者利用殷墟的人骨资料，陆续开展了一些研究。但时至今日，殷墟发掘已近百年，安阳殷墟出土的这批人骨资料仍然保存在台湾史语所的库房，殷墟出土人骨的全面系统研究工作尚未完成，尚需有志于体质人类学和相关学者继续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2.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

史语所成立后，根据该所章程，先后设过8个小组，其中第7组为人类学及民物学组，暂由俄国人史禄国担任组长。1934年，史语所设立人类学组，吴定良主持工作，工作范围包括人类学不同方面的研究。

抗战南京沦陷以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随着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西迁，体质人类学也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契机。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应对西方和日本等国的战争中屡败屡战。究其原因，部分人认为中国国民体质有待改进。为提高民族素质，1943年7月，蒋介石下令中央研究院各单位实施“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希望增强人民体质，赢得战争的胜利。其中，史语所是主力军，其所拟研究内容和计划最为详细可行。

蒋介石“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电令下达后，史语所遂萌生了创建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想法。只有成立一个独立的研究所才能完成蒋介石所交办的任务，并发展中国体质人类学。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依据该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决议案，将史语所下的人类学组独立出来，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负责。拟就“边疆各民族之源流与支派的问题”、“种族心理研究”、“种族生命统计、“生物遗传”、“血缘与人才之关系”、“望族家谱之分析”及“人类选种方法”等问题，更分细目，着手研究，并拟申请经费、购置人类学图书和仪器设备。

筹备处开始租赁房屋、建立实验室、购置图书和仪器、招聘人员，后来人类学届的翘楚，如吴汝康、颜訚、杨希枚等多出于该筹备处。人骨标本方面，筹备处在李庄附近发掘义冢共得约百余具近代颅骨与体骨等。他们研究的课题许多都与民族学有较多联系，其中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贵州仡佬之体质”、“贵州仲家之体质”、“贵州锣锣体质调查报告”、“栗粟之体质”、“华族血型之分析”等。

期间，筹备处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吴定良个人完成4篇论文并送交国外期刊发表。另外，当时征兵中的检测标准也交给筹备处负责，专门检验入伍人员的体质状况。鉴于吴定良在抗战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国民政府还于1946年向其颁发了“胜利勋章”。

但时逢抗战，新办一个研究所的难度可想而知。抗战胜利后，1946年，“因经费不充，发展困难，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暂停筹备，器材仍交给史语所接收”。至于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流产的原因，除了经费原因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人事方面以及吴定良在史语所的工作有关。史语所最初引进吴定良的目的在于专心致力于安阳殷墟人骨之研究，服务于史语所的考古学。吴定良进入史语所后所发表的论文，多偏重技术性的讨论，没有充分利用殷墟出土的材料。这种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设想、安排与吴定良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理解有些差距。

3.现生人类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中国学者开展现生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最早的是丁文江，他于1914年就对云南和四川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测量，并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等有关文章。

1925年夏，李济在清华大学正式任教前，曾到湖北黄陂、黄冈等地进行体质测量，从身高、鼻阔和颅圆等方面发现鄂西北与鄂东南居民体质构造差别颇大，其成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翌年，他又到山西介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抗战前，黎光明、王元辉、凌纯声、陶云逵、费孝通等到川西、东北地区、滇缅边境、湘西、云南、贵州、广西、浙江、海南等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这些调查主要是以各民族文化的民族学调查为主，同时兼顾记录各民族的体质特征的体质人类学材料。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出版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整理了1927年以来在清华和山东搜罗的300多人之人体测量资料，考察了山东人的体质，并探讨了山东人与其他省份人在体质上的差异。1937年，刘咸以体质特征为依据，将中国人分为三种类型：华北人、华中人和华南人。

抗战期间，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转入西南大后方，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也多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体质人类学家们除了继续研究安阳殷墟和其他遗址在抗战前收集的人骨材料外，也逐渐转向现生人种和少数民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测量和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地区民族的认定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抗战期间人类学组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课题包括“各族下颏骨颊孔位置比较”、“体质分析”、“中国人蹠骨与跗骨之比较”、“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该组对于贵州和四川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汉族等民族的调查，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民族文化调查结合在一起进行。

此外，当时在西南地区的其他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进行了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其中一些测量是民族学家在民族学的综合调查时进行的。这些研究采取体质人类学的科学数据采集和现代统计分析手段，并依托于对各民族体质的身体测量，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体质与民族分类之间的联系等问题提供更准确而科学的认识。用体质人类学的现代科学方法来说明民族分类的体质根据，民族的起源，文化与体质的关系。由此更好地分析各民族的来源、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发展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拓展和深化了对各民族的研究。这种创新研究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重要意义。

4.其他方面

吴定良在史语所任职期间，先后创立和主持了3种刊物：《人类学集刊》（年刊），专门用英文刊载短篇研究类论文；《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专门用英文刊载专题长篇研究；《人类学年报》（年刊），专门用中文刊载短篇研究文章，并介绍各国的人类学知识、技术和信息。这是我国第一次创立的专门的体质人类学刊物，刊载了当时很多学者的人类学、民族学等重要文献，对推动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吴定良在英国期间已经开始发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文章，包括《对人的面部骨骼扁平度的生物统计学研究》和《依据颅骨的尺寸对亚洲人种的初步分类》等，对头骨的形态学、人种学特征、测量方法等进行了讨论。他在面部扁平度测量方法上的创新，被各国人类学家采用，他的一些论著得到国际统计学界和人类学届的公认。

在史语所任职期间，吴定良除了殷墟出土人骨的研究工作外，还进行了系列专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包括《汉族锁骨之研究》、《人类头骨眉间嵴宽度之研究》、《中国人额骨中缝与颅骨测量之关系》、《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等十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其中1940年，吴定良在《人类学志》第2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的体质测量，测量各种项目达190余项。他还对人体测量仪器等进行了实验性的改进，发表了《画手与足外围形之新仪器》等，这对当今的骨骼测量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同时，当时史语所和相关研究人员也开展了体质人类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如颜訚师从国际著名解剖学家莫尔斯（W.R.Morse）教授学习人类学，并从事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调查，进行观察和测量以及统计分析，在《华西协和大学学报》发表过数篇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曾和莫尔斯赴汶川一带对羌人进行活体测量，留下了珍贵的体质测量数据。他所著有《中国人鼻骨之初步研究》和《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吴汝康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大批云南人墓葬的骨骼，以便未来与华北人、白种人、黑种人骨骼进行比较，探索产生其间差别的原因和意义。他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集刊先后发表了《发旋之研究》、《中国人之寰椎与枢椎骨》等。其他还包括张查理的《四川干尸》研究、蓝思克的《论中国人体质生长程序》等。此外，史语所人类学组还整理了丁文江遗著———《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

三、中国体质人类学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人类学进化论得到普遍关注。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和大学中广泛采用。早期的人类学教学和教育工作是从翻译欧美学者的人类学著作和由欧美学者承担教育工作开始的。

1903年，德奥帝国的民族学家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的《民种学》（Volkerkunde）被林琴南和魏易翻译过来加以出版，并作为京师大学堂人种学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章程》，其中列入了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种学等课程，并将人种学列入国史及西洋史两门课程内。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哲学门、历史学门和地理学门设人类及人种学课程；文科文学门和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此外还规定，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历史地理部要在第三学年开设考古学和人类学课程，每周三课时。

1918年陈映璜《人类学》一书出版，至1923年竟印刷至6版，足见影响之大。这部当年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的作品，主要的内容是贯穿了进化论思想的体质人类学，既包含化石人类学，也包含今人类学。

20世纪20年代开始，史禄国先后在上海、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史语所、清华大学等地工作和任教。史禄国是率先在中国对人种进行定量研究的专业学者，也通过诸多出版物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这为他得以在中国大学里任教奠定重要的基础。

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史禄国到厦门大学任教，承担了3项课题：“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长成测验”、“东胡语言比较词典”，并撰《中国人种概论》，拟刊于《国学季刊》。1930年，史禄国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主讲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初民社会等课程。1933年，费孝通从师史禄国，学习人体测量，研究人体的类型。后来，史禄国安排费孝通测量了驻清河的士兵和北京监狱犯人的约600个人体体质数据，这构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的重要基础。

史禄国所引领的这股定量化的体质人类学思潮对当时身为学生的罗香林、费孝通、杨成志有直接影响，这些学生日后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史语所的吴定良等人日后从事体质测量、体质人类学研究也与此相关。凌纯声的《松花江上的赫哲族》一书也曾借鉴史禄国的研究成果。史禄国基于定量化的生物学、统计学等科学调查方法的体质人类学在中国学界被广为接纳或与20年代前后中国学术、学科“科学化”这一转型的发展进程相契合。

1930年代后半期,鸟居龙藏先后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从事人类学教学工作。

中国学者有关的体质人类学教学工作与李济先生密切相关。1923年李济先生博士毕业回国，任南开大学人类学教授。当时南开大学文科设人类学系，课程上列有人类学和进化史两门课程。1924年，李济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赴西北大学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学，讲授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等。1925年，李济进入了清华大学，担任人类学、考古学讲师，招收人类学专业“中国人种考”的研究生，吴金鼎随李济学习人类学，但是有关课程以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为主。

1928年清华大学改社会学系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系”。1934—1935年度的清华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中的体质人类学主要教授（1）体质人类学的定义、范围、方法和名称；（2）人体构造、骨骼及形态；（3）人体生理、心理、病理；（4）遗传、选种、变异等；（5）人种方面涉及人种单位及文化之影响；（6）比较方面涉及哺乳动物、人种分类、人的历史；（7）应用方面的内容有优生学、犯罪学、教育学和社会选择等。就当时的学术而言，这种课程设置已经十分科学、系统、完备和全面了。

1925年，中山大学开设民族学和人类学课程，提倡相关的实地调查，1927年7、8月间开始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聘傅斯年、顾颉刚和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为教授。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该所侧重广东及邻省珠江流域的体质人类学和各民族文化研究。

抗战期间，北方和东部地区的大学迁入西南、西北等大后方，一些学校在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或合并。1942年吴定良先生受贵州大学之聘兼任文理学院院长，吴汝康被聘为该院社会学系兼职讲师。

抗战结束以后，一些东部大学陆续撤回内地，相应地也改变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区域格局。这一时期的体质人类学学术实践主要集中于我国东南地区和华南地区。

1946年，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任职。1947年，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科研人员和师资力量。该系计划的研究课题有吴定良主持的“浙东成人体质研究”、“杭州市儿童体质发育程序”、“近代华族颅骨研究”，张宗汉担任的“浙江人血型研究”，金祖同担任的“台湾高山族原始文化”和吴汝康担任的“婆罗洲土著人类学研究”等。浙江大学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项目顺利开展，这一时期成绩最为突出。1949年夏天，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在新的形势下提出改制问题，其中就申明要训练有关实用之体质检验人员的教学目标。直至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撤销，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

1947年秋，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目的之一在于根据体质人类学测量的结果，以促进民众健康；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人类学促进民族学成为当时一些学者试图重振民族学研究的路径之一。该校人类学系创建时，学术理念和课程体系上向美国学术体系靠拢，设立必修课20门，包括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世界人种志等必修课程；选修课20门，包括种族学、遗传或优生学、人体测量法等。

1947年6月，暨南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刘咸任系主任。吴定良还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1949年，一批中国大陆人类学家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1949年秋建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开展考古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

余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和萌芽期，与其他相关学术的发展历程相似，中国体质人类学学科发展逻辑上看，并不是从自身传统学术发展起来的，而是世界体质人类学发展的一部分，是世界体质人类学向中国学术延伸的结果。中国体质人类学是在当时国际学术的影响和学者的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并呈现出教学、科研、田野工作相结合的趋势。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虽然困难重重，但中国的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资料丰富，同时中国体质人类学具有后发优势，起步较高，站在世界学术前沿，一直紧跟世界学术发展潮流，与世界学术发展密不可分，国内外学术交流频繁且富有成效，研究工作在该阶段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并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呈现明显的特点，在调查、科研、教育等方面，早期的人类学工作完全由欧美和日本学者主导，后来才有中国学者、中国学术团体的参与，最后发展成为以中国学者为主导，这在抗战期间和抗战后的中国人类学格局上尤其明显。

在科研上，中国的考古材料和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明确显示，中国古代人群与欧亚大陆西部人群具有明显的差异，有力地批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西来说的谬误。中国文化本地起源的学说越来越得到中外学者的认可。同时，人类学家们还对现生的人群进行了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其中体质人类学是重要内容，并对现生中国人的体质特征进行了初步分类。这些调查和研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学调查和民族认定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这体现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相互交融，没有截然分开，这也成为该时期体质人类学发展的特点。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工作还不够系统，普遍与探险、盗掘等相关，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这与当时动荡的局势有关。当然，后期部分中外合作项目研究计划具有一定的规划，为后来的相关合作奠定了基础。

总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体质人类学经历了奠基和萌芽，过程虽然曲折，经历虽然复杂，局面也有反复，但经过了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终于生根发芽，在世界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呈现郁郁葱葱的势头。虽然中国体质人类学起步较晚，但学术起点较高，学术人才也呈逐渐丰富的势头，如果按照学科本身的学术逻辑发展趋势，中国体质人类学学术研究应该会在20世纪后半叶结出累累硕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后半叶中国体质人类学却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学术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层。在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体质人类学百年来临之际，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好好反思一下中国体质人类学百年来走过的道路，以便指引我们继续走向更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