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宪政民主的关系

2020年2月11日，某高校的一名张姓教授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的文章。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发生初期，人类对病毒缺乏准确的认知。有关病毒的发生机理、传染方式、传播路径、危害等都是一个严谨的科学问题，疫情的防控和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张教授关于言论与新闻自由可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的观点太神奇了。而且他从疫情“折射了中国日常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危机”，宣称“制度危机不除，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地发生”，最后呼吁“反思制度问题，推行变革之道”。这样的论证是否严谨和合理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年后，截至2021年5月6日，美国累计确诊33314789，累计死亡593095，居世界第一。印度累计确诊20665148，累计死亡226188，居世界第二。法国累计确诊5767537，累计死亡105792居世界第四。英国累计确诊4441638，累计死亡127830，居世界第七。中国累计确诊103731，累计死亡4858，居世界第91。中国政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迅速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胜利。如果按照张教授的论证逻辑，那么美国、印度、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的制度危机何其严重、言论和新闻何等的缺乏自由！中国的制度何其先进、中国的言论与新闻何其自由啊！而这又与张教授的文章内容形成鲜明的“打脸”。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一是用西方的制度话语体系分析中国的问题不一定准确。张教授所主张的宪政民主理论实质上属于西方的制度话语，用来套用中国的制度建设，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研究西方的宪政理论虽然很有必要，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将西方的制度文化中国化，在中国的语境下分析论证中国的问题，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需要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二是动辄上升到体制问题，将落入西方民主的陷阱。一些中国学者，往往顶礼膜拜西方宪政民主，习惯用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为中国问题“开药方”，分析中国的现象言必称“体制”有问题，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加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克服自卑和崇洋媚外的心理。

三是疫情不仅加速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现进程，还将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得到普遍认同，各国别无选择地只有通过合作应对包括传染病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人民为中心是衡量和检验一个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生命健康是优位于自由的首要价值；西方民主的遮羞布逐渐褪去，西方以“自由”之名包装干预他国内政以及蒙骗民众推销颜色革命的实质套路将逐渐为人们所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