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魔王盛世才，是如何逐步夺取新疆军政大权的？（一）

杀人魔王，盛氏铁幕（之一）

杜雪巍 

1930年10月10日，盛世才夫妇从南京取道东北，后经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新疆塔城，最后到达迪化。盛是金树仁的同乡鲁效祖赴南京公干时顺道替金树仁物色、引进的一名懂军事的高级人才。盛世才初到迪化时便住在鲁效祖家里。哈密事变爆发后，金树仁不得已启用盛世才担任了东路军剿匪总指挥。从此，手握兵权的盛世才在两年后的“四一二政变”时，瞬间便攫取了新疆的军政大权。盛世才上台时曾标榜军民分治，军不干政，实际上其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盛世才借助苏联红军之手打败了政治对手马仲英与张培元，成为独霸一方的新疆督办。

上台初期，盛世才倡导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六大政策，使新疆局势渐趋平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盛世才力主抗日，迎接西路军进疆，允许中共在新疆成立八路军办事处，从物质、政治上给延安以支援，他甚至加入了“联共”。盛世才仰仗苏联维持其独裁统治，进而新疆政府各个部门的顾问、军事教官均由苏联人担任。苏联的“红八团”，其实乃是一个加强旅和飞行队扼守着新疆门户哈密，阻挡着国民政府部队向西进入新疆。“二战”后期，在苏联斯大林强逼盛世才签订《苏新锡矿协议》，其也认为苏联人已没有再可利用价值的情况下，且在苏联以“联共”名义利用陈秀英杀害了其丈夫盛世骐后，盛世才毅然幡然悔悟，果断地选择内附、回归中央国民政府。或者说盛世才身上还没有完全泯灭一个中国人的起码民族气节。其与苏共、中共反目，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下，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驱逐出新疆，并将130余名中共党人逮捕入狱，将中共陈潭秋、林基路、毛泽民等人予以杀害。盛世才在权力鼎盛时，曾荣膺新疆边防督办、省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督办公署特别党部特派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及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等八大要职。

盛世才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实用主义者，一切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性格多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消除隐患，其随时可以制造各种名目的“阴谋暴动案”，制造一起起冤案，将数万人投入监狱。由盛世才制造的这张浓厚的盛氏铁幕，笼罩了新疆十一年之久，直至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离开新疆，这一铁幕才最终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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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次留日，弃文从武

盛世才（1894年1月12日----1979年7月13日）字晋庸，1894年出生于东北辽宁开原县柴河堡盛家屯一个农民家庭。盛氏原籍山东黄县，其曾祖父盛福信家无寸土，因为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才逃到东北。盛福信初到东北后，生活依然困顿，其祖父盛宝栋仍给地主扛活为生。盛宝栋一生育有三子，儿子盛振甲，次子盛振铎，三子盛振林。长子盛振甲又育有子女七人，长子便是盛世才。

盛世才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盛世英，后来出任了新疆运输管理局的副局长。二弟盛世骏，在新疆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警卫团团长。三弟盛世骐，从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任新疆机械化旅旅长，1942年3月被苏联人借陈秀英之手将其刺杀。四弟盛世骥，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任新疆师范大学校长，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教育长。大妹盛世芬，读过两年多小学，后嫁予新疆财政厅厅长彭吉元。小妹盛世同，与1936年到新疆的苏联联共党员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结婚。1938年6月，俞秀松被王明等以“托派”罪名，押回莫斯科予以枪决。盛世同遂与盛世才断绝了兄妹关系，并随母姓改名为安志洁，直到晚年才又恢复其盛世同的本名。

盛世才幼年天资聪颖，“7岁时就能将封建时代科举取士的初期必读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一字不漏地背下来，12岁又读完了十三经。”此外，盛世才还喜欢读《孙子兵法》及名人传记。据后来曾在新疆供职的盛世才的同乡、同学赵铁鸣说：“盛世才在幼年时即好勇斗狠，有很强的领袖欲，村里的孩子若有不服他的，他一定要毒打他们，直到他们怕他并服从他为之。”整个中学时代，盛世才都是在一种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为了节省伙食，他经常从家里带些干粮到学校去吃；有时无钱，就用一块旧表押给同学换些钱和他所需要的东西，待家里来钱了，再向别人换回手表，人家不肯时，即与人翻脸，因他蛮横素著，只好罢了。”

1912年，民国开始后，17岁的盛世才来到上海，进入吴淞中国公学读书。该校创办于1906年2月，是清末革命党人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然在上海创办的学校。盛世才在该校读的是政治经济科，1915年毕业。从此，盛世才便对政治经济学终生怀有兴趣。后来担任过《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就曾在该校教授过盛世才的西洋史。1938年10月，新疆召开全省第三次民众代表大会，盛世才还专门请张季鸾赴新参会。

1915年，盛世才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毕业后，仍面临一个去往何处的问题。盛本系农家子弟，与官宦无缘，更不可能在上海立足。也还是据盛世才的同乡、同学赵铁鸣回忆，盛曾说过：“毕业后，第一要当红胡子（东北地区的土匪），即使以后投降了，也可换个大官来做；第二要跟随一个年老的长官，使他对你亲信，结果也可以取而代之；第三要到蒙古去认一个王公作义父，俟王公死后，我就可以继承他的爵位。”这就是盛世才中学毕业后给自己设计的人生规划，其核心就是要往上爬，做大官。

盛世才中学毕业后，也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想出国留学深造。辛亏得到了一位同学的父亲张元夫的资助，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师生的建议下，盛世才得以去日本留学。1917年，盛世才进入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盛世才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读书非常用功。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刚刚爆发，消息传到日本，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也纷纷涌入。在这种如火如荼的思潮中，盛世才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影响。

而在中国国内，北洋段祺瑞政府为取得日本支持，在1918年5月与日本政府秘密订立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决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十月革命。籍此机会，日本趁机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控制了中国东北和蒙古广大地区，并军事占领了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当时的留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发起了离日归国行动，以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当时的留日学生据统计有“在3548名留学生中，归国者有2506人，占留学生总数的70%以上。”广大留学生归国后，在上海设立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总部，联络全国学界，掀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据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盛世才的同乡、同学杜重远回忆说：“盛世才被留日学生推举为督队官，他手拿一根大棒，对那些还想继续念书而不愿回国的学生警告说：‘谁不回国，就要吃我一棒！’他原来有口吃的毛病，说起话来又异常激动，这似乎更有助于表达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行动虽然偏激，但其真诚的爱国热情和反帝的坚强决心，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留日学生因此送给他一个‘大炮’的美称”。

1918年5月是留日学生回国的高潮时期，但盛世才并没有回国。他回国的时间是1919年2月青岛时间发生后到“五四运动”期间。1919年1月，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提出：山东权益应由中国人收回，有关中日密约，全部内容应在和会上公布，遭到日本无理反对，引起中国人极大愤慨。4月下旬，梁启超先生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由巴黎电告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让此，不啻引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5月2日，北京《晨报》刊登了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徐世昌的顾问、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兼事务长林长民的短文《外交警报  警告国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和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全国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6月16日下午2点在上海大东旅馆成立，到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56人，其中留日学生代表6人。盛世才在这一时期，是一名充满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走在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前列。

虽然在日留学期间，盛世才参加了一系列学生运动，但他并不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当时的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各霸一方，南北对峙。所以盛世才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还得依靠军事。因此，盛世才果断选择了弃文从武，考入了李根源任校长的云南讲武堂在韶州的分校---韶州滇军讲武堂分校，成了二期步兵科学员。从此穿上了军装。这是盛世才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21年春，盛世才从军校毕业后，由李根源介绍，到奉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郭松龄手下做了一名排长。郭松龄曾在韶州滇军讲武分校任过中校教官，也是一名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痛恨军阀混战，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将领。

盛世才到奉军不久，正赶上直奉两系军阀扩军备战之时。为联合孙传芳、刘湘等军阀，盛世才受郭松龄、张学良推荐，作为奉军的代表前去湖北宜昌和四川会晤孙传芳和刘湘，洽谈联合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事宜。

盛世才此行并没有完成任务，但还是受到了东北张作霖父子的重视。盛世才由此而升任为张作霖的警卫团上尉连长，不久又升为少校、中校参谋。后来，郭松龄扩充东北讲武堂，设立军事教育班、教导团和军事教导队后，盛世才又到军官教育班第一期受训，由郭松龄担任教官和训练。因盛世才学习优异，他也受到了郭松龄的赏识，他们的关系也渐渐密切了起来。后来郭松龄夫妇将在张作霖手下任团长，并在张学良手下担任副官的邱宗浚的女儿认作义女邱毓芳，许配给了盛世才。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决定整顿军事，遂派出一批少壮派军人赴日本留学。由于郭松龄的推荐，盛世才夫妇于1922年夏天东渡日本学习。盛世才进入日本陆军大学中国学生队四期学习。邱毓芳进入日本女子大学学习家政。

1925年秋天，日本陆军部举行秋操，炫耀武力，邀请国民军和东北军派代表“观操”。8月，东北军遂派郭松龄夫妇代表奉军赴日本“观操”，到达日本。郭松龄与盛世才等会晤后，偶然得知：张作霖正与日本准备秘密签订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供给的大批军火，用以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闻之，怒不可遏。他出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决定发动兵变，反对张作霖。郭松龄临回国前，将自己到日本的7000元生活费交由盛世才保管。

郭松龄回国后，秘密联络冯玉祥，准备联合反奉。1925年10月，郭松龄暗中电召盛世才等十多人回国，盛被任命为郭的第10军总司令部的中校参谋。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发动反对张作霖投日的“滦河兵变”，引起日本军国主义的干涉。1925年12月25日，“滦河兵变”失败，郭松龄夫妇殉难。

“滦河兵变”失败后，盛世才夫妇返回日本，继续他们的留日学习。先前依靠奉军支持的费用中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便是郭松龄交给盛代为保管的7000元生活费等。盛世才不仅租住了一幢宽绰的房子，还将盛世骐安排到了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1927年，盛世才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当时正值北伐战争时期，盛世才参加了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1928年任总司令部行营参谋处第一科科长。1929年至1930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即作战科上校科长。

在参谋本部，盛世才“工作认真、勤恳，凡事躬亲，不假手于勤务员，每次拟好作战计划，都由他亲自去监印室盖印。有时遇有紧急公文要发，也是半夜三更跑到监印官寓所敲门盖印。他自视甚高，看不起他的同僚，认为他们‘多属庸俗不堪，贪污腐化之流，不足与谈理想’，但表面上他不得不与他们虚于委蛇。”在日本留学期间，便与盛世才非常熟悉的宋念慈说：“盛世才在新疆12年间，表面上和蔼谦恭亲切，但在背后却从多方面搜集不利于某人的资料，就宛如一个刽子手经常端详他人的脖子应从哪里开刀一样。”

既默默无闻，又清苦、单调的生活令盛世才逐渐厌烦起来。盛世才认为，自己从军多年，至今还只是一个上校官阶，要求晋升少将又未获批准。盛世才开始寻找四处寻找进一步发展和上升的空间。1930年，盛世才曾找到张学良，想谋得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的职位，但张学良只答应给他一个上校科长职务，令盛大感不悦。而正当此时，遥远的西部边陲—新疆向他敞开了怀抱。

花花公子张学良，一身戎装。

二、西行入新，掌握军权

1928年7月7日，通过“七七事变”后因捕杀樊耀南等谋刺杨增新的凶手而上台的金树仁，是个志大才疏的瘾君子（大烟鬼），身体孱弱，特别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不但可以让他获得政权，还可以让其巩固其政权。

1928年10月，金树仁上台后，便派出鲁效祖以国民政府省党部秘书（后给其加上了省府秘书长的官衔）和广禄以晋京委员的名义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要求，正式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主席兼新疆督办，及任命新疆新的省政府班子，并要求中央给新疆以财政支援。在鲁效祖临来南京前，金树仁向其托付：内地有好的军事人才，可以物色1-2位来新疆整顿军队。

1928年10月，鲁效祖与广禄抵达南京后，住在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将军巷。而将军巷的前院就住着当时的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因广禄曾与彭昭贤有过师生之谊。1919—1925年，广禄在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彭昭贤曾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后广禄将鲁效祖介绍给了彭昭贤。他们在闲聊之时，便说了新疆想延聘1-2位军事人才的事。彭昭贤脱口便说出，现在就有一位现成的人才，叫盛世才。之后，彭昭贤劝盛世才说：“新疆军事人才缺乏，金树仁又是文人，如能掌握军队，将大有前途。”

新疆的山水景色，绮丽、多彩！

多年以后，盛世才在自述其当年赴新疆的动机时说：“我于民国十八年六月离开全国的政治中心的首都南京，远去新疆的动机有两个：第一个动机是为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边疆。第二个动机是为了新疆接近苏俄，有机会看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形。因为当时我也是被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论所迷惑的青年人之一，所以极愿看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苏俄的实际情形如何？以及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是怎样的领导世界革命？以决定我一生的信仰。所以说，动机虽然是两个，而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我能够就近看看苏俄的实际情形，以决定我一生的信仰。”

盛世才在其晚年的《牧边琐忆》中，述及当年赴新时的两个目的，“第一个动机是为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边疆；第二个动机是为了新疆接近苏俄，有机会看看第一个社会共产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形。”盛将其两个动机说地冠冕堂皇，第一个理由显然是言不由衷，自我标榜，但第二个理由却似乎也合乎实际。此后，盛世才在其行述中也一再标榜这个理由。

1929年6月，盛世才请假离开南京，与鲁效祖一同准备从东北取道西伯利亚到新疆，不料当年7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他们只能滞留北平。如此盛世才便在陆军大学任教一年，期间鲁效祖在1930年9月忙于政治上反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上阎锡山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鲁效祖原想依靠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李宗仁等的力量，谋求甘肃省主席的职位。未曾想，因为张学良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扩大会议及国民政府会议流产。此时，中东路事件也告结束，鲁效祖不得不死心回到新疆。

盛世才从北平路过沈阳时，他曾恳求张学良，能否让他来出任讲武堂的教育长一职，遭到了张学良的拒绝。如此，盛世才失去了留在内地发展的最后一线希望，破釜沉舟前往新疆。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0月，鲁效祖在内地活动了两年时间，广禄更是到了1931年12月才回到新疆。鲁效祖这次回来，便是将盛世才带到了新疆。对于盛世才的这位恩人鲁效祖，盛世才一上台便把他投入了监狱。

盛世才初到新疆，并未受到金树仁的重视。其实金树仁也并非需要什么军事人才，他需要的是对他唯命是从的军事人才。金树仁起先一看到盛世才的履历，便认为盛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进而反悔，让鲁效祖推掉盛世才。但鲁效祖觉得在彭昭贤面前夸下的海口，无法挽回，故执意将盛世才带到了新疆。金树仁不得已，先安排盛世才为督办公署的参谋，后任参谋主任兼卫队营教练，军阶仍是上校。新疆的具体军事机密和军事大事仍掌握在军务厅长金树信手里，“谁都不把盛世才放在眼里。”

在工作上，盛世才小心谨慎，丝毫不能大意。对于职责之外的事，盛世才是不闻不问：工作之内的事，他是恪尽职守，做到无可挑剔。他每天工作结束，总要用一块黑纱将工作台罩起来，严格按照参谋工作的纪律，在金树仁周围依靠裙带和关系上来的人看来，似乎只有盛世才才是真正的参谋人才，令人嫉妒不已，对其处处刁难。盛世才依然隐忍负辱，一言不发。盛世才在韬光养晦，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官阶的大小对我倒无所谓，我的志愿在于做大事，而不在于做大官。”这里盛世才只说了一半真话，他真正的目的是：既做大事，也要做大官。一心一意往上爬。

2008年的乌鲁木齐。

盛世才到新疆两个月之后，便遇到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第二期学员开学缺少教员，盛世才便主动要求去军校做教官。金树仁认为，教官无非是教授几个学生，所以一口便答应了，任命盛世才担任了陆军军官学校的战术总教官。

其实盛世才远比金树仁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盛世才也不仅仅把军官学校作为培养军事人才地方，更是作为了培植自己信得过的亲信，党羽的基地。更何况，这个工作对于盛世才来说，简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政治讲到经济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对于听惯了刻板教学的学生来说，盛世才让他们耳目一新，大受欢迎。

盛世才在教学之余，仍在每天注视着新疆的发展。他坚信，金树仁的统治不会太久，迟早要发生大的变化。他在密切观察着新疆形势的发展。

由于金树仁的统治政策适当，潜伏在杨增新时期的很多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出来。更加之，金树仁任人唯亲，导致吏治极其腐败，弊政频出。金树仁在执政时期，在新疆实行邮政检查制度和通行证制度，百姓的言行，甚至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居住在新疆的百姓，没有金树仁的批准，在新疆省内流动也是不允许的。在杨增新时期，百姓一封信便可以断送一个官员的仕途，但到了金树仁时期，他对于状告自己亲信的诉状是不闻不问，百姓是告状无门。蕴藏在民众中的愤怒在快速增长、快速积聚。

在经济建设上，金树仁也是治理无方、极其无能。他唯一关心的事情是借助烟瘾、借助腐败让金氏家族快速的富裕起来。

1930年6月，全疆唯一还保留着王制的哈密王沙木湖索特病故。金树仁也欲在哈密实行“改土归流”，他先将前往迪化寻求继承王位的哈密王的侄子聂兹尔拘禁起来，而在哈密快速实行起了走了样的“改土归流”。

1930年11月，“省府第59次会议决定：将哈密地区划分为哈密、宜禾、伊吾三县，宜禾县管辖哈密城以西的地方，县治在三堡；伊吾县管辖天山以北之吐葫芦、淖毛湖、苇子峡、前山、下马崖等地，县治在吐葫芦；哈密县管辖以东地方，县治在哈密。1931年元旦，三县正式成立，回王统治结束。”“改土归流”原本是顺应民心的好事，但问题却出现了在征税上。原本王府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领地耕种的，但赋税却要从上一年起征收；而从甘肃逃荒来此的农民，因为是金树仁的同乡，所以非但可以领取荒地耕种两年，赋税也豁免了两年。这些逃难来哈密的甘肃难民，他们领种的并非是荒地，严重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无法容忍的异教通婚威胁是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

1931年2月27日，哈密小堡驻军排长张国琥强娶阿布都艾米提之女为妻，激起当地民众提前准备好了的集体暴动，32名驻军部队被全部被杀害，枪支、弹药被劫走。“小堡事变”成为哈密暴动的直接导火索。

哈密暴动迅速蔓延至整个哈密地区，得到消息，金树仁迅速派部队前去镇压。政府军多次进剿、多次失败。当地民众反抗政府暴政的行为很快便演变成了一种民族仇杀性质，愈演愈烈。

由从一名小商贩逐渐成长为哈密王府的大都统，后被新疆政府任命为哈密警备旅长的尧乐博斯，深感这种反抗金树仁的暴政逐渐演变为民族仇杀的行为，背离了暴动的初衷、宗旨。尧乐博斯认为，反金可以，但金树仁乃中央政府任命的，反抗中央政府就是一种叛国行为。所以，他决定辞去哈密警备旅长的职务，作为名义代表准备前往南京，去状告金树仁。

尧乐博斯刚走到酒泉，就被密切注视新疆局势的马仲英盯上了。他被急于向西扩张的马仲英挽留了下来。马仲英向其吹嘘：“我以解救伊斯兰兄弟的名义，进军新疆，先解除哈密维胞的大难，再用武力逼使金树仁下台！”“我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三个月打垮金树仁，叫他根本就名义求借外援的时间！”

马仲英

当时马仲英以甘宁青联军总司令名义，谎称奉蒋总司令命令赴新主持一切。其总兵力仅有400余人，连同伙夫、军眷妇孺，总共不过500余人，武器也大多是长矛、大刀，枪支也很少。5月下旬，马仲英便带领士兵从肃州起兵向新疆进发。

1930年7月19日，金树仁一面电请中央政府要求“支援装备齐全的战斗机4架，尽快飞来新疆，以解燃眉之急。”一面派出省府秘书长鲁效祖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盛世才为参谋长、杜治国为旅长前往哈密救援。正是因为马仲英的突然入新，省军屡战屡败，迫使金树仁开始起用盛世才，将盛世才提前推到了新疆政治舞台的前台。

8月26日，了墩战役打响。省军派出杜治国率十个加强连驻扎了墩。杜治国的部队总人数达1500人，超过马仲英的兵力六七倍之多，却被马仲英的200余名骑兵追杀的丢盔卸甲，大败而归。马仲英也在此次战役中受伤，向东逃去。

了墩战役失败后，金树仁撤回鲁效祖，将临阵退逃的副指挥边永靖、王大通营长等予以正法，贻误军机的周履中判刑入狱，盛世才也被革去夲兼各职，暂留前方效力。

9月14日，金树仁密令前塔城道尹李钟麟暗中招募流落伊犁的百名白俄军人紧急驰往精河，再用汽车将他们接到迪化，“厚给饷银，授以利器”，开赴前线，会同剿匪。这支雇佣军起初只有两个连，由张培元带领前往哈密作战。后来又逐渐扩充为两个团，随着战事扩大，又扩编成了两个旅，成为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也最终导致了金树仁的下台。

1931年9月，金树仁任命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东疆剿匪总司令，取代鲁效祖，盛世才仍为参谋长。张培元此次带领的部队约6500人。而盛世才认为，对付马仲英和暴动的农民不能一味用“剿”的办法，应该剿抚并用方为有效。

张培元、盛世才率部向哈密进军，在泛马塘与马仲英部队发生激战，消灭马仲英部300余人，省军伤亡200余人，马仲英东逃入甘肃。

盛世才因收复哈密有功，张培元为其向金树仁请功，称盛“学识宏富，心地正大，经前日处分后，感愧交深，愈加奋免”，此次收复哈密，“计划周详，所以连战连捷，尤为重要”。请求撤销处分，官复原职。

马仲英虽然退守在安西、敦煌、玉门一带，但其向新疆扩张的企图仍在。金树仁深感局势严峻，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的电报也是遥遥无期，他不得不转而向苏俄求援。1931年9月，他以“每架4万墨西哥银元的高价，从苏联买进2翼飞机，机上附加机关枪和投弹设备，又雇佣两名飞行员。1932年7月，金树仁又得到苏联援助的8架飞机。1931年10月1日，金树仁与苏联秘密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议》，苏联据此进一步扩大在新贸易及各项权利，此约未经国民政府批准，新疆只在1932年8月10日抄送国民政府秘书处备案。”

张培元坐镇哈密两个月，金树仁也认为张培元没有必要长时间常驻哈密，令其尽快返回伊犁。而此时的张培元正在与山里的农民暴动头目谈判，颇费时日，金树仁见张培元没有动静，担心尾大不掉，进而褫夺了张培元的东路剿匪总司令的职务。张培元一气之下，返回伊犁。

金树仁

1932年1月，金树仁又任命自己的亲信、前任塔城都统黎海如兼任东路警备司令，坐镇哈密，令加派盛世才、刘杰三为前敌总指挥。从此，盛世才正式开始手握军权，亦开始显露盛世才长时间被埋没的军事才能。

前敌总指挥所属兵力有第一路张毓秀带领，第二路福全部，第三路杨正中部，由巴品古特率领的归化军三个骑兵团，后1933年1月又并入李作祥部的第四路。

1932年8月30日，刘杰三率部队进山围剿暴动的农民军时，当即阵亡。刘杰三一死，前敌总指挥就只剩下盛世才一人了。黎海如急令坐镇镇西的盛世才回师哈密。盛回到哈密后，与和加尼亚孜激战数月，收回了沁城，暴动农民逃入山中。“此番战斗大小战役共有三十五六次之多，因将士用命，从未打过一次败仗。”

东疆战火暂时平息后，吐鲁番、鄯善地区的战火又起来了。马仲英于1932年2月17日被任命为新编第36师师长以后，5月即派出马石明指挥留在新疆作战的部队枣骝团。8月，枣骝团便出青铜峡到了若羌，然后再到哈密南湖一带骚扰当地官兵的后防。马仲英还派马赫英从镇西往阿山一带发展，争取哈萨克族头人与金矿头人的合作。马仲英还派尧乐博士为新疆宣慰，专门联络新疆各地的反政府武装工作。另委派和加尼亚孜为南疆总指挥。马仲英的策略是在新疆的南、北疆同时开花，以分散省军的兵力，再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合作，开展游击战，待时机成熟时，再亲自率兵一举拿下迪化，进而夺取新疆政权。

1932年12月27日，马石明的小股回民军和鄯善的维吾尔族武装五六千人包围了鄯善，与省军激战两昼夜，失去的城池再次被收复。1933年1月25日，盛世才率部队赶赴鄯善东八栅，与围城者激战。激战4小时，马石明等人留下400余具尸体，被俘50人，缴获钢炮300余支，盛世才获得大胜。1月28日，盛世才率兵在鄯善整休两日后，向吐鲁番进发。期间虽然遭遇了当地维吾尔族武装的抵抗，但仍节节败退至托克逊方向。也是自盛世才先后收复了鄯善、吐鲁番之后，盛世才“声誉鹊起，威望大增”。1933年1月至4月，新疆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南北疆发政府武装是风起云涌。1933年1月26日，马石明占领焉耆后，行政长牛时全家、旅长詹世奎被杀。27日马石明在焉耆成立了36师剿匪总司令部。焉耆回族头领马占仓会同铁木耳攻陷了轮台、库车、拜城、库尔勒、阿克苏等地，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纷纷响应。2月6日，驻守喀什的行政长马绍武派出部队前去应敌，受挫后退到巴楚。2月9日，喀什师长金树智忧心忡忡，服毒自杀。马占仓部会同铁木耳的7400余名武装向巴楚包抄而去。

4月5日，阿图什、伽师两地的维吾尔族民众暴动，为马占仓部进入喀什打开了方便之门。

1933年2月，于阗附近的素合塔牙克金矿和墨玉金矿的工人同时发生暴动。暴动群众很快就攻陷了和田地区，策勒、尼雅、且末、若羌等县维吾尔人纷纷响应。接着，叶城、泽普、皮山、莎车也纷纷落入暴徒之手。

在北疆阿山地区，1932年下半年马仲英也派其部下到布伦托海（今福海一带）鼓动哈萨克族头人和金矿把头发动武装暴动。1933年3月中旬，马赫英、马如龙率部从吐鲁番、迪化各处逃来的回民武装，以及阿山等地的回民武装占领布伦托海县城，并渡过额尔齐斯河准备进逼承化（今阿勒泰市），终因力量单薄，未能成功。不久，马赫英、马如龙又从青格里进逼承化，再次被魏振国派兵击退。4月18日，魏振国接到金树仁已退出省城的消息，便率官兵、职员、眷属和苏联领事馆人员逃亡布尔津，临走前将衙署、商店付之一炬。之后，马如龙占据了承化。

阿山的沙窝山一带，是哈族的郡王艾林的异母弟弟沙里福汗占据。沙里福汗思想比较开明，其极赞同樊耀南的主张，也拥护樊来主政新疆。1930年，他再次组织反政府行动，曾游说阿山行政长张鸣远，恢复将阿尔泰直属中央建置，脱离新疆，再进行改革。他们的计划被金树仁得知后，派魏振国率兵星夜赶赴承化，将张鸣远罢黜，并将张和沙里福汗押回省城。1933年初，沙里福汗逃出省城回到阿山，组织哈族民众，继续与马如龙对抗。

全疆形势整个呈糜烂之势，首府迪化的形势也是日趋紧张。自1933年1月25日，马仲英的部下马全禄从达坂城趁除夕夜省军疏忽麻痹之时，偷袭成功，直趋迪化。29日，迪化仅留下东门，其余全部关闭。而在1932年冬才成立的迪化警备司令部，金树仁自任警备司令，陈中为司令部参谋；迪化城防指挥部指挥白受之，副指挥崔肇基。

1932年2月20日，从焉耆方向赶来的马仲英部会同当地的维吾尔人约千余人，分三路向迪化进攻。危急时刻，金树仁急调盛世才带兵从吐鲁番赶回省城。24日，盛世才率兵在省城近郊六道湾与600多回、维武装血战。闻听盛世才已率兵赶回省城，迪化民众欣喜若狂。“1933年1--4月，迪化省城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急中，几次都是盛世才领兵解围，成为风雨飘摇的金树仁政权赖以苦撑的支柱。”

此时的金树仁政权已是奄奄一息，而盛世才，虽受命于金树仁，却是省军中一支最能战斗的部队。在形势的发展过程中，盛世才的势力在逐步扩大。苟延残喘的金树仁，哪里有危险便命盛世才赶赴哪里，使得盛世才的名气一时“名声大噪”。

正是在镇压反对金树仁政权的战斗中，盛世才得到重用，并得以起家。他也被新疆的政界、军界和民众所看好，进而在此后发生的“四一二政变”中，盛世才被推上了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的高位。【未完待续】

作者：杜雪巍，历史文化学者、作家。责编过图书、画册百余本。主编过《中国图片·丝路观察》杂志及《这次远行有点远：杨镰纪念文集》等多部。参与主编新疆政府参事室（文史馆）主办的《新疆文史》杂志逾八年。已出版：《中国西部大流亡》、《中国西部大迁徙》、《中国西部大转折》，《渥巴锡东归祖国记》（中华书局将出版）、《乌鲁木齐传》（新星出版社）、《谁主沉浮：新疆近代主政人物研究》（巡抚卷、布政使卷）（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待出版：《清代新疆流放名人录》、《清代士人新疆游幕录》、《求法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