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回潮，“传统孝道”配得上“孝”字吗？

上周五4月16日，浙江湖州有个热点，营盘山景区放了座雕像，是《二十四孝》其中一景，“乳姑不怠”。大致说的是唐朝名族崔姓某官员的祖母非常孝顺，用乳汁喂曾祖母。

雕塑引发热议后，景区工作人员回应，“《二十四孝》是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投诉的人可能是比较年轻的人，他可能不懂孝，在以前，这种《二十四孝》就叫孝。”

这话年轻人就非常不爱听，到了4月18号雕像拆了，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有关部门已介入此事。这几年传统文化回潮，人人都谈《二十四孝》，2021年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孝道”？

引发争议的景区雕塑

结论：西汉有西汉的“孝”， 魏晋有魏晋的“孝”。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任何规范都存在局限性，伦理道德，更加受时代与社会意识限制。

传统孝道“父为子纲”，践踏人性。要让步于现代孝道。现代化社会里，传统孝道需要接受文化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建立“现代孝道”，服务于中国社会老龄化。但空洞的道德说教，更加没有可推广性，推广社会价值观，还是需要搭配相应措施。

2019-2050年中国老龄化趋势图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传统儒家作为一套伦理学体系，将“孝”当做最核心的实践道德。

一“忠”，一“孝”，中国传统社会就建立在这套宗法制上。以血缘为中心，将人的行为放置在家庭、家族之下。这样说比较复杂，换个说法就是中国往往先有宗族、再有家庭，最后才有“你”。

因此“孝”是一套行为价值规范，有了规范，人类才能评判事物的“意义”，进而寻求精神共识。至今千百年的实践里，“孝”是子女和晚辈，面对父母长辈时善行和美德的总和。

中国差序格局的结构

一般来说，当代中国人了解《二十四孝》基本都源于一个人：鲁迅先生。

《朝花夕拾》的第三篇作品即《二十四孝》，鲁迅先生称自己获得了“下图上说”版《二十四孝》，“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因此先生的保姆阿长，“看到图画，便能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

结果幼年时的鲁迅先生研读了其中事迹后，失望的发现自己办不到。

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先生借此文批驳的对象主要是民国初年的复古主义者，这批人当时妄图借“孝道”获得政治影响力。

但文章里也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清末民初，《二十四孝》广为流传，连文盲都非常熟悉其中情节，文化传播力极强。

郭巨埋儿

这也体现出，经过两千年发展，传统孝道逐渐从社会道德标准，异化成了法权关系。封建社会下，族长家长掌握着“孝”的解释权，所有中国人围着这根指挥棒，遵循强制性孝道。

孔子时期，还强调子女对于父母“小杖受，大杖走”，必要时应该合理劝诫长辈。

到唐代，律法在“孝”的指导下，彻底赋予家长支配权，家庭财产由家长一人支配，子女不孝，有期徒刑最高三年。

直到民国建立，仍然存在有关“不孝”的法律条款，父母可以在法定范围内惩戒子女。

“孝”从道德规范，变成了权力关系。直到新中国建立，家长制立法才被彻底废除。

辜鸿铭当年说过，“头上的辫子可以剪，心里的辫子还在”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某些封建文化残余回潮，浙江景区事件就是个典型案例，“传统孝道”标准，与当下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迅速老龄化，按照《中国发展报告2020说法》，我国老年人将在2025年达到15%，65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1亿。

老龄社会加速到来，让养老问题日益严峻。虽然中国养老制度日益成熟，但是按照目前的社会基础，家庭养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社会价值观层面，公众该坚持怎样的“孝道”成了问题。

社科期刊《探索》2018年论文《老龄化应对与当代社会基础性孝伦理体系的构建 ——基于传统“二十四孝"的批判性分析》就谈到了相关问题。

论文认为，中国社会需要确立全新价值导向，服务现实需求。《二十四孝》在传统中国流传甚广，产生了极大影响，传播力如此之强主要有几个基础：

一是统治阶层的大力推行，传统农耕社会里，孝行是构成社会道德的建构重要基础。

过去也有分析，《二十四孝》内最极端案例，大多诞生于魏晋时期，这和司马家篡位得国不正，大力宣扬“孝”，以此构筑合法性是分不开的。

二是不发达的社会认识，当时人民群众教育水平有限，无法分辨真实与虚构的孝行，因此《二十四孝》里的各种案例大为流传。

三是传统社会宗教基础，比如书中经常有“因果报应”等非理性案例，社会更容易接受。

四是《二十岁孝》的道德规范作用，当时的人遵循这套规范，很容易在个人发展中获得正反馈。

因此，如果把《二十四孝》作为文化传播学的范式，当代社会这套模式仍然存在利用价值。

论文认为，当今中国可以重构“基础性孝伦理体系”，应对未来中国的老龄化挑战。

《二十四孝》故事主体的性别分析

但论文同样点明，《二十四孝》中里有大量违反人道主义，基本人伦的故事。《二十四孝》里的孝行原则，在今天也不值得提倡。

比如鲁迅先生非常反感“郭巨埋儿”，郭巨夫妇剥夺子女生存权，以达到“孝行”。

男女平等原则，是新中国立国之本之一，而任何时代的“尽孝”，也不存在性别之分。

但《二十四孝》创作背景是传统社会，因此该书还存在大量男女不平等思想。

全本书24个故事里，所有故事里，都有男性“尽孝”，而只有《乳姑不怠》和《涌泉跃鲤》两个故事，出现女性“尽孝”行为，占全书8.3%。

另外《二十四孝》的“孝”只存在于传统家族内，91.67%的故事发生在血亲之间，而非血亲关系故事，只占12.5%。

“老吾老及人之老”，相对狭隘的“孝”，也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原则。

最后是孝行无法普遍化，《二十四孝》的故事，在今天极少有普遍意义。

部分故事设置了很高的道德标准，“教化内容过于高调，只能让人望而生畏。”绝大多数“孝行”今天看，不仅“超越了道德底线，甚至违背法律原则”。

因此论文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可以普遍化 ，且比较可靠的伦理依据。几大因素相加，《二十四孝》中的“孝行”，在当下社会仍然需要扬弃。

为了适应新时代社会道德需求，此前也曾有重构《二十四孝》模式的案例。

2012年，全国妇联、全国老龄办等协会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包括“经常带爱人、子女回家”、“教父母上网”、“帮父母买保险”等行动准则。

结果传统《二十四孝》，因为传播性良好，在今天尚有生存空间。“新版24孝”主要以道德要求为主，并没有相应的推行措施，最后彻底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

这最终说明了一点，中国日益走向发达工业社会的今天，社会对空洞的道德说教更加没有容忍度。

推行任何道德规范，首先需要物质基础，其次还是要避免“慷他人之慨”的道德狂热。

一条有可实行性的孝行推广措施，可能胜过24条说教。

2011版新24孝故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