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保姆：亲密陌生人

编者按：

潘毅的Made in China (2005)记录了世界工厂中打工妹的工作和生活，而本期推送的Maid in China (2009)讲述了中国另一群打工妹的故事，她们进入城市家庭，从事家政工作，是中国改革时代的新保姆。作者说，“保姆”这一说法本身代表着过时的性别模式和阶级关系，却仍然能准确反映当代中国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家政工人与她所服务的城市家庭的关系，既亲密又遥远；她触发了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他者”那种不确定感、焦虑、恐惧和矛盾心理。作者从家政工人作为“亲密陌生人”的悖论出发，观察当代中国城市中新社会关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一关系产生的新划界文化政治。

文：社论前沿

户籍制度下的中国家政工人

生产线上的打工妹被禁锢于“宿舍劳工体制”，流动的家政工人却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她们或是住在雇主家，或是租在城郊农舍，或是在家政服务机构提供的地下宿舍。这些城市寄居者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劳动法律的保障。她们与雇主之间的争议很多，经常抱怨工资微薄、缺少休息休假和娱乐时间，雇主对她们不信任、挑剔、不尊重，甚至看不起她们。

然而，本书将对家政工人的理解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中，提出家政工人和家庭服务市场面临系统性的桎梏，它植根于中国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户籍制度中。2006年，北京85％以上的家政工人是农民工，其中许多人独自来到这个城市，成为住家保姆。由于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城乡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机会悬殊。尽管农村居民能进城务工，但城市居民成为户籍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工，不仅缺少工作机会，也被排除了其他一系列城市权利，包括教育、住房补贴和医疗保健等，从而使城市的旅居者变成了二等公民，造成家政工人问题的根源。

电视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海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同时指出，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区隔，更是象征性的排斥和界限维护。本书的焦点正是要对准媒体故事、电视剧、漫画等这些话语资源。

户籍制度定义了不同的公民身份，有些人可以享有合法的城市空间、福利和权利，而有些人不能；有些人享有政治共同语，而有些人没有。

——Maid in China

研究方法

2004-2006年间，作者在北京两个截然不同的小区开展民族志田野调查。北京东部的安巷是一个老小区，而西部的紫园是典型的新一代商品房和封闭式小区。作者的访谈不仅包括保姆及其雇主，还有相关研究者、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社团。

相比于妇联等官方调查渠道，作者发现小区的公共空间是最便利的介入口。保姆或是在那儿聊天，或是遛狗，或是照看孩子。当她每天带着孩子外出散步时，很快就能融入到广场上保姆和雇主的交谈中。保姆除了进行深度访谈，还有小范围的深度互动，包括日常的聊天、郊游、一起做饭、购物、看电视、照顾孩子。作者称这类互动为“延时民族志”(time-lapse ethnography)，它不是快照，更像是电影，能够对环境和感知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保姆关系悖论：亲密陌生人

小区的空间政治展现了保姆现象的悖论，一是家政工人“无处不在的隐形”。尽管保姆在小区中随处可见，但矛盾的是，无论她走到哪里，城市居民往往看不到她，就好像她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朦胧、很快被忘却。二是家政工人“持久的暂时性”。作为群体，她们构成了不变的存在；但作为个体，她们频繁的流动，存在显然是短暂的。

当他们外去郊游时，保姆通常默不作声地跟在这家人后面。主家很少向客人介绍保姆，即使她刚为他们做过饭；还有许多场合，雇主通常都视她“不在场”。

我在紫园的四个月时间里，一户有三只吉娃娃的人家，连续被三个不同的阿姨牵过。好像没有人知道每个新阿姨的名字；大家叫她“吉娃娃的新阿姨”。

——Maid in China

这两类悖论都根源于更深次的互动结果，即家政工人作为城市家庭和居民区的亲密陌生人。作者指出，封闭式小区的发展说明城市居民日益关注隐私和安全，但隐含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雇主一方面依赖家务外包，另一方面又惧怕外来者的闯入会威胁到私人空间的安全和隐私。保姆的入侵，触发了雇主家庭所有的焦虑、恐惧和矛盾心理。本书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这一亲密陌生人关系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理论和框架

作者希望通过对保姆的研究，理解中国改革时代的划界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本书认为，界限不仅可以基于性别、性、阶级和地域，还可以基于农村与城市属性（行为、着装、态度）、工作与非工作，以及家庭与公共等因素。界限不仅是相互交织的，更是在接合处相互叠加的。作者分别通过物质过程网络和象征性过程网络探讨界限的维护、协商和修复过程和策略，刻画家政工人被无数交点和接合处印刻的底层形象。

本书遵循媒体和文化形式的生产、消费实践，以及日常政治和实践，这三个密切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线索，探讨家政工人的存在。

急招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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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体和文化形式的生产

媒体是探讨“保姆问题”的重要话语空间。然而，这一话题的探讨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作为消费者的“需求”，保证他们家政服务质量的“权利”；保姆的权利和需求是失声的。雇主拥有自然的表达空间，而家政工人是受限的。因此，作者主张要为新时代家政女工的话语表达“创造空间”，从而改变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文化景观的理解。

2消费实践

城市居民首先是作为家政服务的消费者。值得思考的是，当好的消费者等同于好公民，消费者主权话语对于家政工人的需求和权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家政工人本身也是消费者，她们的消费选择也表达了成为现代城市主体的渴望，但这种消费真的能够塑造她们的城市主体性吗？

3日常政治和实践

工厂劳工的日常政治和实践并不鲜见，罢工和集体行动的反抗时常见诸报端。然而，对于家政工人，为寻求正义和尊严，她们是否也同样会采取行动？作者认为，家政工人身处于个性化差异极大的环境中，面对的侵害问题细小繁杂，看起来并不起眼，诸如被要求吃剩饭菜。作者探讨了家政工人解决问题的常见手段，她们与雇主或家政服务机构的协商方式，及处理矛盾和冲突的策略。

作者指出，虽然劳动部门用“家政工人”替代了“保姆”的称呼，但这一称谓仍然能准确反映当代中国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如果避而不谈，不仅无法描绘出生活的真实性，更无助于政治议题的解决。“保姆”仍然活跃在媒体上，出现在城市居民、家政服务机构，甚至家政工人的日常表达中。

Sun, W. (2009).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文献整理：钱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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