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线礼让行人，是汽车文明，更是社会正义

见央视报道上海杭州斑马线外汽车礼让行人的新闻，心有所感。

近两年来中国新闻太多，都是大新闻。且不谈国际国内层面的经国大事，即使是偏远贫穷地区农民有了稳定工作，收入增加，也都是大事，事关国家减贫的大事。可见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国家不忘带领人民实现整体富裕、殚精竭虑之婆心。

与之相比，汽车在斑马线外礼让行人是件小事，但是件极有意义的小事。

汽车是经济高速发展标志物。中国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迈进了汽车时代。十多年前，汽车在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普通交通工具，但在中国，汽车还是许多人可望却不可即的奢侈品。中国人将汽车视为古代高头骏马、轿子、轿车，是身份地位，富裕程度的象征。人们对汽车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渴望，也有嫉妒。汽车拥有者如能自敛，心理上应该是富不骄人的自得；稍一放纵，就成为纵横恣肆的御风者。当时的舆论也反映社会心理，即对汽车拥有者的保护意识。

当年对汽车时代到来，人们应该怎样做一个合格行人的讨论，诸多媒体都有专门版面登载，广播电视上也连篇累牍报道交通事故对违规行人的处罚。在社会心理中，汽车是社会主导者，为适应汽车时代而制定的法律规范，就是社会正义。普通行人权利则受到大幅消减，如减少行人道路面积，挤占非机动车道，较长时间的汽车通行时间，较短的行人通行时间，行人得忍受汽车排放的有害尾气，交通事故处理原则上袒护汽车驾驶者，行人的身体利益与生命权利受伤害等等。一时间，为汽车所有者制定的法律制度比比皆是，连保险制度也对汽车拥有者倾斜。皆因汽车是个长产业链，长到国家都不得不短时间牺牲国民利益来保障其发展。

汽车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象征性的工具文明，有专家认为代表了社会发展正义。有人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汽车以及汽车制度的出现，但没人从群体、社会、国家的角度讨论汽车文化以及社会合理性的问题。讨论汽车文化及存在的合理性并非要排斥汽车，而是为了更好发展汽车产业，以及怎样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发展汽车交通。这个问题的广泛性深刻已经远超汽车产业，而是与社会发展目标，社会形态塑造，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文化心理等重大议题相关联，因此，已非汽车所能包含。

最具代表性的议题就是所谓闯红灯现象。最初的话题以交通规则中的红灯停，绿灯行规，此规则为议论重点。观点分歧在于一个以汽车为主体的规则，究竟体现了多大的社会人文价值；交通规则究竟是以工具价值为重，还是以人的价值为重。换句话说，是以目的为重，还是以手段为重。汽车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规则要求人为汽车服务，即使在短时间小体系内错置目的为手段服务，那么，这种规则在长时间大体系中就成为违背社会初衷的规则，必然为社会所以抛弃。

不能一概认为闯红灯为不守规则，没有文明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只是少数人不遵守规则，那么，这种现象为不文明。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遵守这种规则，那么，就应该考虑此规则的合理性了。任何法律规范都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服务的，为社会长久利益服务。如果法律规范已经触犯了大多数人利益，这个时候还批评人们的行为不文明，不守规范，这种批评本身就是不文明，不规范的。相当多时，人们在过马路时表现出的紧张、焦虑、恐惧，是对交通规则的反讽。因为，这个规则让人们产生了对汽车行驶带来的死亡惧怕，对汽车驾驶者作为强者的惧怕，对自己生命脆弱，难以抵挡汽车伤害的惧怕。这种恐惧与国家发展汽车产业的初衷相违背，也与人民对国家的发展希望相违背。社会的发展目标应该让人民生活得更便利，更轻松，更快乐，而非相反。

应该看到，红绿灯交通规则不仅规范行人，也规范汽车。如果没有红绿灯交通规则，汽车对行人的伤害就会更大。但规则不是冷冰冰的制度，在社会资源允许时空内，人的价值应高于工具价值，人的自由度应高于工具的自由度。汽车驾驶者作为相对于行人的强者、优势者，也应该有尊重与保护弱者的心态，这不仅是一种文明心态，更是精神正义。因为，只有在社会普遍文明氛围中，每个人才能生活得好；而更进一层的精神正义，则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快乐。

因此说，汽车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不仅是现代中国的汽车文明体现，更是中国社会的正义精神形成过程。上海、杭州做得好，其它城市也应该不差。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就是这样一砖一石重新建立起来的，虽然困难，但已在路上，并日臻完善，终有止于至善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