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城市赶走的年轻人们,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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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去数,前几天的政府工作汇报,有142个字提及房地产。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长租市场问题,都是首次被提及。
当然,关于住房问题,老百姓更加关注。
一连多天,“帮助青年人缓解住房困难”、“降低租房税费负担”等话题,屡屡登上话题热搜。
这似乎在透露一个信号——大城市的年轻人,住房压力已经大到需要宏观调控了?
那么,大城市还留得住年轻人吗?
那些留不下来的年轻人,又该去哪里寻找“福报”?
关于大城市和年轻人的话题,热度很热,数据却很冰冷。并且,这几年格外的“冷”。
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不喜欢大城市。尤其是这几年,情况愈发严峻了。
2019年,一份《2019年应届生求职趋势报告》中,公布了一则“不起眼”的数据:
37.5%的应届生选择到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发展,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应届生吸引力首次跌破30%。
而在去年,国家农村农业部也公布了一则“不起眼”的数据:
2020年,返乡创业创新人员比上一年增加160万,年度返乡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
在麦可思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郑州更是夸张,每当有4个人去到北上广深,就有5个从北上广深回来。
看来,年轻人们已经开始“逃离”北上广深了。
如今,政府工作报告也在重点关注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在硬币另一面,北上广深似乎对年轻人越来越不友善了。
2009年,一部讲述群租现象的电视剧《蜗居》上映,全国轰动。
同年,北京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整治群租乱象活动。房价贵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北京活不下去,就走了。
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9)》显示,自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持续呈现负增长。
这还不算完。
2017年,国务院又出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严格要求,到2020年将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同年,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提出北京全市要对住宅的“开墙打洞”现象进行大力整治。
不仅是北京,上海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在进行人口控制。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35年前,上海常住人口将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广州要在2035年前,将人口控制在2000万。
深圳要在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1100万。
正如那句流行语,“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二三线城市安放不下灵魂。”一线城市不要你,二三线城市又不想去,这届年轻人,究竟该如何选择?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又想起9年前的那次对话。
2012年3月,深圳IT巨头峰会,主题本来是互联网。谈到校园招聘环节,马化腾、李彦宏,互相吐苦水,称对方开出的工资太高,导致自己招人压力大。
李彦宏补充道,因为年轻人要靠工资买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攀比风气,年轻人要结婚时,丈母娘会先要一套房子,导致买房成为一个投资,都想尽早买。”
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化腾表示要在二三线城市布局,因为不论是买房还是租房,一线城市都很贵。
在二者将矛头共同指向大城市房价时,房地产老总们也很委屈:房价明明是因为你们IT行业的高工资、高股权收益才被推高了!
一方说,大城市房价导致年轻人压力大;另一方说,房价高,是高工资待遇“内卷”的结果。
不论什么原因,大城市的年轻人,生存压力确实越来越大了。钱,似乎也越来越难挣了。
想当年,大城市好像遍地黄金,俯拾不尽。马、李一辈人,都是在那样的时代,创造财富机会。
这样的机会,还会有吗?前人的故事,还能复制吗?
01
历史回拨到1984年。
已过40岁的柳传志,拿着中科院计算所给的20万启动资金,带着10名年纪相仿的同事,在中关村一个20平米的传达室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5年后,公司改名联想集团。
而此时,一个比柳传志小7岁的广西青年王石,已经在深圳闯荡了好几年。
通过做“饲料中间商”赚差价积累的300万元,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和仪器产品。同时他还盖起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只要能赚钱,他都干。
1984年,王石经过整合业务,最终将业务锁定在房地产,成立万科。
离深圳不远的广州,顺德人潘宁从老乡口中得知了大家对冰箱的强烈需求。
虽然对冰箱技术一窍不通,但他还是决定把宝押在了冰箱上,带着几十个村民去学习冰箱的研发技巧,这样的野路子自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终于在1984年,潘宁用手锤凿出了一台冰箱,并创立了容声冰箱。
当年,全中国共有电冰箱53万台,而电脑就更少了。王志东,一个来自广东东莞虎门镇的青年,刚刚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因为专业的原因,王志东第一次摸到了电脑,突然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后来创立了新浪。
豪杰辈出之季。另一边,来自贵州山村、同样40岁的任正非,厌倦了在深圳南油集团消极的工作氛围。
他直接走到老总办公室立下军令状,要求单独管理一个公司,但是老总并没有同意。后来他开了家电子公司,帮朋友卖程控交换机。
1987年,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子里,任正非靠四处筹借的2.1万元,竖起了一个招牌:华为。
很快,时代的财富窗口,再度被打开。
1992年,前美国总统阿尔·戈尔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中国的领导人,看到了这条信息公路未来的重要性。
1年多之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就专程赴美,拜访主管互联网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1994年,中国第一条64K国际专线正式接通。不过,民间仍是空白。
次年,马云以翻译的身份前往美国,首次接触互联网,用“一指禅”在键盘上输入“中国”一词。虽然,查无所获,但他预感到大时代即将到来,回国创办了中国黄页。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1995年,从中国科学院高新技术企业局离职、卖了3年寻呼机的张树新,在中关村南大门,竖起了一块广告牌。32岁的张树新,创立了中国首个互联网公司:瀛海威。
海报的设计虽然让人一言难尽,广告语却让人倍感兴奋。在互联网这个词还没走出学术界的时候,全国人民就知道了信息高速公路。
从此以后,在这条公路上,一场持续25年的飙车大战拉开了帷幕。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不久,中国人民的激动和喜悦情绪还在高涨,对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在广州工作了两年的“粤漂”、26岁的浙江青年丁磊,创立了后来中国三大门户之一:网易。
那个时候,中国人上网获取信息太不容易了。丁磊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都能更容易地使用互联网,给公司起名为网易。
1998年的春晚上,王菲和那英合唱了一首“相约1998”,火遍大江南北,大家创业的热情也被再度调动起来。
没过几天,来自陕西的34岁青年、麻省理工博士后张朝阳,就在中关村创办了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搜狐。
当时,刚刚大学毕业3年的江苏宿迁小伙刘强东也在中关村。只不过,他只是租了电脑城里的一个小摊位,售卖刻录机和光碟,取名“京东多媒体”。
而大学开始转行钻研计算机、毕业十年的王志东,也创建了新浪网,成为继网易搜狐之后的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要掀起中国互联网一场“新浪潮”。
此时浙江杭州,18岁的黄峥从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被保送至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8年后,他将从谷歌离职创业,再过8年,才在摸爬滚打之后创立拼多多。
2000年,搜狐、网易、新浪接连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些称雄一地的大厂,各种传奇财富故事,吸引了无数追随者效仿,也创造了无数的岗位。
美团创始人王兴甚至这样表示,创业者来了北京,已经拿到了3成的成功几率。
此后10年时间,北上广深迎来了人口的迅速膨胀期。
从2000到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增加了600万,并在2011年突破2000万人口大关;上海增加了700多万,早在2007年就突破了2000万人口大关;广州和深圳也都增加了300万人左右。
大城市的人,的确越来越多;而大城市的财富机会,却似乎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王兴、刘强东等人能摸到时代红利,而其他人就摸不得?
是因为如今的机会都被这些先行者垄断,而年轻人就只能沦为996社畜、用身体换钱吗?
02
各路鸡汤老师、成功学大师,为了收割智商税,在讲述马云等人故事的时候,都故意加了一层滤镜——强调他们的“草根”身份。
之所以这些人能成为时代宠儿,除了“草根”,更重要的是他们其实都是“佼佼者”,是那个时代、任何大城市都稀缺的人才。
柳传志,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学院。同龄的任正非,也是在1960年代毕业于重庆大学。王石,1970年代毕业于兰州交通大学。
他们这代人创业时,既有当时稀缺的高学历,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毕业院校、学历也更出色一些。
1990年代,马化腾毕业于深圳大学;丁磊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李彦宏是纽约州立大学硕士;张朝阳在读完清华之后,去麻省理工读了博士……
即使成绩比较差的马云,还凭借英语特长,以专科分数破格提拔进了杭州师范。
在他们混江湖的年代,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其稀缺。
只有他们,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时代的机会,享受时代红利。
故事转折发生于1999年。
这一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简而言之,就是高等教育扩招。
截至2000年,国内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仅4571万,只占到总人口的3%。
如果把这些人全部堆进北上广深,都堆不满。
因此,当时不论是柳传志、任正非,还是马云、马化腾,走到哪里都是香饽饽。
不过,从此之后,学历就逐年“通胀贬值”了。
到了2009年,我国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就提升到7.29%,2019达到了14.58%。
几乎每10年,就翻一番。
如今,全国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已经超过2亿。
北上广深四座城市加起来,最大容载量是7900万人,无论如何也塞不下2亿人。
事实上,一座城市覆盖千行百业,衣食住行各个领域,不可能都是高学历的人去做。
严格来说,一座城市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才是最合理的。
学历相对低的占绝大多数,学历越高的占比越少。
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上广深已经有点“畸形”了。
2019年数据显示,北京2100多万人中,有近110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超过35%,高学历人口密集度全国第一!
而上海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超过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18%,高学历人口占比排名全国第二。
一座城市拥有如此之多的高学历人才,真的是好事吗?
暨南大学教授胡刚等专家提出这样的隐忧:
这样的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将来会加剧“内卷”,导致博士生不得不降维去挤占研究生的工作,研究生不得不降维去挤占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又去挤占专科生……一级一级地降下去,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
这也是最近几年,北上广深的漂族,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内卷”越来越严重的根源。
这四座城市的财富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
2006年,我国出现了首个GDP过万亿的城市“上海”,拉开了全国各大城市追求“GDP破万亿”的序幕。
当时GDP增长最快的,就是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
很快,北京也加入“GDP万亿俱乐部”。2010年,广州也来了。次年,是深圳。
虽然目前北上广深依然是全国GDP的领头羊。按照名义GDP排名,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这4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包揽了全中国GDP总量的12.5%。
但是,增长期才有更多机会和红利。
而根据各市公布的数据来看,近10年,共有25座城市的GDP增长超过100%,14座城市GDP增幅超过190%,14座城市超过全国GDP平均增速。
中国GDP增速最快的10大城市分别是:贵阳、遵义、芜湖、襄阳、宿迁、重庆、宜昌、淮安、漳州和连云港。
北上广均跌出前10。
或者说,北上广深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身份标签,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
比如北京,金融、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研与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2019年占到了北京GDP的76.7%;上海,拥有金融、信息、高端制造、汽车等强势产业;广州,是汽车、化工、电子。深圳,则是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等。
因此,北上广深虽大,优势产业基本定型,已经不是快船了。
与此同时,国内“GDP万亿俱乐部”的规模却在快速壮大。
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居然还有5座城市成功加入!
截至2020年底,全国迈过GDP万亿门槛的城市,已经达到23个,比10年前增长了4倍多!
新加入的万亿GDP城市中,重庆、苏州均超过2万亿元,和一线城市的差距不断缩小。
23座万亿城市!
眼界放宽点,打掉北上广深的偶像包袱,这23座城市,可都是“一线城市”!
如此之多的一线城市,即使把国内2亿多中专以上人才全部堆进去,也堆不满。
历史,已经在重演。
属于这代年轻人的北上广深和淘金时代,已经到来。
那么,其他的城市欢迎年轻人吗?
03
任正非曾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抢人才,就是抢未来。”尤其是在当下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
就在2017年初,北上广深人才趋于饱和之际,一二三四线60多座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
它们对于年轻人,岂止是欢迎,简直就是在争抢。
杭州,满1年社保,就能落户。后来又将本科生落户补贴1万、硕士2万、博士补3万,改成了本科补2万、硕士补3万、博士补5万。
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博士10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本科生2万元。
武汉承诺,让大学生八折买房。成都,高端人才奖励300万。
西安,拼的是效率。
西安不仅大幅删减了落户流程,放款落户政策。还发明了“10分钟立等落户”以及“一人迁入,全家随迁”的新手段。甚至,去西安走亲戚也会被民警盯上,只要条件合适,带到派出所就给落户。
因此,西安就创造了一连串落户奇迹:1天8000,3天15000,3年过百万……
抢人大战开启之火,就愈演愈烈。
即使兄弟城市,抢起人来也丝毫不给对方面子。温州刚宣布本科生可七折价购房,苏州这就提出租房就能落户。
南京,只要来面试,就给1000块。
长沙,降门槛,大专就能落户。郑州,中专也给落户。
四川在农民工返乡必经之路上,贴满了“欢迎农民工春节回家!”的标语。
这些城市欢迎年轻人的诚意,是不容置疑的。年轻人也真的来了。
那么,这些城市留得住年轻人吗?
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些城市,有没有年轻人打工、创业、发财的机会?
那就得用产业来说话了。
任正非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会成为大数据中心。
以前,贵州人对自己家乡是这样评价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2000年,贵州全省GDP总额不到北京市的40%。
但是贵州的“恶劣”地理和气候环境,反而非常有利于架设数据中心服务器。如今,贵州已经成为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2013年,贵州大数据企业不足1000家,目前总数已经达到9551家。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华为、苹果、谷歌、IBM、百度等企业,都在贵州设立了数据中心。贵州也从“地上”,转到了“云上”。
在贵州,连小学生都知道“云”。很多在北上广深拼搏的贵州年轻人,也开始回归家乡,投身到到“云建设”中。
其省会城市贵阳,则成为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呼叫中心与服务外包集聚区。
安徽合肥市政府赌上了政治生命、顶住GDP考核的压力,不断进行产业“豪赌”。
比如,2008年,合肥不仅拿出财政收入的1/3去资助京东方,还在电动车产业的至暗时刻,投资了蔚来汽车。
语音技术最强企业科大讯飞,也是在合肥成长起来的。在科大讯飞的带动下,合肥正在将我国首家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推向全世界。
如今的合肥,成了全国半导体产业链最全的城市,合肥政府也被誉为“最牛风险投资机构”。
合肥,也成为中国近十年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在江苏,2009年到2019年的增长冠军,被刘强东的故乡——宿迁这个寂寂无名的地级市夺得。
苏州正在将本地高劳动成本的企业,放置到宿迁的低劳动成本地方去。
重庆不仅是中国中部唯一的直辖市,也是中西部唯一GDP突破2万亿的城市。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重庆已经不折不扣的成为西部发展的新“引擎”。
其中,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是重庆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一度占据当地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如今,贵州、合肥、重庆等城市,也都有了自己差异化的产业标签,都在打造自己的拳头产业。
除此外,西安重点发展航空航天;郑州电子、新材料、医药;南京电子、化工、汽车制造……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在做强自己的长板,都在吸纳自己需要的人才。
当年,北上广深摸着石头过河。当下的数十座城市,都在摸着北上广深过河。
并且,这些城市都是增长性很大的城市,是一艘艘充满财富机会的快船。
因此,离开了北上广深,是更广阔的天地。
尾声
有句话说,任何人,无法挣到他认知能力以外的钱。
同样,任何人,也都无法从不属于他的城市,获得财富机会。
当年,不仅北上广深缺少人才,全国都缺。任正非、王石、马云、马化腾等人,成为时代稀缺,抓住机会,用自己的才能换取了时代红利。
如今,大城市产业版图基本趋稳,满园都是果实,但是不属于后进者。
后进者,只能选择属于自己的荒地,开发出自己的北上广深。
国内2亿多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不能只盯着北上广深,广阔的天地间,还有23座万亿城市。
当然,辽阔的中国,不止只有2亿人,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中专以下学历的人口。
而中国也不止只有这23座万亿城市。
2000年,国内GDP超过千亿的城市只有18座。到了2009年,已经超过88座。2019年,数字已经增长到181个。
客观来说,只要你不再心存对北上广深的执念,不论你是本科以上,还是专科以上,甚至只是中学以上学历,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你都是人才。
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每个人都当有所作为!
越早地根据学历“降维”选择城市,机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