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女郎，陈凯歌的馒头

　　“总想着下山后就扬名立万，但下山后，才发现苟活已属艰难。”

　　前段时间，在电影《你好，李焕英》票房破46亿大关，成功跻身中国影史票房前三的当天，《流浪地球》片方发来“贺电”：

　　“中国电影加油！中国电影人加油！”

　　从《泰囧》票房超越《捉妖记》开始，这样的接力延续至今。飞速成长的中国电影马不停蹄地传递着荣誉，薪火相传的背后，是几代电影人的生生不息。

　　截至3月19日上午，相关数据显示，《你好，李焕英》的票房已经飙至52.87亿。

　　在国内电影票房动辄几亿、十几亿的今天，国产影片似乎正渐渐脱离外国“大片”的围剿，一场众人期待已久的狂欢已缓缓拉开序幕。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回看中国电影的成长，是一场有关荣光和梦想的革命，而将这场变革推到高潮的，理应是曾被誉为“中国导演最辉煌一代”的第五代导演。

　　从他们开始，中国影坛开始与“新”同行。四载攻读，第五代电影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象牙塔，十年忧愤，终于变为才华一泻而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一路高歌猛进。

　　时势造英雄，于是便有了张艺谋与陈凯歌的故事，一段与第五代导演电影梦荣辱与共的过往。

　　张艺谋至今从不敢以“名导演”自居。

　　因为在他看来，褒扬与成绩都是外人给予的肯定，他对自己的认知则始终停留在“陕棉八厂”——那个赋予他屈辱，也教会他隐忍与从众的地方。

　　1971年，刚刚结束了插队劳动的张艺谋，被分配到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

　　因为 “家庭成分不好”，张艺谋努力了7年也没能成为团员，走到哪里都好像矮别人一截。

　　那时候厂子里开大会，领导发话让不是团员、党员的同志先离场。全车间600多号人，唯独瞧见张艺谋站起身，猫着腰一路小跑地离开了座位。

　　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最后干脆不用别人开口，张艺谋自己就主动离开了——憋屈，实在憋屈。

　　在棉纺八厂的张艺谋（左一）

　　最开始，张艺谋在厂子里做苦力，吭哧吭哧地扛了几年麻袋，才被批准进入织袜车间工艺室搞宣传。

　　恰逢法国出品了一则《还我自由》的广告，领导想让张艺谋照葫芦画瓢给工人拍摄一组宣传照。接到任务后，张艺谋没说话，转身蹲在墙边，歪着脑袋琢磨：平常挨挤兑，如今拍自由，这算啥意思？

　　想到这儿，张艺谋狠狠地往地上“唾”了一口，抄起相机，集合了几位同样受打压的工友，气势汹汹地跑到楼下空地。为了充分调动工友的拍照积极性，他还给各位模特设定了一个“地下党”的身份，一顿比划一顿说，如此才帮大家找到了感觉，此时还没人知道，其实这就算指导演戏了。

　　1973年秋天，张艺谋在八厂运转楼西南角土墙下成功拍摄了“还我自由”，导演生涯从此起点。

　　这一年，张艺谋23岁，距离他导演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还有整整10年的光景。

　　张艺谋摄影作品《还我自由》

　　出生与成长在高原之上，他喜欢热烈的红色，这是一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生猛和血性，也是他一直在强调的文化寻根。

　　“乡土气”，张艺谋作品中的灵魂之一。然而陈凯歌所循的艺术道路，似乎一直带着浪漫的悲凉底色。

　　作为正儿八经在北京城书香门第里长大的孩子，陈凯歌打小就知道艺术的魅力，周遭也始终漂浮着文人并不落地的光芒。

　　当时，他的父亲是电影导演，母亲是文学编辑，耳濡目染间，陈凯歌也爱上了古典文学和西方小说。

　　记忆中，童年是如梦幻一般的存在。药铺前晒太阳的老人、屋檐上飞远的鸽群、胡同里你追我赶的孩子，以及在玻璃缸里自由自在游泳的金鱼……

　　“那时的北京城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曾几何时，陈凯歌觉得这样的“踏实”可以永远，然而好光景仅过了十来年，便被搅了个天翻地覆。

　　童年陈凯歌（左一）与家人合影

　　再回忆起那段时日，陈凯歌仍能感受到黑云压顶的绝望。

　　在那个人人近乎疯魔的时间里，搞文艺的陈家在浩劫中首当其冲。父母遭了难，14岁的陈凯歌也成了众矢之的。

　　风起时，树叶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于是除了顺从，他别无选择。

　　陈凯歌仍记得站在人群中推搡父亲的场景，也记得众人破门而入冲进家中时母亲的惶恐，更记得自己的无助，年幼的他甚至不敢站在母亲的身边帮她挡下训斥。

　　自责、遗憾、懊悔……旧时光留给他的伤痕，在日后一部分幻化成了恐惧——时至今日，陈凯歌仍对剧烈的敲门声感到害怕；另一部分，则嵌入了他的电影中，成为了其写给那个时代的挽歌，《霸王别姬》便是其中之一。

　　17岁那年的秋天，陈凯歌离家远行到云南，此后8年不得见父母。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陈凯歌住在茅草屋里，四处漏风不说，还有毒虫叮咬。夜晚他望着天，脑子里还没等想什么，眼泪就先一步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个陈凯歌想了无数回的问题，终于在1971年有了答案。

　　那年一位陌生的军人走进陈凯歌午睡的草房，问他愿不愿当兵。陈凯歌没犹豫，点点头，第二天连行李都没收拾，就两手空空地走进了军营。

　　在部队陈凯歌待了5年，被告知可以退伍回北京的当天，他和战友在昆明翠湖公园又蹦又跳了一下午，紧接着就大病了一场。

　　后来这成了陈凯歌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用他的话来说，娶陈红的时候都没这么高兴过。

　　当兵时期的陈凯歌（右）

　　这是1976年——

　　陈凯歌退伍，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北京，本想着和父亲拍电影继续搞文艺，却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北京电影洗印厂当工人；

　　彼时的张艺谋还在陕西做袜子，偶尔被使唤着拍几张照片、画板报，大多时候都在委曲求全。

　　他们本来毫不相干，但命运却偏偏为他们安排了一场足以被时代铭记的相遇。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张艺谋得知消息后，趁着出差的机会到了北京。那时候他的背包里揣着精心准备好的摄影作品集，在招生办门口考察了半天，确认了别人的水平都不如自己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把画册递给了老师。

　　负责报名的摄影系老师一看，心里一惊，压根不相信这是一个农民能拍出来的东西，数量多不说，而且这一看就有天赋。若放在武术界，此人可算骨骼惊奇，日后定能练成绝世神功！

　　想到这儿，老师开口问道：小伙子，多大啦？超过22岁可不能报名了呀。

　　话音刚落，张艺谋的心凉了。报考电影学院时，他已经28岁了，整整超出最大年限6岁。没有报名的资格，那就算把仙人掌拍成红牡丹也上不了大学呀！

　　因着年龄的事儿，张艺谋被北影拒绝了好几次，现实反复打击着他的自信心，但当事人倒越挫越勇。

　　为了考学，张艺谋四次进京，抱着自己的摄影册子敲响了好几家老师的房门，还曾找过画家黄永玉帮忙。折腾了大半年，同事给他指了条明路：把作品和求学申诉信一起寄给文化部部长。

　　死马当活马医，张艺谋照做了，没成想还真换来了个破格录取进摄影系的机会，念书的事儿才算成了。

　　“当时就想上大学，管他什么大学，上了再说。”

　　青年张艺谋

　　这边张艺谋为考北影急得上蹿下跳，那边同样准备借着高考改变命运的陈凯歌，却压根没瞧上艺术院校，人家想去的是北京大学。

　　前头也说了，陈凯歌爱好浪漫，喜欢写文章。天上的云、街边的草、屋里头的爹妈，在他看来都是极好的写作素材。哪怕是碰上了十年动荡，他都能用“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来描述那段暗无天日的时间。

　　因为自觉作文写得不错，陈凯歌在高考恢复第一年就报考了北大中文系。考前胸有成竹，考时两眼一黑，“发现根本门儿都没有”。

　　和张艺谋一样，也是有一个朋友建议他，兴许电影学院可以呢？艺术院校不考数理化。

　　陈凯歌信了，隔年就走进了北影的考场。面试老师问他什么是电影节奏，他心想这题我会啊！我爹就是拍电影的！于是当着主考官的面，他侃侃而谈半小时，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成绩不及格。

　　陈凯歌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在家待了几天，北影又寄来一封信，说电影学院扩大招生，叫他去参加复试，如此陈凯歌才迈进了北影导演系的大门。

　　虽说成功入学了，但陈凯歌还是对头回落榜的事儿耿耿于怀，有次他去问老师为什么，老师答：你什么都知道了，学校还教啥？

　　忆往昔，陈凯歌表示就算再来一次，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哪怕上不了大学，“因为我是个有文化的人”。

　　青年陈凯歌

　　进入电影学院之前：

　　张艺谋十年没接受教育，一穷二白地来到北京，满脑子都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那部砸锅卖铁买来的海鸥牌4A照相机；

　　陈凯歌年满26岁，饱读诗书，骨子里有文人的傲气。

　　站在那个时间节点向20世纪的尽头张望，他告诉自己时间尚早，一切都来得及。可现实却是，时间本就是落花流水无情物，人走茶凉的事儿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在大学痛痛快快地读了4年的书，转眼到了毕业的时候。

　　1982年，30岁的陈凯歌被分配进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32岁的张艺谋则进了广西电影译制厂（如今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广西电影译制厂在哪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距离陈凯歌所在的文化中心北京足足有2500多公里，搁古代这就算发配边疆了。

　　当时和张艺谋一起到广西的还有3个人，第一天报到时，他们几个人拎着饭盒站在空地上，望着制片厂百废待兴的样子，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这是来拍电影呢，还是又下乡了呢？

　　张艺谋年轻时在片场

　　晃晃悠悠快一年，有天厂里开大会说，破格批准以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拍摄一部电影，也就是如今被称为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一个和八个》，而当时的主演之一便是29岁的陈道明。

　　陈道明《一个和八个》剧照

　　消息确认后，张艺谋极为兴奋，急赤白脸地拍了5个月，本想借此一鸣惊人，然而万万没想到，片子被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一个和八个》愣是被批成了“精神污染”。

　　好嘛，砸手里了。

　　《一个和八个》工作照

　　左起：何群（美工师）、张艺谋（摄影）、肖风（摄影）、张军钊（导演）

　　官方对于《一个和八个》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但好在还是有部分领导觉得电影不错，好说歹说地才让电影通过审核，如愿上映了。

　　群众的眼睛倒是雪亮的，电影播放后，观众一片叫好，张艺谋也凭借着打破常规的拍摄手法，成了业内公认的“天才”。

　　张艺谋火了，陈凯歌惊了。上学的时候二人交集不多，说白了，他压根没把这乡下人放在眼里，没成想这小子还有这能耐！

　　别琢磨了，赶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