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群:浙江新昌千佛岩南朝龛像——南朝忏法流行的实物例证

  剡溪石城山龛像位于浙江省新昌县西南南明山。龛像分为弥勒大佛龛(即宝相寺)和千佛岩(即千佛院)两处,是南朝最重要的石窟造像之一。宝相寺依山而建,现有五层木构高阁,连接山崖龛像。据文献记载,梁时大佛雕造完成后,即修三层台及佛阁。现存阁内崖面开一敞口形大龛,形制与南京栖霞山南朝无量寿佛大龛类似。千佛岩位于弥勒大佛龛西北,两处相距300余米(图一)。以往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弥勒大佛龛,而千佛岩龛像则少有涉及。2008年6月,笔者在初步调查时注意到千佛岩龛像的题材问题;后于2020年1月做了进一步调查,确认了千佛岩龛像的礼忏用途,作为南朝忏法流行的唯一实物例证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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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石城山摩崖龛像总平面图(新昌县文保所提供)

  一 千佛岩龛像概况

  千佛岩有大、小两个左右毗连的岩洞,为敞口式天然岩洞,面朝西南,地理坐标为北纬29°29′41″,东经120°53′30″。洞外崖面上凿有一道人字形沟槽,覆盖整个大小岩洞,沟槽下有一排方形椽孔,可知大、小岩洞属于一个整体,洞前原应有建筑存在。岩洞内地平与前院地平存在2米多的高差,后代利用此高差以块石垒砌出高台,台上修筑洞前建筑(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2017年进行了维修)。高台中部凿有台阶,正对着大岩洞内中心位置的释迦坐佛。台阶宽2.64米,共15级,拾阶而上,可进入岩洞之中(图二)。大、小岩洞之间相隔仅1.3米,因建筑之中未加分隔,故相连通(图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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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岩洞位居右侧,平面呈半圆弧状,弧形顶,面阔16.7、进深5.2、高约5米。其后壁高2.5米的地方向里凿进,形成平台,平台上部随着壁面的走向雕出一组布局完整的造像,场面宏大;平台下部壁面再凿出内凹的平台,上为后代所塑十八罗汉像(图五)。上层组像中央雕释迦坐像及二弟子,佛像为现代重妆,已失原貌;弟子像为现代重塑(图六)。主尊右侧列千佛像6区,左侧列千佛像4区,排列规整,区与区之间均有明显的分格,每区高2.25、宽1.72米。每区千佛像纵排10个小龛,横排11个小龛,均为圆拱形,龛高0.21、宽0.15米,龛内雕一佛,双手施禅定印或说法印,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图七、八)。每区正中占9个小龛的位置雕一稍大的圆拱形龛,龛高0.6、宽0.45米,龛内雕一坐佛二胁侍菩萨像。佛像经明代重妆,已失原貌,坐于方座上,身后有圆形头光,舟形背光,背光较宽。佛像两侧各有一身胁侍菩萨立像,形象也已不清(图九)。在左、右千佛像区的外侧各雕一身护法像,两像头部均残,身体部分保存较好,颈下饰桃尖形项圈,双肩上有一圆饼装饰,披巾宽博,下垂于腹部交叉后再上绕双肘,沿身侧下垂,下身着裙,裙摆外撇。左侧护法像右手下垂,拄金刚杵;右侧护法像右手上举,持拂尘,搭于右肩上(图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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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岩洞居大岩洞左侧,平面也呈半圆弧状,圆顶,面阔7.4、进深1.55、高4.7米。在距地高2.2米的弧形壁面上开始雕造成组的龛像,龛像总高1.5米,保存状况较好(图一三)。壁面正中凿一长方形大龛,高1.08、宽0.82、深0.18米,有尖拱形龛楣(图一四)。龛内雕一尊坐佛,脸型偏长,五官风化不清,身着开口较低的通肩大衣,胸部露出僧祇支,裙摆覆于座前,双手残,右手似上举,左手则下垂,露右足,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图一五)。座高0.35、宽0.8米,正面雕壸门,佛像裙摆之下为博山炉,两侧各一蹲狮,狮子似举一爪(图一六)。台座下还有高0.18、宽0.93米的方形基座。佛像左右侧为上、下两排小龛,小龛作圆拱形,高0.37、宽0.52、深0.13米。龛内均雕一坐佛,左侧每排9尊,计18尊(图一七),右侧每排8尊,计16尊,与大龛主尊释迦佛合为35佛。龛内佛像经后代重妆,有的重妆泥皮已经脱落,展现出南朝造像的原貌,如右侧上排第一身佛像,头顶有宽大低平的肉髻,素面发式,脸庞长圆,眉眼细长,身体清瘦,内着僧祇支,外披开口较低的通肩大衣,裙摆覆于龛下,手势以禅定印为主,结跏趺坐于龛底(图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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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岩洞均无凿龛铭刻题记,宿白根据大岩洞中的护法像与北魏迁洛前后的北朝造像类似,推测“新昌千佛雕造的时间,似应在齐武永明之末迄建武之初”。又在文后补记中认为万历《新昌县志》所记“千佛院……永明(483~493年)中建”,疑指两处千佛岩洞而言。小岩洞主尊佛的形象、服饰与南京栖霞山南齐洞窟,如第22窟和第24窟佛像相似,均身着开口较低的通肩大衣,露出僧祇支,裙摆宽博,覆于座前。因此,不难推断,千佛院的雕造年代应与僧护齐永明四年(486年)开始经营弥勒大佛龛的时间大体相当,是石城山所见最早的雕刻。

  二 龛像与礼忏功能

  1.大岩洞十方佛与贤劫千佛

  两处龛像是统一规划设计的,其题材与礼忏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分析大岩洞,壁面中央雕主尊释迦坐像,右侧列千佛6区,左侧列千佛4区,10区千佛共计1010尊。这种左右并不对称的情况,大概是岩壁局限所导致的。每区千佛共计101尊而非整数100尊,是因为如果去掉1尊的话,每区小龛就会有缺失,难以形成完整的布局。因此可以推断:十区千佛表现的应是完整的千佛,每区中心大龛内的一佛二菩萨像显然不属于千佛序列,而是与十方佛密切相关。如此一来,十方佛与千佛就形成组合关系。按六朝阙译人名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所记千佛名,即以每100尊佛名为一段落,与此10个分区正好相合。又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所译《观佛三昧海经》卷一〇《念十方佛品》记载:“观十方佛者,东方为始。”(《大正藏》第15卷,第693页)虽然大岩洞十方佛不能按方位排列,但以东方佛为始的话,则表明应从中央主尊释迦佛左侧向右侧顺次排列。以此观之,千佛的排列方式亦应从左侧开始。

  在江南地区,贤劫千佛名早有单行本流传。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贤劫千佛名经》一卷,“晋孝武帝时,天竺沙门竺昙无兰,在扬州(治建康)谢镇西寺撰出”。同书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记:“《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一卷,唯有佛名,与昙无兰所出《四谛经》千佛名异。”可知早在东晋时期,《贤劫千佛名经》即在江南建康译出,约萧梁时期又有异译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流传,后者流传至今,讲的是因缘业报,经云:

  南无过现未来十方三世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归命忏悔,至心忏悔。弟子等,从无量劫来至于今日……是以思惟求离世解脱。所以六道果报,种种不同,形类各异……经中说言:有三种业。何等为三,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现报业者,现在作善作恶,现身受报。生报业者,此生作善作恶,来生受报。后报业者,或是过去无量生中,作善作恶。或于此生中受,或在未来生中方受其报……所以诸佛菩萨,教令亲近善友,共行忏悔。

  …………

  若持诵此千佛名者,则灭无量阿僧祇劫所集众罪,必得诸佛三昧神通无碍智慧,及诸法门诸陀罗尼。

  可知,诵此千佛名具有忏悔灭罪之功能。而该经特别强调礼忏者要向十方佛、尊法圣僧致心忏悔:

  今日发露,向十方佛、尊法圣众,皆悉忏悔。愿弟子等,承是忏悔,无间诸业,所生福善,愿生生世世,灭五逆罪,除一阐提惑。如是轻重诸罪,从今已去乃至道场誓不敢造,恒习出世清净善法,精持律行守护威仪……忏悔发愿已,归命礼三宝。

  这就揭示了十方佛与贤劫千佛的密切关系,故可确定10个大龛佛像为十方佛,与贤劫千佛合为一个整体,均为礼忏对象。

  2.小岩洞三十五佛

  小岩洞壁面共35龛,虽然龛像左、右不对称,亦无题名,但仍然可以确定是以大龛释迦佛为主尊的三十五佛,这是目前所见南北朝时期最早的三十五佛实例。三十五佛名出自西晋敦煌三藏所译《佛说决定毗尼经》,讲的是在以释迦为上首的三十五佛面前清静忏悔,以消除罪孽。在南朝江南地区似有《三十五佛名经》单行本流传,事见《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所记“《三十五佛名经》一卷,出《决定毗尼经》”。

  此外,刘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译《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为南朝江南地区所流行,经云:

  若有众生欲得除灭四重禁罪,欲得忏悔五逆十恶,欲得除灭无根谤法极重之罪,当勤诵上药王药上二菩萨呪,亦当敬礼上十方佛,复当敬礼过去七佛,复当敬礼五十三佛。亦当敬礼贤劫千佛,复当敬礼三十五佛,然后遍礼十方无量一切诸佛。昼夜六时,心想明利,犹如流水,行忏悔法。

  该经以十方佛为上首,并且提到十方佛名,虽然无贤劫千佛、三十五佛之具体佛名,但已经将其纳入礼忏系统中。

  再者,梁武帝《慈悲道场忏法》(即《梁皇宝忏》)卷四: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闻佛世尊说上诸苦,宜加摄心,莫生放逸。相与若复不勤方便行菩萨道,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今日同为现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当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广及十方一切地狱现受当受无穷无尽一切众生,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七佛、南无十方十佛、南无三十五佛、南无五十三佛、南无百七十佛、南无庄严劫千佛、南无贤劫千佛、南无星宿劫千佛。

  忏文同样将三十五佛、十方佛和贤劫千佛等纳入忏法中。

  由此可知,南朝江南地区所流行的礼忏中,应当包括了三十五佛、十方佛和贤劫千佛。

  南朝礼忏的流行也见于僧传,如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三《晋并州竺慧达传》记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高僧传》卷一二《齐永兴柏林寺释弘明传》记载:“释弘明,本姓嬴,会稽山阴人。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高僧传》卷八《梁上定林寺释法通传》记载:“释法通,本姓褚氏……后践迹京师,初止庄严,后憩定林上寺……齐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献王,皆纡贵慕德,亲承顶礼……晦迹钟阜三十余载,坐禅诵念,礼忏精苦。”

  总之,千佛岩大、小岩洞的造像题材是有意识设计雕造的,具有“祈诚诸佛,忏悔先愆”的礼忏功能,可使礼拜者在礼拜诸佛、忏悔所造诸恶业的过程中获得果报。并且,岩洞内有宽敞的礼佛空间,也适合于礼忏活动的进行。因此,千佛岩可以视为礼忏的道场。2010年,罗炤在《宝山大住圣窟刻经中的北方礼忏系统》一文中认为:“大住圣窟灵裕所刻系列佛名和《略礼佛忏悔文》,反映出一种与南朝众多礼忏文献不同的、在北朝两次灭法和‘末法’思想盛行背景下形成的北方礼忏系统。这一系统是在改造《观药王药上菩萨经》的六种佛名并融合《决定毗尼经》的《忏悔文》之后产生的,主旨是唱诵佛名、礼拜佛、念诵《忏悔文》的忏悔灭罪。隋信行所创三阶教的《七阶佛名》只是沿袭大住圣窟的《略礼佛忏悔文》并稍加改动的产物。”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其认为:“南朝的礼忏仪法没有受到‘末法’的特别影响,《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和《决定毗尼经》在南朝的礼忏中也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这一结论恐怕值得推敲,因为《决定毗尼经》中的三十五佛题材以及《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礼忏系统已经出现在浙江新昌千佛岩南朝龛像中,而千佛崖龛像年代较目前已发现的北朝依据这两部经所造龛像均早,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南朝礼忏仪法对北朝的影响。

  三 隐岳寺、元华寺与石城寺

  剡山之隐岳寺、元华寺与石城寺往往容易混淆。南朝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载:

  观夫石城初立,灵证发于草创,弥勒建像,圣验显乎镌刻……始有昙光比丘雅修远离,与晋世于兰同时并学,兰以慧解驰声,光以禅味消形,历游岩壑,晚届剡山,遇见石室,班荆宴坐……后见山祇盛饰,造带吁谈,光说以苦谛,神奉以崖窟,遂结伽蓝,是名隐岳。后兰公创寺,号曰元花……又光公禅室,耳属东岩,常闻弦管,韵动霄汉……由是兹山号为天乐。至齐永明四年(486年),有僧护比丘,刻意苦节,戒品严净,进力坚猛,来憩隐岳,游观石城……削成青壁,当于前巘。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疏凿积年,仅成面璞……

  碑文中的比丘昙光见于《高僧传》卷一一《晋剡隐岳山帛僧光传》,传称:

  帛僧光,或云昙光,未详何许人。少习禅业。晋永和初(345年),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尔后薪采通流,道俗宗事。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光每入定辄七日不起。处山五十三载,春秋一百一十岁。晋太元之末(396年),以衣蒙头,安坐而卒,众僧咸谓依常入定。

  碑文中的兰公,即于法兰,见于《高僧传》卷四《晋剡山于法兰传》,传称:

  于法兰,高阳人。少有异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为业……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

  由此可知,东晋时昙光和于法兰分别创建了隐岳寺和元华寺,而且明确了元华寺位于“石城山足”,兰公的弟子于法开曾“还剡石城,续修元华寺”。可知,二者并非同一寺院,亦非同一地点。

  碑文中的僧护,见于《高僧传》卷一三《梁剡石城山僧护传》,传称:

  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苦节,戒行严净。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丛树,曲干垂阴。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遘疾而亡……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功。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至梁天监六年(507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豫……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初僧护所创,凿龛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像以天监十二年(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

  又宋代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六记载:

  (齐永明)四年,沙门僧护于剡县石城山,见崖间光如佛焰,乃镌石为弥勒佛,才成面像。初是晋世有沙门昙光,至剡山石室宴坐……神奉山以结伽蓝,名曰隐岳。同学于兰复创寺于旁,曰玄化(即元华寺)。护既造像,乃即像所建刹,名石城,与两寺鼎足而居。

  由此可知,石城寺应是僧祐继僧护开凿佛像之后创立的,寺院依龛像而建,位居隐岳寺之北,与今日二寺位置吻合。石城寺在唐末称为瑞像寺,宋景德(1004~1007年)间改宝相寺,寺名沿用至今。从现在位置看,宝相寺与隐岳寺属于同一个山峦,山之西有大的岩洞,应即昙光“神奉以崖窟,遂结伽蓝,是名隐岳”之所在,绕到山之北略偏东,则是弥勒大佛龛之所在(图一)。另外,文献记载的居于“石城山足”的元华寺从位置看极有可能为今日千佛院的前身,其与石城寺、隐岳寺恰构成“鼎足而居”之态。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新昌千佛岩大小岩洞龛像雕造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是统一规划设计、规模较大、适于作礼忏的道场。十方佛、贤劫千佛和三十五佛的题材均与忏法有关,表明大、小岩洞的功能是作为礼忏仪式而使用的,是南朝江南地区忏法流行的唯一的实物例证。石城山所在的剡东地区是六朝高僧修行隐居之所,佛教繁盛之地。因此,千佛岩所表现的忏法,大概也是南朝都城建康所流行的,而北朝晚期邺城地区出现的“北方礼忏系统”就可能有来自南朝礼忏仪式的影响,包括梁武帝的《慈悲道场忏法》。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僧护齐永明四年(486年)开始经营的弥勒大像龛,虽然我们还无法确认与千佛岩之间的关系,但也似与礼忏有关,如《佛说决定毗尼经》首起记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林中给孤独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万人。尔时世尊,如龙王视观察大众,观大众已,告诸菩萨:仁者,谁能于后恶世,堪忍护持正法,以诸方便成就众生?尔时弥勒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于后世时,受持如来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多所利益无量众生。

  前述梁武帝的《慈悲道场忏法》卷一首称:“弥勒世尊,既慈隆即世,悲臻后劫,依事题名,弗敢移易,承此念力,欲守护三宝,令魔隐蔽。”从而将弥勒佛列入礼忏的对象,并且列诸佛名之首。又梁代宝唱《名僧传·宝云传》记载:

  隆安元年(397年),乃辞入西域,誓欲眼都神迹,躬行忏悔。遂游于阗,及天竺诸国。与智严、法显发轸,是同游造各异。于陀历国,见金薄弥勒成佛像,整高八丈。(宝)云于像下萆(毕)城启忏五十日。

  因此,新昌弥勒龛像除了“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外,恐怕也具有礼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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