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来到新的历史关口

　　作者 | 苏米

　　三八节之际，让我们真诚地聊聊女性。

　　这两年，女性相关话题非常热闹。列几个近期的新闻：

　　内衣品牌Ubras接棒“翻车”——广告文案“让女性轻松躺赢职场”因为涉嫌冒犯女性引发巨大争议。

　　“教育部答复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要求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的话题引起社会热议。

　　目前男女性别比达到了118左右，已经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一大波男性注定光棍。

　　演员宋轶为电视剧宣传的“好嫁风穿搭”道歉。

　　不管我们对这些事的看法如何不同，或许要开始认识到，一种新的变化正在发生。

　　01

　　不止她

　　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2020年末，郑州一位56岁的苏阿姨，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孙子入学之后，她遂了一回自己的愿，打包好物资装备，独自开车旅行，从河南出发，经西安、成都、大理、西双版纳，一路顺着西南方向下来，途中就睡自己带的帐篷，吃自己做的饭，非常享受，乐在其中。几个月了，她现在还在路上。

　　这个事在当时上了新闻热搜，很多人从她的勇气中看到了自己的渴望，一辈子为了丈夫、孩子、身边人而活，什么能够卸下种种家庭和社会角色，去追逐自己喜欢的生活呢。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太多人想做却没有勇气。

　　在为苏阿姨高兴的同时，我想到了另一个故事，一百多年前的“娜拉出走”。

　　《玩偶之家》（1973）电影海报

　　娜拉是一个戏剧角色，来自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在原剧本中，她不愿受困于给定的角色和生活，自我意识觉醒后出走，全剧也至此告终。

　　后来故事到了中国，被鲁迅先生重新讨论，但他没有止于戏剧的主旨，鼓励女性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平等，而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会怎么样？

　　“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她能够养活自己吗？她要面对怎样一个困难重重的未来？她会不会承受不了再次回来，还是更残酷的，在外堕落或死去？就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鲁迅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鲁迅公园中的鲁迅像

　　现在很少有人再这么问，也不会为苏阿姨的命运担忧。中国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生产力解放和性别解放运动，大大开拓了女性的经济社会空间。鲁迅先生念兹在兹的，女性的经济权，发生了实质的进步。

　　但我想说的，不止于此。

　　对于苏阿姨，对于娜拉，她们关键行动都是“出走”。这个行动里包含两种力量：一个是否定性的力量，一个是积极进取的力量。

　　什么是否定性的力量？简单来说，就是“我不要”。举个例子，我们找工作、找伴侣或者做某些选择时，往往会比较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对自己要什么不那么确定。

　　电影《性别为本》剧照

　　离家出走的孩子，不想被爸妈打骂，先逃出来再说，等到无处可去，饿肚子了再回家。一个不想被家庭束缚的女人，她选择出走，否定了自己身上的种种角色，找回了自身的欲望和自由，但是她的目标方向是哪里？要走哪条路？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勇气去辨别和行动。

　　从这一点来说，否定比建设容易，进取性的行动比否定性的行动更需要勇气和智慧。我们在能够成为什么这件事上可能一事无成，却能够在做不到什么这件事上躺赢。

　　革命先行者所致力于的性别解放行动，惠泽于今，它同时包含了这两种力量，以否定开始，以积极的行动去促成目标。

　　电影《性别为本》剧照

　　身体属于一个人她自己，女性缠足不对，束胸不必，首先要拒绝缠足，解放乳房。1895年康有为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放足，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短暂的临时大总统任上发出禁止缠足的文告；1927年，广东革命政府颁布了《禁止妇女束胸》的议案，开风气之先。

　　女性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也不是某个人的附属，所以有婚姻自由——不仅是结婚的自由，还有离婚的自由。邓颖超参与了新中国《婚姻法》的起草和颁行，废除了包办强迫、重婚纳妾，肯定女性有根据自己的意愿结婚和离婚的权利。

　　女性不只是某个人的妻子，她也可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可以拥有工作、展现才华，可以从政、经商，可以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何香凝、宋庆龄、陆小曼，领现代女性风骚。

　　02

　　成为她

　　这些观念和实践都超前于它所处的时代的普遍情况，但正因为有人抛出并传播了这种希望，所以时代也因之被改变。

　　如今，尽管女性还不能够获得完全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条件，但是一种无论性别，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相信，没有什么是女性的本该如此，女性也是不能某种单一角色所定义和框范的。

　　所以说，女性的解放，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平等理想的传播都功莫大焉。虽然现实制约着人，但只要平等的观念在人心，就有继续改变的可能。人的价值观不是某个高悬的无用理想，也不是被动等待经济基础变化的反应物，它内在于现实，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传记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剧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非常活跃的一段时期，人们热切地活动，在天南地北、各个领域施展拳脚，相信自己拥有改变的能力，也相信努力就会成功。那时候，风靡中国的一股思想潮流，存在主义思想，正符合这种气质，给予当时的中国人以积极行动的观念和力量。

　　把这种思想做个简化，在倡导积极行动的方面，它告诉人们，人是没有本质属性的，人永远不“是”什么，而是在成为着什么，永远可以超越过去，追求未来。

　　这很激励人心。但从人“不是什么”这个否定性原点出发，到“人成为什么”，这中间存在着艰难的跨越。

　　《女大法官金斯伯格》中，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对于“成为淑女”和“保存独立”的见解

　　积极的一面是，人是自由的，是为自己而活的，所以他/她有无限的可能，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人要始终面对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和焦虑。

　　不能承受其苦，就会通过不断地占有，或者通过将自己角色化，来获得“存在感”和“安全感”。比如不断地买买买，又比如安于某个身份，依附于某个人。

　　人是在关系中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不可能只是他/她自己而不是别的，一定会作为某种角色而存在，或子女、或父母，或人妻人夫，当我们说人不该被定义的时候，并不应该反对他/她作为某种角色而活，而是应当反对强迫她作为某种角色而存在。

　　传记电影《柯莱特》剧照。Sido对于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类似的，对于女性来说，当我们强调女性“不止是她”的时候，是为了使她“成为她”，只有在健康的“不止是她”的基础上，每个女性才能各自精彩地“成为她”。

　　近期获得金球奖的女导演赵婷，身份多重，背景多元，在采访中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时，她答：“人类”。

　　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所以共享一些基本的价值和情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是某种身份，也能更好地成为那个身份。

　　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打过一个比喻，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人投入生活，给自己画像，除了画像，什么都没有。”

　　她即是她的画像。她可以将自己画成妻子的模样，也可以画为家庭主妇，画为企业家、政治家。重要的是，这是她自己画上去的。

　　03

　　成为什么样的她

　　如今，紧迫的问题不再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了：女性要成为什么样的她？

　　她该结婚吗？她该生小孩吗？她该收彩礼吗？她该争取冠姓权吗？她该做全职太太吗？

　　这些问题无一不在今天引发热烈讨论。

　　越来越多的声音和力量出现，推动女性的平等，希望更多的她能够摆脱长久以来加之于女性身上的偏见和束缚。实干者如张桂梅校长；有争议的，如文章开头所列的几则新闻，它们的密集型出现，也引发了对女性话题是否过于政治正确的争议。

　　电影《性别为本》剧照

　　善意是否都能促成善的结果。似乎有点矛盾的是，促使女性“成为她自己”需要集体力量的推进，但当“成为她自己”从一个人的行为变为集体行为，有的时候又会产生强迫性，演变成一种对正确生活的执着。

　　英国思想家伯林探讨过类似的问题，即那些致力于自由的思想家却导致了不自由的后果。如卢梭，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闻名，他珍视自由，但在伯林看来，他的自由理想中包含着强制性，孕育了专制的种子。

　　日内瓦卢梭岛中的卢梭像

　　在《自由及其背叛》这本书里，他写道，“在他（卢梭）看来，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好像是一种宗教式的概念。在他眼里，自由与人类个体是等同的。说一个人成其为人，与说他是自由的，几乎是一回事。”这样的结果是，追求自由的生活被转换成了追求正确的生活。“我不仅把我自己当成了主宰自身自由的权威，也当成了主宰别人行动的权威。”

　　这是积极行动的悖论，一个致力于为自由权利而斗争的运动，却也可能将其断送。

　　积极行动的第二个后果，是责任的承担。权利有其另一面，选择也有其相应的代价，对于女性，选择家庭，便要担起共同的负担，选择独身，便要承受孤独。

　　但若能勇敢，无惧无畏，也会有别样精彩。正如一段旅途，未知才会新鲜，才有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