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兴衰而非政治制度

人类经历过几十个帝国,它们的兴起、持续和衰落都是在政治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领导力的变化可解释大国的兴衰规律,因为大国兴盛和衰落的原因都在于政治领导。鉴于运用政治权力可执行、改革和废弃制度,因此领导力的核心是改革制度的能力。

非常高兴能参加观学院活动,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帝国兴衰,需要解释帝国的崛起、维持和衰落。

当今国际关系中有个叫“世界中心转移”的现象。欧洲作为世界中心已有好几百年了,如今世界中心正向东亚地区转移。过去大家讨论帝国的兴衰,讨论较多的是霸权的衰落。保罗·肯尼迪著作《大国的兴衰》里说道,如果大国过度扩张,国内的经济实力支撑不了扩张,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国家就衰败了。但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为何许多不过度扩张的国家无法崛起。它只能解释霸权衰落,不能解释霸权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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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认为,霸权的兴起是制度决定的,比如说欧美霸权兴起是因为民主制度,秦国的兴起靠的是法家法制。可是历史上,搞法治也强大不起来的国家不在少数,用了民主制度也没崛起的国家比比皆是。不管是解释崛起成功,还是解释帝国走向衰败,单靠一个制度因素解释不了国家兴衰。

因此,我从理论上力图找一个单一因素来解释大国的兴衰。如果崛起国保持住这个因素,就可以不衰败。霸权的维持,靠的是什么因素?秦始皇利用强权进行大规模向外扩张,国家一下强盛起来,但它没能维持多少年,帝国就倒塌了。

汉朝也是个大帝国,持续好几百年,因为它采取的方法跟秦朝不一样。秦朝是霸道,汉朝重王道。借鉴中国古代思想,我认为在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都有“王”和“霸”之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想强大,不想衰落。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国家的目标都一样想强大,但采取的策略则不同。不同的策略所带来的结果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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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制度主义在政治学占主导地位。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书《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胜过其他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主导地位将永久性存在下去。显然,他不太理解历史。人类过去几千年都不曾有一种制度几千年不变,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够在将来永久不变的。

崛起、维持、与衰败是大国兴衰的规律。我借鉴中国古代有关领导的思想,将“领导力”作为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如果领导选择的策略是合理的、符合时代的、进步的,国家实力就会因此增长变快,同时与邻国关系变好,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国家就慢慢地强大起来了。这就是“得道多助”。


倘若采取王道的策略,国家得到国际社会支持越多,领导地位维持的时间就越长。衰败是因为国家不采取王道的策略。国家领导更替,新领导是强权或昏庸型的,国家丧失国际支持,国力发展比别人慢,国家就逐渐衰落,国际主导权逐步丧失。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几十个帝国,都有兴起,持续,衰败三个阶段,但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过去国际学术界强调的是制度决定论,把制度作为国家强盛与衰败的根本性因素。然而,古代帝国的制度在兴衰过程中变化不大;到了现代,大英帝国、苏联和美国,它们在制度基本不变情况下,也有兴起,维持,衰落的变化。

同一个制度下的国家,既能兴起又能衰落,因此制度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制度是有权的决策者们创造的和改革的,所有的制度都是人操作的,没有人操作的制度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在制度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奥巴马下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制度就发挥不出来过去的优势、功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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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得不提“软实力”和“巧实力”两个概念。约瑟夫·奈界定的软实力是吸引力,来自制度、文化和政策。而我认为其构成要素是政治和文化,但政治要素的核心是政治领导。美国在制度、文化都不变情况下,特朗普上台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领导,美国软实力就大规模下降了。

由此可知,制度和文化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其原因是,这两者的作用完全取决于政府如何运用制度和文化,因为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后来,奈又发明了“巧实力”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了政策。巧实力包含了政策,软实力也有政策,二者重叠了。其实所谓“巧实力”不过是政治实力中的决策要素,而政治实力又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所以我和他说,软实力核心应该是政治和文化。这里的政治是操作性的,这其中政治主体是指决策者,即政策制定者。政治领导力是指决策者运用文化。而文化的概念分成三个层次:精神、物质、和制度。政治领导力可以操作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它等于用一个因素解释了大国的兴起,持续时间长短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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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决定论对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它和其他政治学理论并不是直接相关。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分成三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被人们误以为是不讲道德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李斯、商鞅,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都被认为是不讲道德。

我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是讲道德的。我以汉斯·摩根索在古典现实主义中强调道德的作用,然后又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观念里的道义概念带进来了。大国都想成为主导国,但在崛起过程中需要秉持道义,才能获得国际信誉。


战略信誉很重要,所有的崛起大国,它都面临一个问题,国家强大了能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从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讲,它强调一个大国能够崛起,成功的速度快,持续维持时间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它讲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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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制度文化不变情况下走向衰败,是因为特朗普的道义标准太低了。他做出承诺也不履行。他说每一句话,根本就不在乎这句话是真是假。拜登上台后,美国盟友会担忧,万一美国四年后再上来个特朗普第二,他们该怎么办。

总结,这本书从理论上解释了大国的,兴起,持续和衰败现象背后的规律,从国家学术角度来说,这对制度主义挑战很大。对于中国,则是对经济决定论提出挑战,因为《大国领导力》是政治决定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速度的快慢是政治领导决定,这和经济决定论的论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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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大国领导力》这本书里面反复提到2017年的头6个月,特朗普政府的国际领导力和国际战略信誉下降。现在拜登当了总统,他所代表的民主党,能否在未来的四年时间恢复美国战略信誉?能恢复到什么水平上? 

第一,这本书是2018年完成的,当时依据的材料只能到2018年上半年。其实刚好能够控制好变量。当时特朗普上来执政只有六个月,美国软实力就下降了,那时美国的制度、文化、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没发生变化,唯一变量是领导人。

第二,拜登面临的国际社会和四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是过去特朗普的政策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下降,战略信誉也就下来了。现在拜登要重新承担起世界领导责任,国际社会必定将信将疑。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和盟友的双边关系跟传统贸易关系遭到了破坏。接下来拜登要想恢复关系,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建立信誉需要长期不变的行为,破坏起来很容易。大国的兴起也一样,一般兴起速度慢,衰弱速度快,比如苏联解体,一夜之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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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拜登执政的第一年,他将召开 “世界民主大会”,是美国话语权的重要抓手。而今年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是否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碰撞或互动?我们从中国的角度该如何看待? 

这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意识分歧,意识形态的分歧会不会带来矛盾和冲突?第二件事就是有了冲突怎么来对待?

第一,所有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带来冲突,在冲突中间,两派实际上不是说服对方,而是在让第三方觉得有道理。在国际政治中,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产生冲突和分歧。关键在于,谁能够得到第三方的多数国家支持。冷战美苏争霸也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最后美国的自由主义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接受,而苏联的得不到支持。

第二,今天中美之间有了冲突怎么办?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上具有比中国大的优势。因此故意跟中国搞意识形态竞争,能使美国得到多数支持。中国的政策则非常明确,我们不搞意识形态之争,让美国一个巴掌拍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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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提到了现在中美竞争和冷战美苏竞争是不一样的。在数字时代,谁更能够在数字创新上获得成功呢?

​第三方对其他国家的制度、思想、观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识,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成败来判断的,以成败论英雄。

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在世界上流行,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军事、建设、和科技建设都比苏联更成功。所以大家就误以为它的成功是制度决定的,其实是一个倒推的,只有时间的关联性。举个例子,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学校判分是“甲乙丙丁”;后来跟苏联学了,改为五分制;改革开放了,跟美国学,改百分制;后来美国变成学分制,我们就跟上。作业评分制度,对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学习质量其实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因为美国的强大,我们认为它起作用。

所以人们有一种迷信,只要成功强大,他人就会模仿。当年是冷战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是数字技术创新之争。只要我们数字技术上能领先,我们的观念自然会被别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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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领导力》作为一本国际关系领域的著作,您最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您觉得这本书最有意义价值的是?

这本书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我希望其中的领导决定论的范式,能够被国内学界的同仁接受。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就用道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决定论去分析美国的衰败,以及拜登执政后能否解决政治领导中存在的问题。一个科学范式的理论应该有预测能力,比如预测拜登在什么条件下能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什么条件下他就恢复不了美国的主导地位。我希望这个范式能被国内学界接受。

阎学通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大国领导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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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领导力

上市时间:2020年11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定价:69.00元

作者:阎学通

译者:李佩芝

ISBN:978752172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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