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女孩嫁老汉，这句“嫁得好”我夸不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天热搜上会出现多少词条。

在微博上，这个数字是——50。

热搜轮动，不断有词条出现，也不断有词条消失。

而我们的注意力，就在这一次次“出现”和“消失”之间，被牵引向各个方向。

牵引着我们的，是什么呢？

不得不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无效信息。

而那些真正值得我们讨论和深思的问题和信息呢？

幸运的，可以牢牢霸占热搜榜。

掀起一波舆论热潮，引来各方博弈，最终带来一些小小的变化。

而不幸的，则在大数据的算法和机制之下，短暂出现，又迅速消失。

前两天，她姐注意到的一个话题便是如此。

#55岁男子娶年轻智障女孩#。

从出现引发讨论，到当事人回应，再到官方回应，前后不过十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之后，事情“水落石出”，热搜被下一个话题占领。

高效吗？

她姐只觉得好笑。

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关乎一个个体和两个家庭的选择，更是一个群体的隐身和失声。

而这样的一个话题，不该被如此轻飘飘地覆盖过去。

1+1>2？

事情的最初，是一场“误会”。

一则视频被配上了“驻马店老人娶女童”的文字后，在网上疯传。

如果只看画面，的确容易“想歪”。

两人一眼看过去年龄悬殊极大，男子甚至还拿出来纸巾为“女童”擦鼻涕。

几天后，驻马店的官方人士回复称，这是因为女方“娃娃脸”而引起的误会。

事实上，女方今年已经20周岁，并不是网传的女童。

但，另一个事实也随之披露——

女性虽然不是女童，却是一个智力障碍者。

这两个人的结合，并非什么冲破世俗的爱情。

一个穷。

当事男子今年已经55岁，但因为家境不好，一直未娶妻。

家里只有几间小平房，和一个坑坑洼洼的土院子。

早几年的时候，他还出去打工。

但近年来，因为家中八旬老父亲的身体欠佳，他就回家照顾老父亲，靠种地为生。

一个残。

女孩2001年出生，是家中的独女。

五六岁时因高烧患病，从此成了智力障碍者。

不会说话，也不能走路，完全无法自理。

因而，这个结合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

于他们而言——

是退而求其次的各取所需。

是“皆大欢喜”的“最优解”。

没钱的55岁男子，结婚是他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因而即便女方是智力障碍者，也不妨碍，“我能结上婚，很高兴”，没准儿将来还能有个孩子。

拥有一个智障女儿的家庭，也无所求。

父母年纪大了，没有办法长期抚养，所以张罗着给女儿找一个“长期饭票”。

没要彩礼，也不求其他，“饿不着就行”。

即使，获得这个“长期饭票”唯一的筹码，是这个智障女孩的生理优势——“性别女”。

旁人也是看好。

录下这个视频的女性，边录边说：

“虽然说年纪大点，但也对得起她了，她也不会自理。是吧？”

“你这还享福呢，正常人还没有这种待遇呢，新郎官对你多好。别哭了，别哭了，到新家了，别哭了。”

事情披露出来，网上吵吵嚷嚷撕成一团。

指责男方的——“就是娶过来给他生小孩”。

指责女方父母的——“父母拿女儿当着包袱扔了”。

指责网友的——“换位思考下你愿意娶还是你愿意嫁？两个可怜人最低的生活需求也要跳出来指责？”

事情闹大，官方倒也回应得迅速。

同居不违法，但不能办理结婚证；如果有了孩子，可以办理准生证和上户口。

当地残联紧随其后付诸实际行动帮扶这个特殊家庭：

给提供了智障女孩提供了轮椅等助残设备。

男方家里坑坑洼洼的小院，也得到了“会帮忙修缮”的口头承诺。

至此事情盖棺定论。

骂战噤声，热搜结束。

隐形

围观了全程的她姐看到这里，不仅不觉得松了一口气，反倒只觉得悲哀。

因为这场景如此熟悉。

前阵子的“方洋洋被虐致死案”的前半场，和这个事件并无二致——家境不好的男方娶了智力障碍的女方。

而最终事情发展成了，男方一家对方洋洋长期虐待，最终致其死亡。

悲剧曾经出现过。

但即便有了前车之鉴，这个20岁的智障女孩，依然被默认可以进行这样一种资源的置换。

这种置换，还得到了官方的认证和加码。

而这一切，都跟她本人的意愿无关。

悲剧一次次出现，而他们一次次被隐形。

被隐形的群体，到底有多大？

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残疾人口总数是8502万人。

其中伴有智力残疾的有568万人，多重伴有智力障碍的430万人，自闭症的200万人。

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以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这样的一群人，到底过着怎样的一生？

2020年的一档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就将镜头对准了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更具体一点，是对准了像上文的智障女孩一样的，心智障碍者群体。

这档纪录片通过长达几年的拍摄，记录了北京丰台区某机构的一群心智障碍患者的日常后，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

“无法自控”。

大部分心智障碍者，都是在很多人看不见的角落，过着失控的生活。

情绪上来了，处理的方式常常异于常人。

尖叫。

把头埋在工作人员的腰间，拼命尖叫，叫到嗓子疼，也不知道停。

砸玻璃、砸车。

患有自闭症并伴随智力障碍的刘斯博，两个月砸了十几块机构的玻璃。

以及暴走等等。

失控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情绪。

因为无法和自己的内心和世界正常交流，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

因而，他们的人生也全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他们一生都在等待。

等什么？

“如果是住在机构里面，等吃等喝等上课，如果还可以回家就等妈妈接。

我今天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我永远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等死。”

“等待”的这个结果，大多是跟他本人的意志无关的。

而心智障碍者，能做的只有接受——接受别人的安排、接受别人的操控。

对心智障碍者的安排和操控，涉及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纪录片中，一个叫小南的社工，因为不耐烦患者，选择拿起棍子吓唬他们。

刘斯博有一阵子情绪极度失控，动不动就要拿砖头砸汽车、砸玻璃。

后来工作人员一步步推导、调查，才发现是因为那个阶段他的奶奶去世了。

而家人的处理方式是——

不告诉他，也没有让他出席奶奶的葬礼。

20岁被迫嫁给55岁男子的智障女孩也是如此，因为不会说话，结婚前父母都没有跟她商量。

两家一合计，就把她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

尽管她在婚礼上一直在哭泣，家人却依然坚信女儿“会幸福”。

发现了没？

心智障碍者接受的安排和操控的背后，是他们的想法、需求、权利，被尽数剥夺。

作为人这个个体在世界上存在，却没有享有作为人的权利。

这种剥夺，可能是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人格上的，也可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上的。

而对剥夺他们权利的，不是别人。

反而是跟他们相处最久的人。

他们常常是一线社工、家人、父母……

困境

她姐对这些做法不赞同。

却也无法作为一个旁观者，说着轻飘飘的话，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做法一棒子打死。

和心智障碍者的沟通，确实是需要极高的成本的。

无论是人力、物力、精力，以及时间。

即便刘斯博已经在机构住了好久，但李立洁助理和他沟通起来，依然要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

砸了玻璃之后要交流砸玻璃的原因，就要分成四个阶段。

先稳住情绪——“中午吃饭了吗？”

再保证安全——“慢一点慢一点，丢下石头来”。

两个阶段平稳度过后，才能稍微靠近正题。

即便如此，也要一步步来理逻辑。

玻璃没错——砸玻璃解决不了问题——有问题要用嘴说出来。

《出处》 

二十分钟后，情绪爆发的原因才被找了出来。

而费尽周章问出来的原因，也并非什么大事。

或者说，换到正常人身上，根本都不会成为问题的事——“同伴老叫我名字，我就不高兴了”。

而这种有着巨大沟通成本和需要极强的耐心的工作，李立洁一做就是六年。

六年间，工作期间，她几乎就需要给患者提供全天24小时的陪伴。

即便是专门从事服务型工作的一线社工，长时间下来都会疲惫不堪。

更何况是父母。

有句古话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而照顾一个一生都将有心智障碍的孩子更是如此。

在某网站上，一个“有一个你不想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的问题下，有一个育有六岁的自闭症患者的妈妈的回答让她姐印象深刻。

“养育她的感觉就像我在养一只麻烦难养的宠物，而且这只宠物永不会进化成更高级的存在。”

“我还是会跟她说话，跟她玩，但多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回馈，真的让人灰心。”

“我和我丈夫已经老了20岁……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尖叫和持续噪音里煎熬。我们互相争吵，脾气暴躁。我们是一个空壳，曾经的人格已不复存在。这会让任何人崩溃。”

而，像刘斯博，或者像被迫嫁人的20岁智障女孩一样的心智障碍者，在国内有上千万。

上千万个心智障碍者的背后，是上千个因此而疲惫不堪的家庭。

刘斯博的父母提起照顾儿子的这三十多年，担忧的从来不是过去，而是以后。

因为，这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马拉松。

照顾1973年生的刘浩的，是她的老母亲。

她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依然不得不硬扛住。

“我要再倒下来就完了，也没人来照顾我呢。”

一边是特殊需求群体的人权和尊严。

一边是承担着照顾者角色的人群，在看不见尽头的付出和没有明天的日子里的消磨。

无尽的困境。

看不见的明天。

明天

如果说，把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寄托在一个个弱小的个体身上。

明天永远也不会来。

但，这类问题的解决，从来不该只是一个家庭的责任。

对弱势人群、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是我们的社会，需要给这些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提供普遍的、有尊严的、保障人权的照料。

我们的社会显然做得还不够。

但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里，其中的北京智利康复中心的模式或许指出了一条道路。

在给特殊群体提供帮助的时候——

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被照料者的角色来对待，而是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

比起强调能力，更多的是强调权利。

让她姐印象深刻的，是几个男性心智障碍者要根据机构安排在外面租房子住。

机构不是自己看了房子就定下来让人搬过去，而是全程让这几个心智障碍者参与看房、比较、签合同。

搬到新家，吃什么自己决定，做什么饭也是自己动手。

刘浩和刘斯博单独租房在外面住的时候，第一顿饭，是刘浩做的。

做之前刘浩放的米很少，注定不够吃，但社工在旁边也仅仅是看着。

比起可口的饭菜、比起帮助特殊群体一步做到位。

社工更倾向于让他们通过实践，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不在于一时的味道的好坏、一时的饥饱，而在于给予他们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

不是永远把他们放在一个被照料者的角色里，安排、操控他们的人生。

而是更多地去关注——

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想怎么做、你想吃什么……

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以及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但其实，他们生而为人，本就有做人的权利。

只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幸存者的“另眼相待”，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和权利。

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部分了。

我们可能无法分担特殊群体的痛苦。

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看向他们的探究的眼光——

即便他们是“孤独的野花”，也依然是和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以及警惕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不嫁出去你给人养吗”的类似想法。

不要把这类问题的重点，放在个体行为和事件本身上，不是针对这个事件的本身，而是想提醒大家不要忽视群体背后面临的切实困境。

这种想法，无形之中就把我们和他们放在了对立面，站在了“我不会是特殊群体”的先决条件之下。

但，她姐想到此前有人关于反对种族主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有种族主义想法的时候，请把自己代入那个种族主义伤害的角色。”

换到特殊群体这件事上同理，“当你歧视特殊人群的时候，请把自己代入特殊人群的角色中去”。

其实这句话可以用来解释说明任何事——

当你有慕强/慕富/……的想法的时候，请把你代入弱者的角色里。

不只是同理心的问题，而是只要我们是人、会变老，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成为某种程度的弱者。

1%的人掌握了世界上99%的财富和话语权。

而我们，要学会永远站在弱者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