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上的疑案（六）饥饿的古埃及＇耕地和人口估算
文渊紫光
2021-02-23 21:10
前文花了相当多篇幅分析尼罗河三角洲的冲积和存在问题，毕竟有多少土地，就决定了有多少耕地，进而决定了能支撑多少人口。而对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尤其是一个农业文明来说，人口多寡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发展高度，毕竟甭管什么伟大奇迹还是流传经典，都需要人，去完成。
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参134]引述巴策尔、麦克伊伟迪等人的结论，在公元前3000年就把古埃及的人口推到了近100万，前2500-前2000年年更是推到160-200万，之后一直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之后一直维持500万左右上限到近现代，如此以证古埃及“辉煌伟大”之根基牢固。
单这个增长曲线就十分蹊跷。而前文已论述，据多方材料之交叉印证，尼罗河三角洲，不会超过1000年，如此一来，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建在三角洲的亚历山大港或离三角洲一带很近的如金字塔遗迹、孟菲斯城及尼罗河两岸若干神庙等的地基直接成疑，伪史之伪，已可见一斑。
当然本系列这部分还是讲地理和农业，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此基础上，好好算算古埃及究竟能有多少耕地和人口。
其实此问题在@倚天立的文章[参1]中就已经做过分析了，不过我的计算方法略有不同，所引资料也会有所不同，算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补充。而如果我们从不同视角都可以推导出类似结论，那么就实现了交叉印证，进一步夯实了伪史之伪。
一）耕地面积推算
整个埃及的耕地，基本可分为三部分，最大头的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占了2/3[参26]，卫星图上看起来像朵花；其次是法尤姆地区（Fayum）地区，就是卫星图上那片叶子的区域；最后是尼罗河河谷外加一些零星的绿洲，主要就是茎干那条线。
根据土地资源网统计的《世界各国耕地面积列表》[参130]，2006年埃及耕地面积是34044平方公里，也即340.44万公顷，那么2/3就是226.96万公顷，合3404.4万亩（市亩）。该数据也是倚文所引数据[参1]。
另据公开资料[参141]查得数据为埃及总耕地310万公顷，而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统计数据[参142]，最新2017年为373.38万公顷，其中可耕地（一年生作物，主要就是粮食）为278.68万公顷，其他经济作物（多年生作物）94.7万公顷——上面340和310万公顷的数据，大概是直接将农业用地（Arable land）直接全部都作为了可耕地（Agricultural land）计算。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统计数据库/国家指标/Egypt[参142]
但其实这样计算，最起码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阿斯旺大坝的巨大作用，大坝的建成，除了减少旱涝灾害破坏、以及大量改以前的淹灌方式为常年灌溉（季节灌溉）从而实现一年两熟三熟增加产量外，更直接的就是大幅增加了耕地面积。
我们先不考虑减灾和灌溉导致亩产本身提升的问题，先只单论耕地面积。在倚文[参1]中给出的数据是增加耕地面积1260万亩（市亩），折合84万公顷，但文中认为这部分增量全加在了上游河谷区，此说法可能是不准确的——大坝对下游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三角洲地区也一样，比如，在如下 google earth 的卫星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大块间杂开垦的区域，其海拔至少是10几20米以上，所以肯定不是直接由尼罗河冲积而成，而只能是由新的灌溉系统引水而成，即很多阿斯旺大坝相关资料中说的“开垦沙漠为耕地”：
而且这个1260万亩的数据未见文中注明详细出处，所以我就自己找了一些论文来看：
“
阿斯旺工程使埃及的灌溉面积从建坝前约252万hm²增加到336万hm²，而且使农田由漫灌改为常年灌溉，从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或三熟。更多的水量使水稻等耗水性作物的栽培成为可能。[参143]
*注：即新增336-252=84万公顷
由于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埃及政府得以实施土地开垦计划，扩大土地面积200万hm²。水稻的种植面积由20万hm²增加到70万hm²。甘蔗种植面积也从9.2万hm²增加到27.5万hm²。
阿斯旺大坝建成后，有效地提高了作物产量......在阿斯旺大坝建成前，受天气气候条件制约，埃及上部的大部分地区的约100万hm²土地采用“盆地式灌溉”方式，为一年一熟制，而有了阿斯旺大坝后，就变成了一年多熟制的全年性灌溉。[参144]
...这座工程不仅是埃及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和水库之一......
1952年前，埃及在尼罗上仅有几座低坝工程（包括阿斯旺老坝），不能起控制作用。农田靠尼罗河洪泛灌溉，每年一熟，产量低，遇旱涝年份即成灾。1952年革命后，埃及政府全面研究尼罗河开发问题，拟定阿斯旺高坝方案，规划中设想高坝建成后，形成多年调节水库，完全控制尼罗河水量，根除旱涝灾害（每年可均匀获水840亿m³，扣除蒸发损失10亿m³ , 净得740亿m³，埃及可分获555亿m³ )。彻底改变农业面貌（扩大耕地和改为常年灌溉，每年两熟至三熟）， 并获得大量廉价水能，全国形成统一电网。
......
（二）农业的发展和改造
埃及全国全年降雨量极少，农田集中在尼罗河两岸及三角洲。主要依赖河水在八 、九、十月洪泛期灌溉，每年一熟，靠天吃饭，绝大部分河水都白流入海无法利用。建坝后，由于河水得到完全控制，埃及每年可以稳定得到550亿m³水量，故大量耕地改为常年灌溉，一年两熟或三熟，每费丹（合6.3亩）的单产增产（大米达4t、玉米达20 ~22t，甘蔗达40 t ) ，并且大量开垦新耕地。从1952年到1975年，共新垦91.2万费丹（575万亩），1975-1985年计划再垦60万费丹（执行情况不详）。而1961年全国耕地仅597万费丹。由于高坝建设产生的纵（复种指数和产量提高）横（耕地扩大）两方效益，实际上相当于耕地翻了一番。
*注：597万费丹≈250万公顷
[参145]
（阿斯旺）蓄水量1820亿m³，居世界第一。高坝和水库在防洪、灌溉、发电、养鱼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阿斯旺水坝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筑造的，它使埃及90%以上的耕地得到灌溉，农田的复种指数大大增加，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棉花平均产量达2760kg/hm²，水稻为5400kg/hm²，结束了依靠尼罗河泛滥进行耕种的时代。阿斯旺水坝不仅使埃及灌溉面积增加了130~200万hm²，还使70万hm²的每年一季作物地区变成永久性灌溉的多季作物地区，使埃及的灌溉面积增加25~30%。阿斯旺水坝使棉花增产50%，耕地增加200万埃亩。原来要在洪水过后才能耕种的盆地灌溉区，现已改成人工灌溉的稻田，并增加到70万埃亩。[参146]
大坝水库的巨大容量不仅调节了下游流量，防止了洪水泛滥，还利用蓄积的水量扩大了灌溉面积，因此，近100万ha的沙漠得以被开垦成可耕地。[参147]
...毫无疑问，阿斯旺高坝是整个埃及灌溉历史上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建设项目，但它还不能被称之为绝无仅有的一个重要开发项目。埃及施行常年灌溉可追溯到1872年，当时25.92万英亩的土地从淹灌转变为常年灌溉。截至1937年，550万英亩的田地中共有430万英亩的土地进行常年灌溉。
除非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否则常年灌溉而造成的水涝和土壤盐碱化的状况无可避免。这是几十年以来人所皆知的事实。早在1909年，埃及因为棉花欠收陷入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促进尼罗河三角洲平坦地带修筑排水系统。甚至于更早之前，1898年和1902年，尼罗河三角洲的低洼地区先后建成 El-Max 和 ltssa 排水泵站。可以说，在阿斯旺高坝开始运行之前，几乎有60%的开垦土地具有明渠排水系统，总共有56个泵站为大约310万英亩的土地的排水服务。
阿斯旺高坝是一项多目标工程，涉及效益为发展农业、防洪、发电。建设这项工程的目的之一就是使100万英亩的土地实现常年灌溉，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260万英亩，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72.7万英亩以上......目前，900万英亩的耕地中，使用地面排水系统的有810万英亩，使用浅地表排水系统的有580万英亩。
[参148]
2 . 高坝的积极影晌
站在政府立场强调高坝的积极效果的典型研究，可以埃及国家银行1965年的费用效益分析为例。
该研究的结论之一是：高坝费用效益比为1:3.1，而美国的9个大坝，平均为1:1.41 ，所以与美国相比，这是一个经济效益高的项目。
该研究列为高坝效益的是：(1) 增加供水量扩大农业灌溉开发，(2) 发电，(3) 航运，(4) 控制洪水。特别是(1)，它由(a) 沙漠开垦，(b) 上埃及残留的“圩（wéi）垸（yuàn）” 式灌溉地转为常年灌概（97300费丹，1费丹约等于0.42公顷）， (c) 扩大夏季播种的水稻、甘蔗等商品作物的播种面积，(d) 改善耕地排水等组成 。
......
首先关于沙漠的土地开垦，政府认为利用高坝增加的水源可能开垦的面积，为相当于农地总面积的25%，即50万费丹，但后来正式发表的数字是1952一74/75年为912 000费丹。其中755000费丹（83%）是靠高坝的恩惠。但是土地开垦也是激烈的政治争论对象，200万费丹是个浮夸的数字，另外土地生产率能达到经济限度水平的仅为正式发表的面积的46%而已。
而且后来土地开垦的实际成绩也令人可恼，1981/82一1986/87的开发计划中，仅完成了目标636900费丹的41%（264731费丹）。土地开垦的这种乖离目标，其原因是旧耕地的灌溉需水超出所想象的；低估土地开垦成本；沙漠土地的肥沃性。但是如果想到每年高达3万费丹土地的转为非农业利用和人均耕地率恶化（由1960年的0.2费丹降为1986年的0.12费丹）这样的忽视近期经济效益的土地开垦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 。
[参149]
因为有了这座坝，尼罗河流域的耕地总面积由1970年的6百万费丹（1费丹相当于0.4公顷或1英亩）增加为1990年的7.2百万费丹，净增达20%。[参150]
*注：1费丹=1.038英亩，600万费丹约为250万公顷
”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十分确定，在1970年阿斯旺高坝建成之前，埃及的耕地面积只有250万公顷，只相当于最新370万公顷的67.5%。
这个数据跟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参142]也是吻合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统计数据库/国家指标/Egypt[参142]
而且注意这还只是1970年完工的阿斯旺高坝的影响，而在此之前一百多年前的1840年，尼罗河河上就已经开始修很多低坝了[参12,148]，这些低坝本身又增加了多少耕地呢？比如上面[参148]就提到，“截至1937年550万英亩”也就是只有220万公顷。
鉴于之前的数据可能不完整，我们就按1961年的数据，250万公顷，来计算。这已经是很有利于“古埃及”的支持者们的了。
另外，我们注意文中[参148]一句话“除非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否则常年灌溉而造成的水涝和土壤盐碱化的状况无可避免。这是几十年以来人所皆知的事实。”——这是几十年来的认知，则就不知道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有怎样牛逼的灌溉系统、如何来解决这个水涝和盐碱化问题？事实上，以上所举文献中，基本全部都涉及到阿斯旺大坝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中一项就是土壤盐碱化。
回来继续算耕地面积，以1961年250万公顷为基础，仍按三角洲占2/3计算（如果三角洲占比过大计算出来的结果只会更难看，占比过小又显然不符合事实毕竟下面分析法尤姆地区都几乎没有），则1961年三角洲耕地仅166.67万公顷。
倒推回4600年前所谓“建金字塔”那会，按倚文[参1]估算只给了今天的1/6，则合27.78万公顷=416.67万亩（市亩）——这已经放得很宽了，毕竟按前文分析，尼罗河三角洲不超过1000年的，而且如果给西方“历史”的祖师爷希罗多德来说，那也是一分都不能给的：
“
他们还告诉我说，埃及人的第一位统治者名叫米恩（译者（徐岩松）注：即美尼斯）；在他那个时代，除了底比斯诺姆之外，全埃及都是一片沼泽，在今天莫伊利斯湖以下的地方全部都是在水平面以下的。从海岸到莫伊利斯湖，需要七天的航程。[参128,p187-188]
”
美尼斯的别称，还可参考一些其他文献，且主流认知为其是“古埃及”第一王朝开国者、统一上下埃及、建都孟菲斯、并开启法老时代的人物，时间公元前3100年[参131-136]。“诺姆”就是“州、城邦”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省、市等行政区划[参137]，而底比斯（Thebes）在何处呢？就在著名的卢克索、卡纳克一带，离南部的阿斯旺大坝也不远了。[参138]
“
卢克索（Luxor）位于开罗以南700千米的尼罗河的右岸，是埃及中东部的历史古城，也是著名的旅游中心。它古时是大名鼎鼎的底比斯——一座在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公元前2040~前1071年）期间建立的都城，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参138]
”
那个“莫伊利斯湖”又在哪里呢？就在上面说的法尤姆地区：
“
法老第12王朝的统治者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91－1992年）首次利用部分沼泽地来发展农业，且从尼罗河出发，挖掘了一条很宽的运河，由贝尼*斯维夫西北部的拉胡恩的一名管理员进行管理。后来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做了更多的发展工作，他对这一地区十分感兴趣，并在哈瓦拉修建了一座金字塔。所有这些做法的结果是形成了比如今的面积大两倍的莫伊利斯湖（大湖），湖中鱼类众多。[参139]
从名字即可知，法尤姆地区有一个湖，古埃及人称其为Sha－resi（“南湖”），后来称其为Mer-wer（大湖）。(22) 法尤姆以这个湖为中心。(23) 古希腊旅游者和地理学家称此湖为莫伊利斯湖。(24) 到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330/320年）时代，这个湖的周长大约3600斯塔吉亚（约445英里），覆盖着770多平方英里的区域。(25) 早在法老埃及第12王朝（大约公元前1991—前1786年）时，法老阿蒙尼姆赫特三世曾在这里进行了沼泽排水工程，开发了大约170平方公里至450平方公里的耕地，(26) 所以希罗多德看到的莫伊利斯湖的面积已经比原始状态小了很多。
(22) M. M. 曼宁：《托勒密埃及的土地与权力》，第99页。
(23) D. B. 瑞德福特：《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第1卷，第496页。
(24) 关于莫伊利斯湖的名字的详细内容，请参考阿兰•H贾德纳、H. I. 贝尔：《莫伊利斯湖的名字》（Alan H. Gardiner and H. I. Bell, “The Name of Lake Moeris”），《埃及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第29卷，1943年，第37—50页。
(25) 因为根据传说，美尼斯是埃及第一个人王，之后有330个君主，其中最著名的是莫伊利斯（Moiris），他在法尤姆挖掘了一个大湖，这个湖便以他的名字命名。［L. 迪克曼：《法尤姆》，第175页。］但是，考古学家未发现莫伊利斯国王的历史遗物，我们权且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个名字。事实上，据现代考古证据可知，与法尤姆地区一样，莫伊利斯湖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湖泊，根本不是人工建造的。［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Ⅱ. 149。］
(26) J. 贝恩斯、J. 麦雷克：《古代埃及地图》（J. Baines and J. Malek, Atlas of Ancient Egypt），纽约1980年版，第18页。
[参140]
”
我就不吐槽这一会儿说是人工一会儿又说是自然形成，一会儿说是阿蒙尼姆赫特一会儿又变成了什么莫伊利斯王结果又不能考古证明...... 我们就单看希罗多德说的几个地方在地图上什么位置：
希罗多德说，在美尼斯时代，“底比斯（卢克索）以外都是沼泽，莫伊利斯湖（法尤姆地区）以下的地方都在水下”——这就是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开局所拥有的条件？然后仅仅过了几百年（号称“公元前2580年”），就把金字塔都修到开罗那块去了？我固然知道金字塔在高地上，问题是其生产力物质基础在哪里？而且，把个都城孟菲斯和金字塔都放在离上游开垦区那么远的海边么？为了像外国人和地中海的海盗显摆？
这才叫做“开局一张嘴，历史全靠编”呐......
反正要么真没东西，要么你们西方“历史”学的祖师爷希罗多德在胡说八道，或者两个都是，选哪个都是死。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古希腊”也有一个底比斯（Thebes），这同<上一篇>中分析到的 Babylon 类似，地名系统一团乱麻，名字满天飞，不知道传承关联就突然出现在千里之外了（脑中不禁想起费玉清的嗓音......
）
所以说尼罗河三角洲部分古代给到今天的1/6，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吧？
除三角洲外其余部分1/3即83.33万公顷，主要分为法尤姆地区和尼罗河河谷区。
先看法尤姆，援引前面参考资料《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参140]所述，中王国时期在法尤姆最多开发了450km²，“经过前两位托勒密国王的开发，法尤姆地区的可耕地面积达到了1200-1600km²，比中王国时扩大了两至三倍”。
而埃及修金字塔的年代比之中王国时期又要早了好几百年（约前4600年），当时法尤姆尚未开发，那么在计算当时耕地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这部分去掉，则之剩下河谷地区（83.33-16）=67.33万公顷。
当然，前面我们也看到了，在没有常规灌溉系统的条件下，土地的利用效率是非常低下的，这个67.33已经是1961年的水平了，4600年前别说现代各种机械汲水装置、挖掘设备，就算是中国人发明的水车和铁器都还没有，而且河谷区只有一个干流，不像三角洲水网密布取水还能方便点，能给个一半就不错了，只能按最多33.67万公顷计算。
“
尼罗河是灌区的唯一水源，从南到北流贯埃及全境，形成宽约3～16km的狭长河谷...... 利用尼罗河每年一季的洪水漫灌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400年。直到19世纪以后，才出现沟灌法和畦灌法，并逐步得到推广，仅在沙漠绿洲提取地下水灌溉的局部地区采用喷灌和滴灌。[参151]
”
我下篇也会那些老照片来印证这点。
所以，如果算上三角洲还剩的那点，一共就是61.44万公顷，合921.75万亩（市亩）；这个数据还是比@倚天立[参1]计算的要多点。
如果三角洲那点不算，就河谷区这33.67万公顷，合505万亩（市亩）。
其实真要照前面希罗多德说的那样，底比斯以下都是沼泽，那其实都不用看了，直接就是个零蛋，什么耕地、人口？都是 Zero，顶多有几个“打酱油”的路人。那后面的计算工作都不用干了——虽然我们还是会捏着鼻子把这整个逻辑链都刷完。
当然，可能还有同学会要杠一杠，说“那几千年前气候条件可能不一样啊，会不会此地曾经也是水网密布气候湿润草场丰茂？毕竟曾经黄河流域也有大象、犀牛啊？最近不是也听说随着全球变暖新疆又开始变得湿润些了么？”
1) 如果真是曾经水网密布，那么在其他地方应该也会布满古遗迹和重要城邑，但是现在埃及（号称的）考古遗迹（伪造或错误断代）基本都集中在河谷或三角洲地区，西方“历史学家”们自己画的示意图，也不敢把遗迹范围扩到今天的沙漠区域内嘛——毕竟伪造的嘛，哪里可能面面俱到没有纰漏？
2) 尼罗河在埃及境内就是一条客河，地形在离开河岸往两边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后便会迅速隆起至少几十米的高地，各位可以自己打开 google earth 查看下，我这暂时没有搞定 global mapper，下面这张图凑合看吧：
3) 如果真是曾经水网密布，那么至少会形成像长江三角洲那样的多个与干流走向呈垂直趋势的冲积走廊，且宽度范围也会要大得多（长江中下游平原相当于20个尼罗河三角洲），甚至直接连成一大片如华北平原、欧洲平原，而不会仅留有一条深切大地、只有几到十几公里的狭窄河谷——就这点来说两河也比尼罗河强啊：
而关于西北变得暖湿的说法，建议看看这篇真正科学家的科普文章：
总之，热带沙漠气候那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是数百万年的积累，四五千年内如果有那样剧烈的气候变化，不是用几句“可能”张嘴就能解决的，是需要你去完整的、严谨的证明的，你若真能证明之，那可以是诺奖级别的成果了。中原的大象、犀牛与其说是因为气候变化消失，不如说是因为捕猎和森林砍伐，就像近年的华南虎（中国虎）。中国北方旱田，南方水田，几千年可没变过。
二）人口估算
对此倚文[参1]已经做了一个估算，通过推算当时耕地的亩产产量，以及人均的粮食消耗、损耗等，来进一步推算人口。不过个人觉得这样有点绕，多加一层估算也可能多引入一份误差。而且既然已经有人做过了，我也不必重复劳动。
所以我就简化下，直接使用耕地效率来换算，就是直接估算一个“亩/人”或“人/公顷”的关系式，即“支撑一口人，需要多少亩耕地？”（越小越好）或“一公顷耕地能养活多少口人？”（越大越好）
好在相关统计数据都可以直接从中国的重要历史文献中查到，更有大师做过这方面的系统整理工作，就是前面引用过的，梁方仲先生的著作《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参71]。
先秦时期的统计已经漫不可闻，只留下一些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或含义模糊，很难作准，比如《周礼·大司徒》中“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孟子》也有“周人百亩而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周亩/今市亩=0.2882[参71]），这些都具有某些特殊性，比如地域，比如“勿夺其时”的前提，这很难达到，还有税赋、留种、平仓备灾等问题，况且还有说法《周礼》是汉朝补录实为汉朝记录；还有比如李悝还是谁说变法后产量很高的说法（印象中是说做到今五市亩/口），具体是哪里看到的一时忘了也没查到，但总的来说也有为了支撑变法夸大数据的嫌疑，所以还是要谨慎、要持保留意见——而且李悝变法后是实行200步一亩的大田制，不同于周代100步一亩的井田制[参175]，此因素可能并未计算在内....
所以还是来看专家整理好的数据吧：最早的准确而又完整的记载已经到了西汉末年平帝原始2年，也就是公元2年，王莽正在充值，西汉也就只剩5-6年的光景了。此时有田亩827,053,600亩（汉亩），口数59,594,978口：
约合13.88亩/人。但是汉亩仅相当于今市亩的0.69，约合9.6市亩/人。后头也有几组东汉的数据，基本上在9.5-10.1之间浮动。也就是说在两汉的农业水平上，大约需要9.8亩才能养活一口人。
至于隐田的问题就不考虑了，如果考虑的话数据会更难看的。大抵有隐田就必有隐户，也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所说的“逃籍脱籍”者，所以还是按官方统计数据为准。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9.8就直接往“古埃及”上面套，毕竟中间还差着至少2500年，隔着夏商周和春秋战国，从灌溉系统到铁质农具等一系列农业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所以必须要在9.8的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表示同样一个人会需要更多亩数的耕地才能支撑。
严（杠）谨（精）同学肯定又要说了——那古埃及条件可能就是比中国好啊，比如人家可以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啊..... 那我必须说，首先，请别拿“可能”来讨论这么严谨的问题，拿事实和数据，而我们上面在讨论阿斯旺大坝的时候已经引用过多处资料表明，直到1872开始修筑阿斯旺低坝和后来的高坝，埃及才开始常年灌溉，才能实现两熟甚至三熟；另外，参看古埃及所使用的历法，也只可能是一年一熟。作为比较，中国到唐朝才开始实行两熟制。
“
古埃及的历法包括太阴历和准太阴历等，大体上将每年分为3个季节：泛滥季、长出五谷季、收割季......
民用历法的基础的尼罗河的水位，由此划分出Akhet（洪水）、Proyet（生长，相当于冬季）与Shomu（收获，相当于夏季）三个季度。这是由于尼罗河泛滥可以让土壤更为肥沃，对于埃及的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古埃及历法是太阳历或天狼星历，倒不如说是尼罗河历。月份表示只是某季度第几月而已，如I Akhet是每年第一个月，II Proyet是第4个月。日期也只是用某月第几天的方式表示。
[参129]
”
还是这么个“尼罗河历”，什么“天狼星历法”之类的，就是个摆设，跟中国古代二十四节气，完全没法比啊。
那么这个折扣多少才合适呢？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亩产问题了。还是拿数据说话：
先看余也非先生在《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参152]中做的考证：
如上表，虽然古代亩产提高缓慢，但两汉相对于先秦还是有一个9.7%的提升，所以回退到4600年前的古埃及，九折是跑不了了。
再接着看看其他数据：西北农林大学的吴宾在《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参152]中对之前多位专家的数据做了综合比较分析：
以同样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衡量，
耕地效率逐步提升，
隋唐后至宋明的一段跃升多半跟南方的两熟制有关
按第一张表，则是85折，但若按第二张表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那就只有65%了。一般来说，人均300kg（即600市斤）是温饱线，400kg是小康线，中国90年代是340kg，2000年代是420kg[参154-155]。所以现在也就是将将达到盛唐的水平吧，跟烂明和锉宋，还没法比（康熙盛世真相了....康熙康熙吃糠拉稀，有道理啊）。当然古代粮食分配不均，即孔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嘛，产量不稳定，平滑手段也比较差，跟今天没法比。而且现代国人肉食及其他副产品的消耗要大得多，这跟印度也非常不同，印度粮食还出口呢——贱民生存在饥荒的边缘，除了主粮，其他肉蛋蔬菜是想都不用想了，“宁可拿粮食出口换外汇也不能便宜了下等人和贱民”（可以参考这个知乎：为什么印度在人均粮食产量只有中国一半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粮食净出口，而中国却要大量进口粮食？）。
所以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若要维持一个能修金字塔那般的“盛世”水平，所能支撑的人口只会更少。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先秦时期的放牧、渔猎和采集等食物形态还广泛并存，提供了其他重要的食物来源，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参156-160]。从甲骨文到春秋战国大量的文献和诗歌中也都有关于渔猎、放牧的记载和法律条文，比如《周礼》中就有多篇涉及到诸如“牧人、牧师、牛人、羊人、圉人、兽医、巫马、渔人、兽人”等职务，而甚至到汉唐时期，都保持着田猎的传统[参161-163]。还有饮食结构等旁证。商朝前期多次迁都也多少可以认为与其半牧的性质有关。
上图吴宾的表中还统计了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耕地亩数2.3亿，只相当于秦汉时期的40%，也可侧面反映这一点。这种早期的放牧、渔猎经济需要广阔的自然空间和自然资源，而这显然是土地和资源紧张的埃及地区所不具备的。
尤其是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人各种规矩又多，比如不能宰杀牲畜
，而且视猪为污秽之物[参128,p213-214]：
“
因此，埃及人是普遍地使用洁净的公牛和公牛犊来当作牺牲的。但是，他们却不许使用母牛来当作牺牲，因为母牛是伊西斯的圣兽。这位女神神像的外形是一个妇女，但是长有母牛的一对角，因而和希腊人想象的伊奥神相似。埃及人无论男女老少，对于母牛的尊崇，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畜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会喝希腊人接吻，也不会用希腊人的刀子、炙叉、锅，更不会去品尝用希腊人的刀子切割的、洁净的公牛的肉。
牛死了以后，他们是以这样的方法处理的：把母牛抛入河里，把公牛埋在城郊，不过要把一只角或两只角露出地面以为标记。等牛的身体腐烂以后，在制定的日期，从一个叫做普罗索皮提斯的岛那里开来一条船，这条船的人们依次到各个城市去收集牛骨。普罗索皮提斯岛实际上是三角洲的一部分，周边的长度为9斯科伊尼（[4]译者（徐岩松）注：约合100千米），普罗索皮提斯地区有若干个城市，派船来收集牛骨的那个城市叫作阿塔别齐斯。在那个城市里，有一座非常圣洁的阿佛洛狄忒神庙。许多人从这个城市出发前往其他各个城市挖掘牛骨，然后把这些牛骨收集起来带走，全部买到同一个地方去。他们采用和埋葬牛相同的办法，去埋葬其他家畜——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是不得屠宰任何一头家畜的。
[参128:p209-210]
”
牛还可以说是生产性物资（其实也不靠谱，下面会说），那其他家畜呢？豢养了又不吃，白白浪费粮食和人工么？
所以，换算到同等条件下的话，打个7折（上面65%）丝毫不为过吧？
就这，还没有考虑自夏商到春秋战国时期各项农业技术水平的大幅发展呢。试总结几条，主要参考吴宾的《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参152,164]：
1) 从沟渠灌溉到大型水利工程，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开始沟洫工程，到春秋战国时期更有都江堰、郑国渠、魏文侯西门邺令（即西门豹）开凿的漳水12渠引漳灌邺...等系统的水利工程，再到后面秦汉时期就更不消说了。而埃及，前文已看到，直到19世纪还在用漫灌法。
而且要注意战国时期这些重大、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在各国完成了变法之后才得以施行，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这是4600年前的古埃及、苏美尔等所具备的吗？在这些伪史编造者嘴里面，修个灌溉工程似乎只是吹口气那么轻松，书里面总是一扫而过，却大段大段的介绍着金字塔、神庙等毫无实用价值的破烂儿玩意；灌溉工程到今天拿不出一个确切的遗迹和记载，连个工程的具体地点和名字都没有（好比阿斯旺大坝这才是确切的），却围着一堆堆破石头较劲......
2) 从最初刀耕火种的撂荒制，发展到轮荒制，再进一步过渡到休闲制、连耕制，轮作、复种兼而有之，说明早期耕作制度是比较原始落后的。如果古埃及也像今天伊朗那样三田制（耕一休二），那可是还要在前面7折的基础上再打个至少4到5折（只算二田制）了吧？
3) 铸铁技术发明，铁质农具广泛普及和机械结构的改进，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不仅使犁地、深耕等工作效率和质量大幅提升，而且对于开渠、水利等也大为有利。
相比于青铜器，铁器成本要低得多——当然仅限于铸铁，如果是西方人吹牛的那些块炼铁、锻件、冷锻之类的东西就算了，最多打造点好兵器——在有优质铁矿石的前提下。
在铁器应用之前，人类农作其实还是主要靠木石，因为青铜器太贵了，只适合用来制作兵器、礼器（如九鼎、后母戊鼎等）和一些生活耐用件（且多半是有家底的人才能置办得起，没钱就用陶器吧）、车马件等，属奢侈品，全世界目前出土的青铜农具都是非常少的。[参164-168,173]
据说为埃及博物馆馆藏的
“古埃及”早王国时期木制镰刀、锄头
毕竟不敢伪造个铁的咯
是不是真能用？你说呢
[参1,181-185]
所谓“青铜时代”根本也都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青铜时代（Bronse Age）这个词，最初由丹麦博物馆 G·J·汤姆森 为馆藏陈列分类而提出）。
4) 精耕细作的方法不断发展和改进。前述灌溉、轮作制等就是一个体现，还有如畎亩法、深耕熟耨、田间管理、除草除虫、培土间苗、保墒防旱、选种育种、施肥回肥（如烧草木灰、绿肥等）等，形成了中国农业长期以来精耕细作传统。而古埃及，除了漫灌，就是靠猪的脚去踩来完成播种[参128,p192-193]，这种粗放的经营模式。至于其中各种问题？反正尼罗河母亲都解决了嘛！反正尼罗河就是有这么神奇嘛！——不过这神奇只限于几千年前的古代。
5) 牛耕的普及——是的，牛马畜力耕作至汉代才得到广泛普及，春秋时期只是开始一定范围内运用，这点同铁器类似。也就是说，一项技术的普及到占统治地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当时可能就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跨度。
事实上，牛耕和犁具是配套的，只有犁具发展到足够给力的铁犁水平（锋利、耐用、新的机械结构发明且造价低廉），畜力耕作相对于人力的效率优势才能真正完全体现，而且同样畜力，牛耕和马耕的犁具还有差别。[参172-180]。
“
两仅时期是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 。推动这一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铁犁和牛耕技术的逐步推广，乃至基本上普及于全国。铁犁和牛耕技术结合形成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两汉时期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也是促进当时手工业和商业大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172]
战国时期是牛耕技术发生质的飞跃的时代。这一飞跃的主要标志就是铁犁的出现。因为铁犁锋利而坚固，既便于深耕、快耕，又很耐用；且造价低廉，较易推广。虽是这样，推广的过程仍是相当缓慢的。[参172]
西汉中后期铁犁和牛耕技术推广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效，有四个主要的原因：一、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出了要求，亦提供了基础；二、国家的大力提倡和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地推广；三、冶铁业的大发展，冶铁国营的作用.... 四、耕畜的大量引进。大牲畜的主要来源为适宜畜牧的蒙古草原.... 可是尽管这样，直到西汉末年，铁犁和牛耕技术的推广还很有限。其范围虽已超出黄河中下游，但仍限于中国的北部，东达山东，西达甘肃中部，北达内蒙古和辽宁，南达河南中部。[参172]
只有石犁被铁犁代替以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犁才能变为经久耐用的垦耕工具。以上就是犁耕之所以仅在新石器及商周时代的少数地区出现且发展缓慢、迟迟得不到推广的主要原因 。[参173]
当然，也应看到，商周虽已达到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但农业生产上所使用的主要还是石木工具，铜工具的使用还是少有的现象。因为“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商周时期铜犁的使用也不例外，就犁耕来说，更多使用的是石犁而不是铜犁。[参173]
”
由此也可见古埃及那些壁画上的牛耕图是何其荒谬——就不吐槽“奶牛”的事情了... 某些西方学者还恬着脸说中国牛耕是从古埃及东传而来，这才真叫倒打一耙。
以上只是试列举几条而已，更多细节比如变法带来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跃升等，限于篇幅就不继续展开了。
综上，如果把这些一两千年跨度的技术加成都去掉，回溯到4600年前古埃及时代，你说要打几折？
我打个对折都已经很客气了。
而且这还没考虑粮食产量稳定性的问题。事实上，尼罗河的年来水量极不稳定，旱、涝灾害频发，如果不是靠了阿斯旺大坝这道护身符，埃及会有多惨？
“
水库的建成对尼罗河水年变化有很大改变，建坝前，枯水期及洪水期河水流量能相差10倍，变化幅度在1000一10000m³/s。建坝后，按实际需要放水，最大流量不失于2500m³/s，大流量显著减小，又使冲刷减小。
3 工程效益
阿斯旺高坝是1964年5月截流的，当年恰是大水年，来水时已经形成了96亿m³的库容，洪水得到了部分控制。有30名工程师和10万工人连续一个半月在加固堤防，但仍有3万公顷土地被淹。1968年大坝建成，1975年遇到同样大的洪水，全部洪水都被拦蓄在库内，只按实际需要量放水，不再需要千军万马在堤防上昼夜奋战了。
1979年到1988年连续9年持续干旱，其中1984/1985是历史上最旱的年份，阿斯旺年来水量仅354亿m³。这一可怕的干旱袭击了埃塞俄比亚及阿斯旺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使人和畜的生命受到无可估量的损失，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阿斯旺水库自1968年开始蓄水，到1978年水库基本蓄满，贮水量达1340亿m³。因为有了充足的水，埃及公用与水资源部又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灌溉用水基本得到保证，埃及未出现任何灾情。9年间库水位下降了近27m，已临近发电的允许最小水头，但1989年来水量增大，水库水位开始回升。
[参169]
”
这可怕的9年干旱，正是著名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参170]发生的时间。而且非洲还经常爆发饥荒。
下面是一份1991年的报导：
“
在人们对1984-1985年非洲的那场大饥荒尚记忆犹新的时候，一场新的大饥荒现在又以惊人的速度在非洲大陆蔓延。最新数字表明，大约有330万至350万非洲饥民濒临饿死的悲惨境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现在非洲至少需要510万吨左右的粮食援助方能渡过难关。
苏丹、埃塞俄比亚最危急
苏丹首当其冲，联合国粮农组织宣称，苏丹现有1000万人处于危险的边缘，几乎占全国人口的l/2，他们大约需要高达120万吨的粮食援助。去年，苏丹连续第二年粮食歉收。严重的干旱使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传统小农田作物无收，机械化农场的粮食产量也下降了50%.... 甚至在首都喀土穆，也笼罩着一层不祥的气氛，从全国各地涌到首都的饥民竟有200万人之众.... 目前，已有80万苏丹难民涌人埃塞俄比亚，他们在对饥饿的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度日如年。
埃塞俄比亚的艰难处境仅次于苏丹，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加上从别的国家涌入的难民，要超过560万人。埃塞俄比亚曾在1984一1985年的饥荒中饿死大约100万人。今年它最少需要110万吨粮食援助.... 人们还记得埃塞俄比亚在1985年发生饥荒的时候，世界歌星们曾通过举办演唱会等活动给予有力援助，挽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从那次饥荒中艰难地活过来的人们， 如今又落入更可怕的困境，他们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参171]
”
我们总说黄河是害河，这样一看这尼罗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其实这点我在前面<山河文明>这篇中就说过，洪泛区，不是那么好舒服的。
而中国这边，首先，治河是中国文明一项长期“政治正确”的传统，大河决堤视同丢城弃地，相关责任官员搞不好就要掉脑袋，而且在<山河文明>一篇也说过，中国及西域诸文明都是选址在上游山间盆地或山前平原，依着较小的支流，且东亚季风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其次，中国地域广大，自动分散了风险，这就叫“纵深”，即便上古时期运输条件差难以跨区域运粮，最起码不管是逃荒、整体性的迁徙如古公亶父率领周人迁居陕西周原、还是发动部落战（械）争（斗）抢夺别人的口粮，好歹还有个去处——即便是“伊洛竭而夏亡”了，周边的其他部落也会崛起，接过引领文明发展的旗帜。
我们都知道木桶短板理论。如果以上面[参170]所说，合理为2500m³/s，而最低只有1000m³/s，那这个对折上恐怕还要再来个对折了。
所有这些，您“古埃及”敢跟汉朝比？那岂不等于说“古埃及”比其后2500多年的“古罗马帝国”还牛逼？这不等于说一个人抓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所以，综合而论，“古埃及”的耕地效率，在汉朝9.8亩/人的基础上，打个对折，丝毫一点都不过分。这“古埃及”的耕地效率，至少19.6亩/人才够用。
故此，以前述61.44万公顷的耕地面积及19.6亩/人的耕地效率，算得：
61.44*15/19.6=47.02万
这个不到50万跟倚天立[参1]的结果是比较接近的。当然，如果拿掉尼罗河三角洲，只以河谷区33.67万公顷来计算，则只有：
33.67*15/19.6=25.77万
而且注意，这只是理论上、按很宽标准算出的上限值。其实按正常人思维，已经看到这里条件这么烂，早走了好不好？只有等到技术条件成熟了，烂货才有可能变成宝贝——否则，古时候中东地区早应该用上石油了。
就这么点人，拿什么来造金字塔？希罗多德说是发动了20万人轮班倒[参128,p257-258]，难道是地也不种了，老弱妇孺饿着肚子全体上阵？虽说是有“猪队友”踩地
，但总得有人播、有人收、有人打谷吧？
三）从《西域列传》波斯及先秦人口估算反推
其实还有另一条计算路径，就是从中国正史的《西域列传》中记录的波斯人口，结合现代埃及和两伊的人口对比，估算出“古埃及”可能的人口上限。
《西域列传》中对西域人口计算是很重视也很准确的，比如西域三十六国，那是精确到了个位数的。远方的安息/波斯虽然因为没有西域都护府这样的治所，没有精确数据，但大约数还是有的（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影响辐射还是能达波斯的）。
据《旧唐书·西戎》记载波斯有“户数十万”，而前述梁方仲的著作[参71]统计，一般户均在5人左右，最多6人。我们就按50万户、户均6人计算，为300万人，你一定要说数十万不止50万，那也最多给到80万户480万人吧？否则就不叫“数十万”而应该是“近百万”了。实际上前面《魏书》记载的仅仅只是“户十余万”，当然彼时波斯刚刚开始崛起，地方还不够大。
唐朝所载波斯当为自最强盛时期开始衰落之时，其范围已经濒临“西海”即包括今天地中海东岸乃至红海东岸一些区域，毕竟大食就是在其西境发起叛乱的，所以至少是包含了今天伊朗和伊拉克的主要地区的，可能还包括部分现在的库尔德地区，叙利亚倒是可以排除，因为记载大食“开地三千里”时为“兼克夏腊”说明是另外的国家。所以我们就把伊拉克囊括进来统算做古波斯/安息的范围——如果再扩大的话，数据又要更加难看了。
由公开来源可查得三地人口、耕地、粮食自给率、种植/畜牧产值比等数据，则可以今天“埃及：伊朗+伊拉克”之比值，倒推回去用“古埃及：波斯”来倒算“古埃及”的“理论”人口上限。
可整理为如下的一张表：
注意这里还是以现代埃及全境的耕地做的比值，即便如此，最宽最宽的标准也不过100万多点，则男性壮劳动力也就20-30万，然后你说你抽调20万来干造金字塔这么一件几乎没有收益的事情？
如果我们再按前面去除三角洲冲积因素回溯到4600年前的方法来算，那这个数据就相当难看了——多则十几万，少则几万，对“文明”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关键是还要修100多座金字塔啊！
其实吴宾所引春秋战国3200万人口的估算值可能仍然高估了，比如王育民在《先秦时期人口刍议》[参186]中的估算：
“
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我国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极低，因而人口稀少。夏王朝初期为135万人；商朝初为196万人；西周初为285万人；春秋后期450万人。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止升， 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干万。
”
焦培民在《先秦人口问题研究》[参187]中的估算值比吴宾所引略低（春秋1500万，战国约3000万），并援引王建华数据估算商周时期大约为1000万，大约是考虑了目前中国全境的面积。无论如何，这都可以作为一个高估上限值来参考。
今天中国14亿人口若以曾经22亿亩耕地红线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上尚能保持完全自给，而目前埃及以更好的农业条件，自给率不足50%，也就是4700多万人，倍数近30倍。
以此倍数去除前述商周1000万的估算值，得到4600年前古埃及人口估算上限也不过30多万。然后修个金字塔就动用20万，据“最新研究”还是雇佣工发面包有休息日的，你说可能吗？
如果考虑中国南方去除两熟因素，则中国可按0.75替算（南方耕地较北方少），埃及也只考虑两熟不算三熟（否则更难看），按0.5替算则只有如上表2392万人不到，则倍数为：
14×0.75/0.2392=43.9倍
则换算古埃及彼时上限不足22.8万人！
——何况“金字塔”比之商周还要早上1000多年；
——何况这也仍然是用今天埃及全境的耕地为前提的，并未考虑三角洲冲积因素。
四）总结
1) 本篇首先综合多方数据、论文及希罗多德的论述，包括权威数据源的基础上，去除阿斯旺大坝的影响、去除法尤姆地区的开发、及去除尼罗河三角洲冲积因素后，可算得4600年前修筑大金字塔时，古埃及耕地最宽上限仅61.44万公顷，完全去除三角洲后仅33.67万公顷；
2) 在算得耕地的基础上，以西汉末9.6市亩/人的耕地效率为基准，结合中国先秦至两汉时期的亩产、人口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数据，再考虑将4600年前至两汉时期的农业技术加成因素去除，可算得当时“古埃及”理论耕地效率的上限仅为19.6市亩/人（数值越小越高效），进而算得“古埃及”理论人口上限仅为47万或26万（完全拿掉三角洲）；
技术加成因素包括：
(a) 先秦及之前大片未开发耕地提供放牧、渔猎和采集的食物来源作为重要补充，相较于埃及森林、草场资源的匮乏；
(b) 从撂荒制到轮荒制再到连耕、复种的耕作制上的不断改善；
(c) 从简单沟洫灌溉到大型系统水利工程的不断跨越式发展，相较于埃及直到19世纪仍在普遍采用的“漫灌法”；
(d) 铸铁发明对农业工具效率的巨大提升，即结合由此带来的犁具完善和配套的牛耕的运用；
(e) 精耕细作的农业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相对于埃及长期粗放式经营的实况；
(F) 尼罗河年来水量极不稳定，若无阿斯旺高低坝的蓄水调节，尼罗河为害甚大，其短板下限将导致可支撑人口大幅下降。
3) 以中国文献《西域列传》中对波斯的户数记载，结合今天埃及与两伊人口和耕地比值，去除畜牧比重和两熟三熟影响，倒推算得“古埃及”理论人口，再去除三角洲因素和时间、技术加成，算得的数据仅几万到十几万，连支撑一个最低限度“文明”的基础都没有；
4) 以较高估的先秦至三代时期中国人口估算值，结合今天中国和埃及在生活水平相当、粮食完全自给的前提下的人口比值，也可倒推4600年前古埃及人口上限值仅20多万而已（未除三角洲）；
5) 期间我们还发现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多荒诞不经、自相矛盾，若以希式记录为依据，则所谓“古埃及”甚至可直接清零。
所以，所谓公元前2500年160万人的古埃及，那也只能是饥饿的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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