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狸猫换太子”爆发一千周年(三):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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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前文书说到,公元997年也就是至道三年,宋太宗驾崩,宋真宗赵恒登基。熟悉宋史的读者都知道,赵匡胤从后周那里篡权,搞了一个陈桥驿兵变,这一年是960年,赵大黄袍加身之后又花了十多年的工夫灭掉了其他割据政权,如果从大宋建政开始算,到宋真宗继位差不多快40年了。
40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某20岁的得力干将跟着太祖南征北战,到宋真宗这里已经年愈花甲了,换言之,宋真宗即位后迎来的是宋朝高层班子大换血的时代。他登基时,身边绝大部分都是父亲赵光义留下的政治班底,而这个班子形成了一个太平兴国年间的进士群像,历来被史学家所重点关注。
赵匡胤也并非是个泛泛意义上的赳赳武夫,但他喜欢读书,而且同行是冤家,他对武人集团是如何乱唐,又是如何营造五代十国这样一个非典型历史间隔点的,深有褚怀。所以宋王朝在建政后开始的十几年内,基本就确立了一个偃武修文的人才选拔体制。
真正把这项政策落到实处并发扬光大的,是他的弟弟赵光义,他发起了“干部年轻化”和“大学扩招”等一系列有关取士的倡导。
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庞大的士人阶层,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行文至此,肯定有读者狐疑,士大夫阶层难道不是早就有了吗?两汉的时候就有党锢之祸,隋唐的士大夫党争和权斗也不少啊,这个阶层怎么能说从宋朝开始的呢?
因为宋朝的这个“士”是历经上千年洗礼过的士,是门阀贵族时代彻底被打散、消亡后的士,是真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的士,西方的不少汉学家们,把公元十世纪末开始的中国史标上“modern”(现代)的标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赵光义上台后为了尽快打造属于自己的班底,肃清“武人孽团”的余毒,即后周入宋的那批老臣还有降服之后归宋的关系户。他继位后的第二年就猛搞开科取士。应试的贡生有5000多,进士109人,状元郎是吕蒙正。后来太宗觉得还是不够,有不少遗材,特批了191人,各科取士507人,也就是说,这一年录取了参加考试的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赵二扩招的步子迈得特别大,他一年录取的人比赵匡胤整个一朝录取的人都多。
又过了一年,已经下决心北伐的赵光义亲自出考题,大部分都和怎么用兵有关,这一年的状元是胡旦,进士一共47人。和胡旦这一批的进士牛人特别多,如田锡、赵昌言、冯拯等都是宋初臣像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大宋的历史走向。
和宋初取士相配合的还有两大历史新现象,限于篇幅不能多提但又不得不提,一个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飞速进步,让知识的传播更加方便,重文的社会风气在社会上蔚为大观,这就是为什么宋初可以一下子搞出几个大部头的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这在其他朝代难以想象;第二是理学也就是“新儒学”掀起了中国思想史的新篇章,“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史学家陈寅恪的这番话可不是瞎说着玩儿的。
赵恒搞出来的这套《册府元龟》完全可以当砸死人的凶器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说的就是真宗初年。赵恒坐在龙椅上也不得不适应这个新时代新气象,他亲手打造了一个更加系统化的经廷讲学制度,即侍读侍讲的谏身之制。找几个大儒,他穿着便服带着儒生帽,在朝堂之上喝茶吃着水果,“遇疲则罢”,一派重文士的皇家取向。而且赵恒亲自下诏,在州县官学之外这些聚徒讲学的地方颁发九经,这就承认了书院等私学的合法性,更加推动了社会上尤其是基层的文化事业上的发展,书院制度的确立不但极大地拓展了知识阶层对赵宋王朝的文化认同,而且为“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以几位宰相为主的精英士大夫们,如果单独把他们拿出来做一个切片研究,无论美丑忠奸,都可以以点带面大致勾勒和映照出太宗、真宗和仁宗三朝的政局的光怪陆离和波谲云诡。 千丝万缕的乱麻必须找一个线头,需要捻出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人物,在这里笔者决定首先从这个人开始。
不是别人,这人就是广大曲艺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寇老西儿寇准。在脍炙人口的评书杨家将中,寇准扮演着和朝中奸臣作斗争的关键角色,很多时候和天波杨府形似同盟关系,也因为杨家将和广泛传播,寇准在民间大有夺取两宋第一名相的头衔。
陕西渭南人寇准,和大宋朝几乎同时出生,赵匡胤黄袍加身,寇准紧跟着呱呱落地,他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科,主要活跃在太宗、真宗两朝,他是一个任何研究宋朝政治外交史的学者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如果我们细细追寻北宋士大夫集团党争之脉络,就会发现政坛高层首次激烈的站队和倾轧发生在雍熙北伐和“端拱政争”期间,赵光义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攘外与安内的平衡,分寸的拿捏要求他掌握地很好,但军事上的挫败连带着的是朝野因私人恩怨利益纠葛日趋庸俗化和激烈化,但这如果和后来的党争高峰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作对比,这只是小巫见大巫。
寇准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那年他19岁。端拱撕x大战趋于尾声的时候,他刚满30岁,基本上没怎么参与,因为那时候他的最高官职还只是个盐铁判官(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但每次入朝轮对,寇准的发言总能直陈利害,而且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居然让赵光义发出了“我有寇准就好比李世民有魏征”的感慨,被太宗赏识,这是他逐步走向政治中枢的关键跳板。
他正式频繁出现在各类正史和野史的记载,始于太宗朝晚期的立储之争。整个过程中,对后来的宋真宗赵恒来说,可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因为一开始是自己的两个哥哥赵元佐和赵元僖两党恶斗。一开始宋太宗属意赵元僖,但忌惮当时的宋皇后这些太祖旧人,没有立刻挑明立场,但已经听到风声的众臣不少都开始依附元僖,其中包括和寇准同一年进士的冯拯,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赵元僖没有太子的命,居然吃坏了肚子直接中毒身亡(同一年太祖时期的老臣赵普也病逝),四年之后宋皇后也去世,那么,天命看来要落在赵元佐头上了。
前文中已经叙述,和赵恒竞争太子之位的主要就是这个赵元佐,他背后有李皇后撑腰,李皇后的哥哥就是禁军头领李继隆,此外还有太宗身边的亲信太监王继恩,李皇后迅速勾结有意暗通宫闱的宰相胡旦,元佐一党迅速起势。
此刻的寇准坚决站在赵恒这一边,这一立场成为他后来政治资本的原始股,可以说,在真宗赵恒逝世前,他虽然也几经沉浮,但宦海基本有惊无险,靠的就是这个时段的君臣际遇。后来的事情就如同第一篇所讲的那样,外派到青州的寇准虽然在立储之争鞭长莫及,但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一锤定音。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皇权之源——赵光义的态度,他背伤复发自觉时日无多,马上从青州急诏寇准入京安排后事,寇准坚持立赵恒也让赵光义下定了决心,可以这么说,宋真宗赵恒登坐金銮殿,吕端和寇准立下了汗马功劳。
本来在赵光义走向生命终点的三年前,寇准已经拔为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地位相当于执行宰相,但至道二年,原来和元僖一党的冯拯和胡旦、李皇后结成同盟,抨击寇准专权,太宗出于大局考虑,忍痛割爱,将寇准外放去了青州,这是寇准一生中第一次罢相,在和后党的斗法中败下阵来,不过他从政的经验值大幅提升。为后来的澶渊之盟的订立埋下了积极正面的伏笔。
前浪推后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真宗继位第二年改元咸平。就在这一年,吕端告老还乡,全身而退,复任枢密使的曹彬,也在这一年的6月逝世。从这时候开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那批“扩招生”开始了全面的抢班夺权。
彼时,朝中权臣几乎皆为太平兴国三年——五年的进士,李沆、赵昌言、冯拯、王旦等等轮番上马,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政治新星冉冉升起,他就是淳化三年(992年)进士甲科及第的王钦若。
王钦若和寇准的年纪相仿,但拿到进士甲科的时间差不多足足晚了寇准十年,当然寇准也算个神童级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wonderkid, 让他当政坛上的范本就对其他人未免太苛刻了。咸平四年王钦若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知政事,在真宗面前很是得宠,其原因就是他摸准了赵恒那种神神叨叨的脾胃。他顺着皇帝的心思搞点谶纬,算卦和解梦什么的,而且说的头头是道,把赵恒唬的一愣一愣的。
赵昌言、王旦等政治理性派出于公义的考虑暂时结成了同盟,对抗王钦若为代表的这群妖魔邪祟派,旧臣们渐渐老去,为了平衡派系(吕蒙正也告老还乡了),真宗决定召回寇准。
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寇准以知开封府尹的身份回朝了,而且马上官复原职,还是副宰相。这时候的他暂时还顾不上参与选边站队的党争,因为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边患!
契丹人在北境的咄咄逼人的态势让咸平年间的真宗时代很是压抑。别说像他老爹那样搞北伐了,老赵家的这点基业还能否守得住否还是个问题。
在夫妻感情问题上一向有主意的赵恒这时候如坐针毡,不知如何应对越来越紧迫的边患问题,是战是和?是跑是留?王钦若这时候又看准了赵恒军事上没主心骨的懦弱本性,明里暗里挑唆赵恒:“皇上,要不……咱迁都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赵恒内心不是没动过迁都的念头,不过迁都意味着逃跑,脸面不太能挂的住,犹豫之间,他又祭出了改元的法宝,把咸平改成了景德,看能不能换换手气。
王旦、赵昌言这些主战派力推寇准转正,赵恒硬着头皮正式拜相寇准。达到权力顶峰的寇准立刻在朝堂上以雷霆版的手段震慑以王钦若为代表的投降派:“谁再敢言迁都的事,我立马把他斩在朝堂之上!”
而且寇准从内心深处看不惯王钦若逢君之恶的品性,为了好好整治一下王钦若,把他派到了战事最为吃紧的大名府,把王钦若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寇准算准了与辽一战非同小可,立主赵恒御驾亲征。驾着颤颤巍巍哆里哆嗦的赵恒北行,一路上,赵恒如傀儡一般,事无大小皆由寇准专断。
这时候寇准的同年冯拯就聪明多了,随风观望,但也没挡住寇准心腹高琼的嘲讽:冯老师,听说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现在到了你显身手的时候了,何不作一首诗,吓退契丹人?冯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只能陪着讪笑。
寇准没有辜负太宗的士人扩招,这一批太平兴国的进士们虽然平时不怎么团结,但大敌当前基本做到了同仇敌忾,张咏、向敏中、马亮、边肃分别镇守成都、长安、金陵和澶州,赵昌言扼守河阳。景德二年,澶渊之盟订立了。宋朝没有提前遭遇靖康之变之耻,也多亏了这一批肱股之臣。
对赵恒而言,平局就是个极大的胜利。寇准也因为订盟有功,走上了人生的最巅峰,权势日隆,而且可以一手安排和导演高层人事变动,他罢了王钦若的官,提拔了守卫有功的丁谓等出任三司使。
寇准也许没想到,祸福旦夕之间,转换会如此迅速。
景德三年三月,寇准再度被撤职。原因到底为何?笔者分析,真宗已经开始忌惮寇准功高盖主,尤其是挟持他北伐,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加上寇准的反对派们死而不僵,不断构陷和进献谗言,真宗顺水推舟,罢了寇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此刻的赵恒,已经下定决心要搞封禅了,他隐约觉得,寇准这样的人绝对是个绊脚石,如果不把他暂时一脚踢开,封禅的大业很难完成。
天禧元年。寇准又回来了。
这一年的寇准已经57岁,在那个年代绝对已经算得上一个老年人了。
当他决意再次卷入这场政治漩涡之前,他身边曾有人献上智谏:“「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懌,揖而起。君子謂準之卒及於禍,蓋自取之也。”
上中下三策,寇准选择了最下策。这一次的寇准和前两次再起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惜牺牲平生所珍爱的清誉,他也效仿王钦若献上天书,讨赵恒的欢心。
若从私德上看,寇准无疑是大宋这三朝的榜样,可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寇准相对其他同侪来说,他大约是最不喜欢党同伐异的一个,但我们不能否认,寇准对自己一贯坚持的原则做了妥协以重掌大权,除了“重振朝纲”的道义感之外,绝不缺少对权力本身的渴望。不带贬义地说,寇准其实也算个政坛戏精。
通读他的传记可以发现,他在政坛上屡屡受挫的一大原因,是因为背后捅他一刀的往往是被他提拔的人。
比如前文中提到的丁谓,本来是寇准一手提拔的,而且多次向同年进士李沆推荐之,可是他也没有想到,上位之后的丁谓会成为他的最大政敌之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七年三月戊寅条,宋仁宗评定前朝(真宗朝)高级官员,这一句很有意思:
戊寅,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為『五鬼』,其姦邪險詖之墮,誠如聖諭。」
真宗的儿子仁宗不但钦定了王钦若之奸臣的名号,而且指出他爹养了“五鬼”,其中一个就是丁谓。
一开始丁谓和寇准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丁对这位澶渊之盟的总导演毕恭毕敬,前倨后恭。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吃饭,寇准这个人比较啦和(北京话,意思是粗线条),汤汁粘在了他的胡子上。丁谓一看,马上抬起袖子给寇准擦胡子。
寇准摆了摆手,笑着说:“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成语溜须拍马的“溜须”这两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丁谓的这个举动起了反作用。至此之后,寇准对丁谓愈加厌恶,倒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单单就是因为他的人品。恼羞成怒的丁谓也彻底和寇准翻脸,真宗朝的后期掀起的政坛滚滚波浪,都和这两个人的举动分不开。
话说回来,这一次寇准以近花甲的年龄再次出山,友人告诫之“君子謂準之卒及於禍,蓋自取之也”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宰相王旦逝世之后,朝廷的中枢政治看起来和以往乱象纷呈,但和太宗晚期和真宗中期时候对比的话,这个时段的内朝与外朝的厮杀相对来说较为泾渭分明。
一团乱麻中,有两条战线越来越清晰和显露:后党和太子党。
前文已述,寇准进入核心群臣的一大贡献和活动就是参与太宗后期的夺嫡之争,当时他怼的是李皇后,这一次,寇准将再一次扮演皇后杀手的角色。
就在寇准回朝重返政治漩涡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发生的几件事让大宋的中枢神经系统有了重组和再格式化的可能。
赵文瑄在《开封府传奇》中饰演宋真宗
天禧三年年底,身材比较肥硕的皇帝赵恒中风,一病不起,衰朽之躯的他从这一年开始无法做到完全料理政务了;
天禧四年年初,首相向敏中逝世,寇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
天禧四年六月,政事逐渐决于内宫”的主角刘皇后,被贴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寇准以“夺人盐井”之罪惩办了她在四川的宗人;
就在同一个月,病于卧榻之上的赵恒密诏寇准入宫议事……
他们要商量什么呢?
就在真宗朝晚期高层权斗掀开最高潮的时候,我们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却将进入尾声。请看下篇,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赵受益找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