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体制实际上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过去,中国互联网上有一种观点:西方实行的是“多党选举,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人人都有选票,眼里揉不进沙子,哪个官员不称职做了坏事或者不做正事,就会被选下来。所以官员战战兢兢,竞相努力工作,讨好老百姓,不敢贪腐。

十八大之前,中国面临着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高发期,当时治理力度还没有今天这么大。不时有负面新闻爆出,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这要是在国外,老百姓有选票,官员敢这么干吗?”。这种观点比较深入人心,直到去年年初疫情爆发时,还有大V表示,如果是日本韩国爆发这种规模的疫情,官员早就羞愧自杀了;如果是美国面对疫情,由于有选票,官员不敢懈怠,根本不会让疫情泛滥。

当然,后面的事情,这一年来也都看到了。恰恰是所谓“没有选票”的中国,官员抗疫不力被处分了一茬又一茬;而手中握着“选票”的西方国家,自始至终都在梦游,想象中的“官员负责、民众素质”一点也没看到,死了这么多人,没有官员需要为此负责,而且大家都很心安理得的坐在位子上,别说自杀了,连羞愧辞职的都罕见。

其实“百姓有选票,公权力就不敢胡作非为”的逻辑,只是表面看上去似乎有理,但现实中根本站不住脚,是一厢情愿。比如说,中国前几年曾经有过一个“雷洋案”,这放在美国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在中国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当时就有人质疑“公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认为只有选票能让警察不“暴力执法”。但投票四年一次,如果第一年发生了一起警察暴力执法,到第四年,公众早就忘的没影了。而且如果谁上台都有暴力执法,那公众慢慢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将其作为要赶官员下台的依据了。那种“有了选票的民众有不满就可以逼政府让步”的幻觉,其实是把中国社会中政府对民意快速反应的做法,嫁接在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上。

而且正好相反,靠选票上台的政府,恰恰可以在“小事”上不那么在乎民意。因为我是选举上来的,有合法性,你凭什么没到点就让我下台?我凭什么要听你的?真想让我下台,看四年后啊,看到时候你们是不是还会记得啊。而中国官员呢,也许引发了“舆情”,第二天就有被下课的危险,不需要等四年之后,所以反而不敢轻视“舆情”(当然,这在现实中也会出现“按闹分配”的问题)。

真到投票的时候,公众也压根不会看什么治理能力,而是看你意识形态怎么样,你帅不帅,你表达能力是不是得到了我的欣赏,你的对手是个什么东西,你的广告我看到了几次以至于记住了你的名字,你的某个口号我是不是喜欢,你背后的政党是哪个,谁给你背书了,你的桩脚能给我什么好处……等等。

这样的伪“选举”和假“民主”,其产生的胜者,自然是日益平庸化。

西方统治阶层为什么喜欢多党选举这种玩法呢?因为它也确实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统治阶层也很头疼——立长还是立贤。

换句话说,就是“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不少王朝,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烦恼,皇子之中,是该立长呢,还是该立贤呢?按理说,从国家和统治阶层的利益考虑,是该立贤的,这样有利于保障江山社稷,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但问题是,谁是“贤”?“贤”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主观色彩的,除非竞争者之间的表现对比太过悬殊,否则统治阶级内部为了这个问题就会产生撕裂,到时候不但“贤”不一定能立起来,还会让各派产生对权力的野心。

而立长的话,虽然不一定能保障是皇子之中的最优者继位,但年龄是个硬指标,谁大谁小一目了然,只要树立了这个规则,那败者也无话可说,谁让你晚生了呢?这就有利于在统治阶级内部生成继任者的“合法性”——我是在这个客观规则下获胜的,大家都无话可说,都要承认,从而有利于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权力交接的相对稳定性。

封建王朝时代这样政权血缘传递没问题,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就不能这么玩了。大家都是统治阶级,都有钱,凭什么你的家族世代当皇帝?掌握我们的命运,这可不行。所以就要有一个新的规则,树立一个新的合法性来源,在这个规则下,让败者无话可说,让胜者自动获得合法性。

选票数量和年龄一样,都是硬指标,你选票多,那你自然就是胜者,有人不服这个规矩,大家共讨之。资本主义社会,风水轮流转,这样玩,大家轮流坐庄,共享富贵。谁有实力,也可以进到这个圈子里来,用选票说话,不要掀桌子。这样,就在资本主义时代解决了“立长立贤”的问题。

这样立起来的“长”,并不代表民众利益,它仅仅是解决了一个让统治阶层内部“大家都没话说”的规则问题。民众虽然参与投票,但早就被分割为互相敌视,利益冲突的不同人群,要么是看透了这套虚伪的伎俩心灰意冷选择不投票,要么是被各种口号和政治对立鼓惑起来,按意识形态对立或者是不同身份而不是按治国理政的能力来投票。最终结果就是:四年里,只有投票的那一天是“民主”的,一旦这次统治阶层内部“谁上谁下”的结果决定了,作为“合法性仪式工具”的民众被使用完了,就又进入了下一轮浑浑噩噩之中。

这种规则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选出优秀的政治家的,因为选拔规则里面实质上就不包括这一项,就算偶尔碰上了,那也是蒙的。有时甚至连及格的政治家也碰不上,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如果是从县区一级一级做上来的,哪怕这个人原来是个庸才,哪怕他背后是靠的贵人扶持,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战训练”和逐级淘汰,治理能力也有更大概率会在及格线以上。而表面上的假民主式选举,连这一点经常也做不到。

虽然如此,但这种选举制度所解决的“立储”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也不是全无意义。中国古代王朝中,就时常有因为立储问题而闹到动摇国本或者是变乱的。西方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大问题,又由于这种假民主给了很多民众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来把不好的统治者“选下去”的,没必要掀桌子。这就使得统治阶层的地位更加稳固,形成一种“超稳定社会”,即使抗疫不力死46万人,统治阶层也不需要有人负任何责任,而且整个过程都毫无羞愧,堂而皇之的,也不会有人造反。

这种“超稳定社会”内部较难出现颠覆力量,如果外部没有出现更强大的竞争者来抽走它们几百年来获得的面向全世界吸血的军事、技术和经济优势的话,其内部统治可能会一直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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