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勒森的拉美之行为何开局不利？

    本月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启程前往墨西哥，开始了他的拉美访问之行。但在此行伊始，蒂勒森就因为在本国表示“委内瑞拉军方可以策划一场和平过渡”并在墨西哥大谈“马杜罗想下台也没问题”而遭到了拉美各国舆论的指责，墨西哥外长比德加赖更是当场对“在委内瑞拉发生暴力政权更迭的可能性”表示了拒绝。这样看来，至少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蒂勒森此次的出访并没能获得一个好的开始。

    不过，如果仅从言论本身的角度来看，蒂勒森这两次的发言从美国的角度看起来似乎并不算出格——在说“有些事情可以由委内瑞拉军方来做”之前，他也表示了“美国不提倡委内瑞拉政权更迭”。在墨西哥的发言中他虽然对委内瑞拉总统及其政治局势好一番指手画脚，但是对所谓“政变”的暗示也是相当隐晦的，并不直接构成对墨西哥的冒犯。那么，拉美舆论和墨西哥外长的表态是不是因此就显得“小题大做”了呢？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表态并不是反应过度，“美国干预”和“军事政变”正是拉美各国独立两百余年来，对拉美的政治稳定威胁相对较大的两个因素。而蒂勒森的“开局不利”也正是由于轻率地触碰了拉美国家的这两个最大的痛点而导致的。

“有责任心的军人”与绵延百余年的军事政变

与独立后内部长期保持稳定的邻居美国不同，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玻利瓦尔、圣马丁等开国元勋去世或淡出政坛之后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或长或短的动荡之中。而在西班牙殖民地传统中有着相当重要地位的军人集团则在这些动荡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拉美各国政坛基本都存在两个派系，即采纳了某些自由主义政治观点的自由派与更偏向传统的西班牙式强人统治的保守派。但无论是哪一派执掌政权，其头面人物中始终不能缺少的就是各色各样的军人。军事政变和“输家政治”也是这个时期拉美政坛出场率相当高的“明星”。一旦某一派别对大选结果或非本派别总统的施政感到不满，就会通过支持本方的将军拉起部队，展开军事政变乃至内战。内战的失败者通常会流亡海外，但是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募集一批新的部队卷土重来。

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拉丁美洲比比皆是：19世纪前半叶，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阿根廷单一主义派别和主张建立较为松散的联邦的阿根廷联邦主义派别之间爆发冲突，最终演变成全面内战，这场内战时断时续地进行了数十年，期间不仅造成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状态，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也受到了阻碍。在墨西哥，甚至有同一人在22年中通过各种手段7次出任总统的情况。墨西哥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胡亚雷斯也是在先后打败本国保守派军队和与前者互相勾结的法国干涉军之后才得以开展改革。

19世纪墨西哥最为著名的改革家贝尼托·胡亚雷斯，他在推翻圣安纳独裁政权，挫败苏洛阿加将军的保守派军队，并领导人民获得抵抗英法西等国入侵的战争胜利之后才终于获得了贯彻其改革理念的机会。

   进入20世纪之后，虽然民主政治的理念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土壤开始在拉丁美洲各地逐步成型，但由于军人势力的根深蒂固、选举政治的混乱和某些域外势力的插手，军人肆意干政的现象仍然没有完全在拉丁美洲消失。1930年上台的军事独裁者特鲁希略在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加掌权长达31年之久。

在多米尼加残暴统治长达30年之久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其“大元帅府”垄断了几乎全部政治权力，他极度仇视进步人士，曾对委内瑞拉民选总统贝坦柯尔特展开刺杀活动。1961

年因美国担忧其高压统治可能引发古巴式的革命而失去美国支持，被美国联手国内反对派推翻。

​“北方强邻”和一以贯之的美国干涉

    实际上，在19世纪前半叶，美国排斥西方列强在西半球行动的所谓“门罗主义”刚刚提出的时候，这一学说是有可能与主张南美各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所谓“玻利瓦尔主义”形成共鸣，实现泛美地区国家的平等交流和共御外侮的目标的。但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一方面通过塑造自己“美洲的保护者”的形象，把“美洲人的美洲”向“美国人的美洲”转变，片面强调美国对拉美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当保护拉美国家免遭域外势力侵害的举动有可能对美国本身造成损害时，美国则对“保护美洲国家的义务”避而不谈。至老罗斯福总统在位时期，“门罗主义”已经彻底地成为美国干涉和控制拉美各国的工具和罗斯福对拉美“大棒政策”的附庸。这一时期，自命为“国际警察”的美国对其认为可能因为债务问题成为欧洲入侵跳板的海地、多米尼加等国横加侵略，在两国进行了近十年的美国军事管制。还为了获得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力策动属于哥伦比亚的巴拿马地区独立。并干涉了墨西哥的革命。这种以自身实力对拉美各国内政毫不留情地按照本国利益施加干涉的做法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拉美各国的抗议活动和反抗斗争，也成为了今日拉美许多国家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随后的二战时期，美国为了安抚其拉美伙伴，集中力量反对德日法西斯而对拉美国家采取了相对和缓的“睦邻友好”政策。但这一政策很快就随着冷战的到来而终结。在冷战前期，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恐惧和古巴革命的刺激让美国采取了稳定至上的拉美政策，美国不惜一切地维持拉美各国的现状与“稳定”的后果对拉美各国来说是灾难性的。一方面，极端落后反动，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例如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由于亲近美国得以在国内肆意胡作非为。另一方面，意图通过改革——尽管并非社会主义的改革——改善国家处境的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的民选总统则被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推翻，代之以保守但能维持“稳定”的军政权。在智利左翼总统阿连德被推翻和巴西军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着美国人的意志。直到卡特总统在美国上台之后开始在拉美推行“人权外交”政策，美国才开始放弃对不得人心的拉美军政府和独裁者的支持。不难想象，如果蒂勒森此番敢于在智利这样的国家说出“委内瑞拉的军方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迎接他的恐怕就将不只是强硬的外交言辞，而很可能将要是抗议人群的皮鞋和臭鸡蛋了。

1954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部队正在危地马拉首都郊外作战。美国为他们提供了装备和训练，还对危地马拉政府军发动了宣传攻势和飞机轰炸，最终迫使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阿本斯下台。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其拉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如同“让墨西哥出钱在美墨边境修墙”和“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这样的逼迫拉美各国让利的举措。而今，继蒂勒森宣布要和中国展开“长时段战略竞争”（冷战）之后，其拉美政策也开始向更加“不忘初心”的方向回溯——在拉美，尽管可能表现得更加委婉，但美国也许仍然正在试图重新拾起冷战初期的“维稳”信条，乃至老罗斯福总统的“警察”大棒，来让拉美各国为美国的发展添砖加瓦。新的冷战和新的大棒政策也许不会到来，但是，在以里根总统为偶像的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内，这些旧时代的强权糟粕要想在美拉关系中借尸还魂，可能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美国在拉美这样“不受欢迎”的状态，也许还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