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勾拳——宿北战役的制胜点与转折点(十三):大结局之经验教训
七、赢在起跑线
关于宿北之战的歼敌数字,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典型的有2.1万、2.4万、2.6万及3.3万等说法。最常见的数字是2.1万,即歼敌21534人(其中毙伤8174人,俘虏13360人)。该数字见之于《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选编(初稿)》,权威性较高,《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04页)、《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145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1页)、《战役战例选编(第一册)》(第33页)等著作中均采用该数字。
陈士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过去许多报道说这次战役歼灭敌人两万一千余人,那是引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山东野战军发的战报统计数字。十六日发战报时,只歼灭了敌人预备三旅、六十旅及十一师的一部,十六日以后的三天作战,又歼灭敌人四十一旅、六十九师师部及二七六团一万二千余人未统计在内”。[1]
陈士榘所提到的战报,当系前线指挥部对记者所发布的公报。战时出于宣传及鼓舞士气等原因,此类公报所列举的战果多有浮夸,不能深信。如山东《大众日报》淮北前线15日下午6时电,称“由宿迁东犯沭阳之蒋军十一师两个团,已在宿迁东北五十里之张圩子遭受新四军之歼灭打击,其中一个团已全部歼灭,另一个团亦大部被歼”。该社记者淮北前线16日9时电,据前线指挥所发表的第一号公报亦称“截至十六日拂晓,我歼灭蒋预三旅九团团部及一个营另两个连,十一师之一个团及另一个团的大部,共毙伤俘蒋军二千余,缴获山炮五门,迫击炮三门,轻重机枪三十余挺”。[2]衡诸当日实际战况,显然战果有所夸大,但如考虑到16日拂晓一纵在曹家集所取得的战果(俘敌六百余)未被计入,通算起来误差尚在可以容许的范围之内。然而17日下午1纵反击整11师得手之后,战果被铺陈过甚,导致与后来的统计数字出现相矛盾的现象。
新华社苏北17日夜急电,称苏北前线新四军获得空前巨大胜利,据初步统计,蒋军被歼已达二万余人。并引新四军野战前线指挥部所发表的公报,宣布已将预3旅、整41旅、整60旅全部及整11师一部全歼,共已歼四个旅,并已有蒋军俘虏万人解至后方。[3]《大众日报》淮北前线18日下午1时电,亦宣称“总计自十七日下午五时至十时的五个小时内,我军共歼灭蒋军达两万余人,大批俘虏正源源送赴后方”。[4]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国民党军被歼的总数毫无疑问当高于两万余人,或可达三万余人。陈士榘在战后接受《大众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总的战果虽未最后查明,但毙伤俘蒋军总数至少在三万人以上,缴获山炮三十余门,其它各式炮数百门,轻重机枪也在千挺之数,仅俘虏即达一万五千人”。[5]
然而,如前文所述,十七日下午至夜间战果并不如想象之大,整11师大部后撤,整60旅、整41旅亦未全歼,18日凌晨攻击整69师师部亦未得手,故此陈粟在18日上午辰时给中央的电报中的讲法更接近事实:“至此刻为止,已歼灭预三旅全部、六〇旅大部、四一旅一部,并击溃整十一师一一八旅,俘其人枪五六百,总计俘获人枪近八千,山炮十余门,机枪二百余挺”。[6]由于陈粟的说法与前线指挥部发布的公报相差甚远,军委当日覆电中专门就此询问:“据新华社所接新四军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第二号公报谓,已歼灭预三旅、四一旅、六十旅各全部,十一师师部一部分、一一旅与一一八旅各一个团及工兵一五团共二万八千人,而你们巧辰电则说俘虏近八千人,相差甚大。你们的第二号公报此间尚未发表,究应如何发表,盼告”。[7]
针对陈士榘歼敌3.3万人的说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宿北大战》一书中提出辨析,认为2.1万人左右比较合理。[8]笔者对此亦持相类似的看法,唯须注意其它尚有若干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陈毅于1947年1月1日给中央报告中的说法,即:“此次一纵俘六千余,八师三千、五旅三千、二纵二千、九纵五千(一说千五百,见《宿北大战》第517页)、军直三千、地武俘获数百名(一说是“军直及地武俘获数百名”,见《宿北大战》第517页),计在万六千以上。战场遗尸千余具(一说四千余,见《宿北大战》第517页)”,[9]总计击毙俘虏数字约在23000名以上(按照《宿北大战》中的数字计算约21000名)。其中俘虏的数字参考阵中日记等材料,似应以《宿北大战》中的说法为确,即总数约16000余人。而遗尸之数字,当以陈毅原报告较为确实。如此俘虏加上毙伤的敌军,总数约在20000余人。
另一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1958年所编写的《苏北——鲁南战役(初稿)》的说法,称此役“俘虏整编69师副师长以下17500名,毙伤敌整编69师长、第60旅、第41旅、预备第3旅旅长以下6500名。共计24000名。这是我军一次歼敌三个整旅的创例”。[10]该数字来源不明,其中俘虏大约是初步统计时的数字,故此与最终数字有差异。
最后是三野参谋处 “宿北战役要报”(1946年12月30日)中的战绩统计,俘敌官兵13872人,毙敌官兵5898人,伤敌官兵6276人,共计26046人。[11]这一统计的俘敌数字与最常见的13360人很接近,但毙伤数则远过之。然据该战役要报统计附注可知,在战役结束时初步统计俘敌一万七千余人,与现数字的差别在于:
(1) 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所俘未统计在内;
(2) 在战场当时打伤俘虏即送医院未统计在内;
(3) 当时在战场即时补充连队未算在内;
(4) 还有一些零星俘虏未统计在内。
该统计中的毙伤数字,附注中说明:“敌人伤亡之统计不确,各部因时间关系没有确实分类统计”。[12]
由此可知,此役实际俘虏的人数大约在13000人至17000人之间,而毙伤敌人之数字则无确实数字可查。以遗尸千余具来计算,大致毙伤敌人数字可在5、6千人左右。此役战果总数大致可以推断为约两万人上下,这与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六九师全部东进计二万一千余”大致亦相符合。
华野的伤亡依照战史的记载为8766人,其中阵亡2191人、负伤6350人,其它减员225人[13]。按照“华东野战军部队历次自卫战役伤亡统计表”,参战各部的伤亡分别是:1纵2470人(其中阵亡740人,负伤1730人);2纵1372人(其中阵亡264人,负伤1108人);8师1270人(其中阵亡204人,负伤1066人);5旅2182人(其中阵亡323人,负伤1859人);9纵1387人(其中阵亡428人,负伤959人),以上合计8681人(其中阵亡1959人,负伤6722人)。[14]
此役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华野各部的表现而言,只有8师的峰山攻防战较为突出。其余除9纵可以说没有犯较大错误、完成了任务以外,均可以用“好坏参半”四字概括之。1纵本应以主力实施大迂回的作战,并有机会一举端掉整11师的师部,然而由于叶飞过于谨慎,错失了良机。好在1纵第3旅的个别部队孤军深入英勇奋战,为战役调整赢得了时间。16日夜1纵重新穿插截断了整11师、整69师,并于次日坚守反击,击退了整11师的狂攻,可以算是将功补过。总起来看,1纵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5旅此役战斗任务不多,伤亡人数却高达总数的四分之一,“三个团都打得伤了元气,却没有攻下敌人一个村庄,不能干脆歼灭一股敌人于阵地之内,均系于突围中野外歼敌”。[15]2纵的表现也不好,与朝阳集战斗相比判若云泥,先是和9纵沟通不良,丢失了来龙庵阵地,接下来又未能乘整11师所部后撤援救师部之机积极追击。无论是第4旅攻击小李圩、或者第9旅攻击人和圩都曾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此后第9旅虽然攻入人和圩,取得了歼灭整69师师部的胜利,但第4旅却在曹家集以东无所事事,未能配合1纵、8师抓住整11师。
华野此役以并不占优势的兵力、劣势的装备、窒碍不通的联络与配合、表现不佳的部队,而竟能斩将擎旗一举获胜,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功于运筹得当,在战役之初就占据了非常主动的地位,期间虽有波折,但这一主动地位未失,可以说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首先,此役抓住了整个战局的中心。沭阳一线是连接华中与山东的关键,在运河以东七分区弃守、两淮撤出之后,这一线日益成为国共两军的焦点。国民党军如夺取该线,则可以隔断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之联系,并予以各个击破;共方保有此一线,则两支野战军随时可以合二为一,集中兵力歼敌,即或战事不利,亦可以且战且走,无全盘崩溃之虞。故此,陈毅对这一线的得失极为重视。这是陈毅战略上头脑清醒、高人一筹之处。与之相较,华中分局的领导人则由于各种原因,对此认识时有反复。
其次,此役选准了作战的对象。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民党军的兵力也正逐步集中,但由于轻视对手,在部署上重点不明确、行动上亦缺乏配合。徐州绥署将主力兵团分成四个方向,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实施其战略意图,但四路兵团之间空隙很大,难以实现应有的配合。其中宿新兵团又分别以新安镇和沭阳为攻击目标,成为一离心的攻击,给予了共军以各个击破的绝佳机会。蒋介石在战后总结中亦认为:“预备第三旅在新店子方面的正面超过十华里,六十九师全师的正面超过四十华里,而全师只有六个团,配置在这样宽的正面上当然到处都是空隙,所以匪军可以随便钻进,这可以证明我们指挥官缺乏战术的修养,没有作战的经验”。[16]
陈毅在12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们意见以集中力量确保沭阳、歼击十一师之一路为最好”,这是宿北战役最初的决心和蓝本。此后陈毅未计较不同意见,果断集中山野主力南下,及时抵达战地。宿北战役之能取胜,实肇始于此。
再次,此役在战役部署上基本做到了集中兵力。“在战役第一阶段中【按:指宿北战役】,我军集中了24个团的兵力,歼敌第69师全部及第11师一部,我们24个团与敌6个半旅(共14个团),兵力对比1.7:1,我还不足两倍的优势。但在宿新公路方向上,我集中16个团,打敌(预3旅和60旅)4个团,与敌兵力对比4:1。”
由于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用于盐城、涟水方向,兵力尚未能做到最大限度的集中。“这次战役第一阶段,根据当时情况,如能在盐城、涟水方向上的箝制兵力中,再抽调一个师左右的兵力到宿北地区,则敌第118旅,就可以歼灭大部或全部”。[17]
最后,此役选择的突破点适当,抓住了国民党军宿新兵团布势上的缺陷,一举获得了决定性优势。胡琏对徐州绥署的作战方案进行了修改,实际上是以整69师掩护自己暴露的左翼侧,但却使得整69师的左侧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隙,这是国民党军在战役布势上的重大缺陷。[18]华野指挥员准确抓住了这一缺陷,是制胜的另一原因。
陈毅在“组织战役和战斗的经验”一文中,强调“一般成功的突击方法,是使用一个或两个坚强纵队,施行锥形突击,楔入敌军之纵深,即大胆从两部敌军之间(两个师之间或两个旅之间)钻隙透入,要不被两边敌军的夹击所抑留,要乘其夹击未组织前,即已透入其纵深”,“先将敌军分割,然后将其肢解”。“华东军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宿北战役,先以一个纵队插入六九师与十一师之间,打着六九师师部与十一师师部,是其一例”。[19]
在山野原定作战计划中,就是要从国民党军左侧的空隙中穿插兜击,但计划较为保守,1纵的迂回路线短,主力两个旅攻击方向均在五花顶以西,只一个旅被用于新店子至晓店子之线以切断预3旅等的退路。粟裕到达前线后,对此作了修改,将1纵重心稍向南靠,首先以全力截断敌退宿迁之路而再由西向东北兜击之,这一记“右勾拳”才最终成为了真正致命的一击。虽然中间有所反复,但战地指挥员最终抓住了战机,一举隔断了敌两个整编师的联系,达成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整个战役的转折点有三处。一是8师攻克峰山,打开了战役缺口;二是曹家集之战,扰乱了整11师的部署,令其耽误了整整一个白天。而1纵则能将功补过,17日凌晨果断插入敌纵深之中,且在17日打退了整11师的疯狂进攻,隔断了敌两个整编师之间的联系;三是人和圩之战,虽然初战不利,但2纵和9纵毫无松懈,再次组织进攻,顺利解决整69师师部,取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这三个战斗是战役的关键,任何一个没有打好,都可能导致战役走向发生巨大的变化。此役获胜,奠定了华东野战军合并的思想基础,也为下一步战局的开拓赢得了最初的先机。(续完)
[7] 《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1963年2月。第127页。另,查工兵十五团实际只有一个营(二营)参加了沭阳附近作战,从该团团长杨嘉彦1947年8月29日向薛岳所呈报的准予核销战斗损失的车辆(仅损失吉普车一辆)来看,此战该团损失并不大。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
[18] 战后徐州绥署对此非常不满,总结称:“宿新兵团因变更绥署原定计划之部署与进路,置重点于右,以致整六十九师左侧形成甚大之空隙,而招致重大损害”。参见:《绥靖纪实》,1947年。第82页。
[19] “组织战役和战斗经验”,《陈毅同志军事论文资料汇集》,军事学院办公室复制,1979年。第148页。该文原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大约是陈军长一九四八年初写成的,原稿有毛主席批语:‘此件请周先看,看有可采用者否’。文章第一部分曾经毛主席标点、删改,其余部分也经周总理看过,并略有删节”。该文未收入后来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