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新经学的雏形了，大家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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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根底是史学，那么中华文明的精神中坚则是经学。在一定意义上，中华文明衰落的症候往往体现在经学的衰落和瓦解成碎片。实际上中华文明衰落的历程并非始于近代，这个过程不如说始于中唐。这在精神上的体现就是经学的窄化，演变为理学。理学的产生与佛学有很大关联。佛学的引入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它深化了中国人的思辨能力，拓深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引入佛学，而在于“窄化”，这象征着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萎缩，从而象征中华文明的衰落。

      那么经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对于经学内涵的认识与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认识有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特征规定了经学的内在结构功能以及它的整体思想面貌。中华文明作为非宗教化的，立足于现实，立足于世俗历史的文明规定了政教的一体化。这种特征决定了反映这种文明的最核心思想文化的学问必须是一种整全性的学问，是一种贯通人的生活方方面面的通学，一套内圣外王之道。也只有这种通学才能指导在这种文明下生活的人。而经学的内涵就在于它是一种通学，它既要关切人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又要关注人对形而上意义追求的需要；它既要满足人的理智需要，又要满足人的情感需要。而不像基督教日耳曼文明因为政教二元性，从而分化为不同领域，由神学和哲学分而治之。

      因此经学，按今天的话说，实际上是由来自于文史哲的材料构成的有机的整体，但它不是文学，不是史学，也不是哲学，它就是“经学”，一种独立的思想形态。其中史，是核心，它是具体的，理智的，指导或满足世俗生活的实际需要；哲是抽象的，满足思辨的或形而上的需要；文是具体的，形象的，满足情感的需要。在传统“五经”之中，尚书、礼和春秋是史，易是哲，诗是文，他们构成各有分工的结构整体。（文是经学的不可缺少部分，对于非宗教的民族来说，从事教化，激发情感的力量并塑造之，要借重文学和艺术，因此诗才是五经的入门，才有诗教一说。）理学之所以是窄化的经学，就在于它排斥了史和文，只有内圣而无外王。而即便内圣的塑造，也主要依赖玄思。缺少了情感的激发，它是枯槁的。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基督教日耳曼文明的冲击下溃不成军，作为这种文明的精神中坚的经学也就进一步随之瓦解，裂成碎片。从此，百年以来，经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形态已不复存在，我们知道的只是分而治之，各有界限的文，史，哲了。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衰败，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它已经没有一种独立的，准确而完整的表达自己精神的思想形态了，它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精神长征，以寻求再造新的精神家园，这就是自五四走出理学以来的实际历程。

      那么随着中华文明的重新兴起，它必然要重新找到表达自身精神特质的一套完整话语，这套话语就是经学。 在这里不要拘泥于经学这个名称，闻之而色变，把它与陈腐古旧挂上钩。使用这个名称，代表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结构，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的进路，是抓住中华文明自身精神脉落，精神特质的表达。它不再是历史上的旧经学，而是与变迁的历史条件及新的认识相结合再造的新经学，而具有新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思想结构就在于“通”、“整全性，就在于它以史为基本载体，融合了文和哲。它的思想进路就在于人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在社会关系中行动。因此人的行动具有总体性，指导人行动的学问也要打通各个环节，以配合这种总体性。因此，只有这种“通学”才能有效指导人的生活，充当人的精神家园。而作为“经学家”，就要具有对于文学的感性的感受力，史学的深谙世事，以及哲学的思辨力。史学提供无数的真实实例，正反教训以资借鉴总结；文学的感性帮助深入鲜活的体察这些事例;哲学提供思辨力、反思力处理这些事例，超越这些事例，上升到一般性；而史学、文学又以具体充实哲学抽象的理性，赋予行动的力量和能力；史学、哲学则又克服文学感性的直接性，而引向深远。

      实际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这套新经学的雏形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辩证法（哲）为框架，唯物史观（史）为载体，以经济学的分析为基础，过渡到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分析的政治学，以左翼文学（文）诉诸情感的激发作为辅助，指向人的觉悟和解放。它追求的正是这样一套作为“整体”的，“立体”的社会人文科学，以应对“立体”的人-理智的人，情感的人，经济的人，政治伦理的人和形而上学的人，把改造客观世界与完善主观世界结合起来，相互配合。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就已经有这样一种风味了。

      (附论1.）道家是中华文明的根底，儒家是中华文明的中坚，法家是中华文明的力量。”道“是道家开发的，而儒家把”道“引入人间的世俗生活，开发出人间的基本价值，并化为人心中的”德“，使人可感可知。法家则从”道“推衍出”术“以应世。秦汉经学就是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儒家仁义价值观为核心，贯通儒道法的”通学“。

    （附论2.）今文经学可以说是义理化的经学，古文经学已经是史学化的经学了。正因为它摈弃义理的史学化倾向，随着五经正义的编订，经学的原初形态就终结，而为哲学化的理学的形态所代替。但理学重在求理，求仁不足，因此理学变得了无生气，只有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才给它带来一丝活力。清代朴学可以认为是古文经学的再生，由此为过渡，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今文经学。同为义理化的经学，今文经学与理学有什么不同呢？理学的重点在个体的求理，追求一个非历史化的，静谧的理的世界，而今文经学的重点是整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它要激发的是这个共同体内在的“仁”，它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紧密相连，具备有开阔视野的历史观，既是民族精神的依托，鼓舞民族精神，也是指导外部实践的大纲。所以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出场的是今文经学，而非理学。现代自由主义者是理学家的化身，他欠缺丰满的生命感和激情，是“不仁”。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它又缺乏诸如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分析之类的社会科学的分析，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视野，只局限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对一个特定历史横截面的自我意识，是“不智”。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史学与哲学的合一，可以认为是今文学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