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变化——从神话到传说——夏朝的建立

如果说黄帝之前的历史就是一片空白，而且考古证据也无法给出明确的支持。而第二次的变化点是大禹治水，建立了夏朝。在这个节点之后，对于中国的记忆，也从神话走向了传说。

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中国历史的发展开始了和其他文明发展不一样的道路。大禹治水是一个最能体现后续中国特点的传说。如果把古代各个地方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会发现在诺亚方舟中，人们采取的措施是躲避。在洪水发生后，大部分的人死于洪水，少部分躲在方舟或则高地的人存活下来。而中国面对洪水，采取了把人们组织起来来对抗洪水。为了适应这种灾难的变化，中国走向了集权的治理方式。如果从大禹治水横跨4000年，我们看中国面对91年和98年洪水的记录，还能这种治理方式，面对全流域的洪水，由中央统一调度。来协调什么地方进行堵——加强堤坝，什么地方进行疏——泄洪区。而各个地方必须听从统一的安排，地方利益服从于整体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有足够权威的，能够考虑全局利益的领导者。这样以部落联盟选举为基础来选举最高领导方式的治理方式就不能适应应对这种灾难。由此过度到家天下。整个天下都是他一家的，他才能协调这个过程。

而对应的这个传说和西方的传说，我们发现有以下的不同。

　1：统一的新生——洪水的故事；

　　大禹治水：在传说中地球上出现过大的洪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英雄大禹，他带领大家经过13年把洪水疏通到大海中。

　　在西方则有诺亚方舟的传说，在大洪水面前，人类是无助的，只有通过神来逃避。

　　这个故事体现在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习惯通过集合所有的力量去对抗灾难，而西方没有融合在一起的部落往往只有去适应这个灾难。

　　2：盟主的权力——诛杀防风氏

　　大禹在会稽山召开大会，防风氏来晚了，大禹斩杀了防风氏。有这个传说可以看到，刚开始大禹也是大家选取的盟主，但是随着他的威望的提升，已经具有决定其他部落首领生死的权力。

　　阿喀琉斯拒绝出战：在特洛伊的战争中，由于盟主阿伽门农抢了阿克琉斯的女仆，阿克琉斯拒绝出战，导致了一个战斗的失败，自己的副手被杀。但是阿伽门农却没有权利命令阿喀琉斯出战，最后在奥赛德的劝说下，才进行出战。

　　在这个故事中，阿伽门农只是个联盟的召集人，对于其他的首领没有绝对的权力。

　　3：从联盟到家天下的转变；

　　大禹死后，大家推选的伯益，但是大禹的儿子启利用父亲的威望夺得了盟主的地位，但是有扈氏不服，启就征服了有扈氏。启死后，后羿又夺得了首领的位置，最后启的子孙少康有通过战争进行了复国。

　　从以上简单的传说中看到，从部落联盟到家天下的转变中，经过了数次的战争，

　　希腊最终没能走向帝国，如果对应的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的过程，由于留下了足够多的历史的记录，可以看到也是经过了一次次的战争。

因此：西方的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个治水产生的国家，是有一定的道理。

传统的思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五段论把从夏开始的中国定义为奴隶制社会，他们的依据是生产工具的变化。我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没有错，但是由于各个文明所面对的各种环境不同，因此会采取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奴隶制的说法是指社会的内部主要的生产是奴隶来劳动，这和中国的实际有一定的偏差。

关于夏朝，对应的历史记录很少，而且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进行支持。但是后续的商朝，由于有了殷商遗址和甲骨文的出现。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合理的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推断，可以给我们一个对当时的社会做简单的描述。具体可以参考《【一席·万象】唐际根 洛阳铲下的商王朝》的描述。对于社会的描述可以归纳一下几点：

1：最高权力除了父子相承外还有兄终弟及，而且兄终弟及还是一种常态，这就像游牧民族的最高权力的继承方式一样。保持国有长君。可以对不服气的部落进行威慑。

2：通过与不同部落之间互相的联姻，来保证对周边部落的控制。比如武丁的妻子妇好，有自己的部落和军队来替武丁征战。

3：没有儒家的三钢五常的思想，比如妇好死后，武丁为了妇好在阴间免受欺负，自己做主把她的灵魂嫁给了几个商朝的先王。这在儒家成为主流思想后是无法想象的。

4：对外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奴隶。而是为了打击不服，最多是为了争夺祭祀品——活人。内部的主要劳动是靠自己部族的人。很少使用外部的人。

这也和西方的希腊和罗马的有本质的区别。我的理解这些区别的原因是：中国的国家的建立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整合的，而国家面对的都是一些自己原来的盟友。只有服从还是不服从的区别，或则一个不落有的领导是服从的，换个领导就不服从了。这样对于这样的部落，只能打击他的领导层，换一个领导。这种思维具体的支撑是武王伐纣，他把纣王打死了，然后为了不绝其祀，立纣王的儿子为王，改国号为宋，并不像西方那样，把整个商人掠夺为奴隶。而西方的是对其他的部落进行灭绝性打击。把整个国家或则部落掠夺为奴隶，建立强大的奴隶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