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一次重大外交失误，周恩来十分愤怒，毛泽东却这样说

来源：头条“纸上千秋”

1973年5月7日中午，时任中国驻雅典大使馆大使的周伯萍办完事回来，在大使馆区发现沿途的警车哨卡比往日多很多，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于是叮嘱随身翻译去看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询问值班员，值班员告诉翻译，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十多分钟的时间了。翻译一听时间紧急，于是乎通告周伯萍大使科威特大使馆有请。

周伯萍一听也急了，当时的科威特与中国建交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两国关系一直不错。如果自己无故爽约，很可能会对两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来不及多想，周伯萍拉上翻译就上了车，让司机火速赶去科威特大使馆。就这样，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一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最大乌龙开始了。

其实当晚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给中国大使馆发的晚宴请帖。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翻译错把其当成了国家「科威特」。科威特大使馆当天自是没有活动的，路上也没有工作人员接待。司机并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馆在哪里，周伯萍与翻译也都不知道。后来不知道是谁想出的主意，跟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地方走。

无巧不成书，比邻的以色列大使馆在组织活动，中国大使馆的车糊里糊涂地就跟着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的指挥进了以色列大使馆。就这样，中国大使拿着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最终进了以色列大使馆。

到达了以色列大使馆后，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祝贺国庆，巧合的是以色列的国庆日也正好是在五月份。周伯萍还为迟到连连道歉，甚至就连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门前悬挂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发现，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进入了大使馆。

以色列大使看到周伯萍时也感到非常意外，要知道，当时美苏还在冷战，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绝对的对立当中，在巴以冲突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一边，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站在以色列一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国自然也是不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的。所以当以色列大使看到周伯萍的时候很是惊喜，两方谈笑风生还握手致意。

站在门口的美国记者看到中国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以为得了一个大新闻。那名记者便问周伯萍：贵国来这里（以色列大使馆）谈笑风生，是不是要承认以色列了啊？本来记者问的是“这里”，但翻译却翻成“雅典”。整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贵国来雅典谈笑风生是要承认以色列么？周伯萍一听就觉得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留下美国记者一脸莫名其妙。

第二天，《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中国祝贺以色列国国庆的消息，全世界一片哗然。而周伯萍直到中午才从罗马尼亚大使口中得到这个消息，顿时手脚冰凉。这场乌龙事件丢的不仅是他的脸面，丢的更是国家的脸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中国的政治盟友，阿拉伯世界也是中国的好朋友。在以色列大使馆谈笑风生，着实是巴解组织和很多中东反以色列国家对中国产生疑惑和不信任。

周伯萍立刻向国内发电报，坦诚自己的过错，并极力补救自己造成的后果。，中国大使馆内人心惶惶，翻译痛哭流涕，说他断送了大使的前程，写血书检查，并一度要自杀，馆内派人看护他，防止发生意外。

周总理气的直接把事件给定性为“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据周伯萍后来回忆自己与周恩来的谈话时说：“总理（周恩来）一反过去的和颜悦色，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本以为要倒大霉的周伯萍却没有栽倒，在关键时刻，毛主席的批示救了他。主席在由总理办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大笔一挥，删掉“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伯萍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 改为“很好”。 既然主席这么说了，总理也就没深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通报批评一番，后来大使又被调到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当大使去。非洲虽然没希腊好，不过这结果也不错，大使算是躲过一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