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和低端制造业流失带来的失业率危机

在过去我说过，人力密集型制造业（包括手工业）促生了人口聚集形成了最初的产业城镇，伴随着产业配套形成了以生产人口为核心的中型城市和服务于生产人口的外围服务业人口，服务业人口的单个个体收入不一定比生产人口少，但服务业是对生产人口所生产获得的财富进行再分配，所以服务业人口总收入的上限就是生产人口创造财富的最大值。

当产业资本追逐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生产，高端制造业有了需求，最开始为了提升效率产生了近现代的工业，从让人产出更高的工业到尽量不用人力的智造业，越高端的制造业越在避免使用劳动力成本高的人力资本，因此高端产业资本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是向着超脱人类组织成为终产者进发的。

全球化让人力密集型制造业可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事实上成为了一个输出劳动力的国家，为了控制这些劳动力国家（佃户），高端制造业国家需要用专利租子、资产证券化来改造他们，高端制造业国家由此成为了不实际生产而是向工业佃户们收租子的工业地主，回报率非常喜人。可惜的是，一个国家里，只有国内少数人能获得这个国家当工业地主所获得的利益（因为国家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地主化”的结果就是只有少数人代表成为了新地主，而那些大多数人只会先失去生产岗位转型成服务业人口，接着又在危机中失去服务业劳动岗位，沦为今天美国国内那样的反对全球化的群体）。

在人力密集型制造业流失的过程中，过去这些制造业促成的城市化吸引来的国内人口由于再也找不到适应自己能力的生产岗位，他们更多是从生产人口转为服务业人口，为工业地主们服务，工业地主们通过专利等资产从国外收租子，成为现代化的封建贵族，而城市服务业人口就是服务于工业地主的仆从，他们的总收入上限就是工业地主们资产收益的总值。

当城市群最终形成，原本在乡村掌握着一部分土地生产资料但产值低的农民放弃了乡村，去到了城市。但这时候，城市里已经没有与其匹配的生产岗位，于是他们进入服务业，成为服务业人口。由于增量人口不是来创造财富，而是和其他服务业人口通过服务工业地主来分财富，于是后来者越多，大家就分得越少，表现为服务业竞争加剧、收入下降（有地价上涨原因）。

我前面说了，人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人力成本低的国家，他们的城市化带来了对高端工业机器的需求，这成为工业地主们的一部分可观收入，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同时通过专利租子、资产证券化他们可以控制住对方的产业发展，避免对方产业升级不再向他们下订单。

但是，高端制造业的消费量是有限的，它是通过单件更高的利润来实现高收益的。这个时候只要低端制造业国家产能过剩卖不出东西，不再向高端制造业国家下订单、支付工业租子，立马高端制造业国家就会收入暴跌，于是工业地主们创造的财富直接缩水。

这个时期，工业地主们不再花钱让人服务自己，他们开始消费降级，“体验生活”似地自己干。于是，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庞大的服务业人口瞬间面临双向夹击：一方面，来自于乡村来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上层创造蛋糕的人也减少用蛋糕来换取服务了。

总的蛋糕量变少了，分的人还在增加，大萧条开始。

失地农民转化成的从事服务业的城市居民，他们不再有土地这种可以对冲危机的生产资料，同时还面临着服务业收入持续萎缩，机会越来越少。而家里还有地的服务业人口可以回乡，尽管从事土地生产的产出少，但他们是在创造财富，即使再少，相比已经内卷分不到的城市服务业，农业分到手的还多些。

只有那些失去了生产资格和服务资格的人群成为了牺牲品和时代的阵痛，而这种阵痛是会重复的。于是他们不满，开始要劳动岗位，无论是服务业还是生产行业的，但工业地主们自身难保，怎么还顾及他们？于是这群人开始寻求暴力办法，城市中心社会秩序开始崩溃，工业地主们搬到了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外，任由中心底特律化。

其实最要命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未来做蛋糕的是工业地主，税收基础是做蛋糕的工业地主阶级而不是分蛋糕的服务业人口，那么税收从哪里来，国家机器就帮谁办事，最后无产阶级不但失去工作机会，还失去了Democratic dictato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