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舶来品

中国古代的黄老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

　　后世那些热衷于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不知道，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早发源于中国。法国启蒙时代（17-18世纪）有个业余的大经济学家，他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先行导师、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鼻祖（马克思说），此人就是路易14（太阳王）的宫廷御医魁奈医生。魁奈医生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写过一本当时对法国政界影响重大的著作《中华帝国》。魁奈从中国黄老道家的放任无为思想中，汲取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灵感（其实<.史记>的货殖列传就是一篇经济自由主义的宣言），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而正是魁奈这一思想，后来直接导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政策理论，也是来自魁奈从中华帝国以农业为本的经济政策中所得到的启示。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黄老道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与时下的自由主义大相类似。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淮南子》。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白养生之术，无所不及。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这些国家主义的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

　　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仅推行一年即告偃旗息鼓了。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准备武装起事。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史记·平准书》，比较全面和客观地记述了汉武帝刘彻出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的背景，以及实施的情形和结果。刘彻采取这一系列措施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集军费，把已经开始的对匈奴战争进行下去。

　　公元前133年，刘彻抛弃汉初以来一直奉行的与匈奴“和亲”政策。公元前128年和公元前127年，卫青率数万骑出击，收复秦末被匈奴侵占的黄河河套南部地区，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征发十万人筑朔方城。此举粮食消耗巨大，运粮耗费惊人，“漕（水路运粮线路）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巨万”。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万众击胡”，光“斩捕首虏（斩首捕虏）受赐黄金”就需二十万金（黄金一斤值一万钱，二十万金即二十万万钱，汉一斤合今0.258公斤）。公元前119年，汉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出塞，随军私马四万匹，远送辎重的步卒数十万。两军都深入大漠一、二千里，卫青到达寘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纳拉特山），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今内蒙古苏克特旗北），“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人，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出征时马匹十四万，回来剩下不到三万匹。

　　刘彻和秦始皇一样，酷爱大兴土木和到处巡游视察。公元前115年，刘彻“起百梁台，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公元前104年，台焚于火，筑建章宫，千门万户，规模比百梁台大得多：东为凤阙，高二十余丈，西称“唐中”，虎圈数十里，北辟大池，名“太液池”，池中渐台高二十丈，并筑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南门立神明台、井斡楼，高五十丈。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到后元六年（公元前88年）二十五年间，武帝巡游二十六次，其中去泰山封禅七次。第一次封禅于公元前110年正月出发，“先礼祭中岳（今河南嵩山）太室，而后东巡海上，行礼祭八神”，四月至泰山，行封禅礼，又“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巡辽东，历北边”，五月还，行程一万八千里，光途中赏赐，就用帛百万匹，“钱以亿万”，全部由大农从当年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收入中支付。如果没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收入，这两项巨额支出就要摊在农民或其它平民头上。

　　汉武帝在历史上的作为，和秦始皇很相似，“秦以之亡”，汉却“以之兴”。究其原因，《通鉴》概括说，是因为刘彻“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能改，顾托得人”。洋洋七条之多，都有些沾边，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本原因是刘彻比秦始皇会理财，他懂得从解决财政问题入手，采取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向巨商大贾和豪强聚敛的措施，使国库充实起来。史家说，桑弘羊主持的那些事业，是“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而秦始皇只知道残酷压榨老百姓，《汉书﹒食货志》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为保卫关中，从全国征集五万人在咸阳受训，教习骑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秦政府从郡、县调集饲料和牧草，又令全部五万人自带口粮，“咸阳三百里内不准食其谷”。国库如此匮乏，又如此折腾，怎能不垮？

　　桑弘羊说，盐铁专卖、均输平准，能调济余缺、平抑物价，使“万物不得腾跃”。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实质，是运用国家权力和市场手段，向巨商大贾和诸侯豪强夺利，把本来进入他们腰包的劳动者剩余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挪进国库。这种调节虽然只是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但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也有联系。国家从诸侯豪强、巨商大贾那里取得的多了，老百姓的负担或多或少可以有些减少，国库增加的收入，除了供统治者挥霍外，也或多或少有一部分用于普通老百姓的事业。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允许出钱赎罪的措施一样，客观上起到取有余而补不足的作用。晁错在给文帝“入粟以拜爵除罪”的上书里说：“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取于有余供主上之用，则贫民之赋可损。”一个封建王朝，如果有办法让富人拿出钱来，尽量少加重穷人的负担，社会就能比较安定。但是真做起来很不容易。向富人要钱，无异于与虎谋皮。

　　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增加了国家收入，保证了对匈奴战争的全面胜利，也帮助刘彻完成了扩边大业，初步奠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基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定西南夷”，建武都等五郡（今贵州、四川、甘肃部分地区），又南“定越地”，建南海等九郡（今两广、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北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今福建、浙江一带）降，刘彻说“东越险阻反复，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太初四年（公元前110年），汉开始在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建亭障，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年60年）正式设立行政机构，其行政长官名都护。

　　自大汉开启的中国文化，在近代之前曾风靡法兰西和欧洲。魁奈和路易14都是中国迷，迷恋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文化。路易14在凡尔赛宫里建了一个中国花园，做了一个法国版的仿中国江南式的小桥流水。（著名的莫奈印象派绘画“睡莲”所描绘的就是那个东方式花园的一角。）他们所崇拜的中国制度其实存在极大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外贸大国。汉唐人内币使的主要都是铜钱，外贸和大宗交易则用金银，而以金子为主。因中国银矿不多，唐宋前银子在国内还不是主币。而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由于海外贸易大发展，西方欧洲的银子滚滚流进了中国，于是银子才成为国内的主币之一和计价单位（价值尺度）。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因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过头了，这才造成了不可应付的粮食危机，由于把货币也交给了海外白银市场，结果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又终于造成明王朝的货币系统之崩溃。

　　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冲突，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被操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层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不断下降的，结果，整个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实乃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而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起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长期发展，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中国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是脱节的，这集中表现为商人不事生产，最大的商帮也不过是长途的商贩而已。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市场交换和国家税收都要依赖于铜币、银币和纹银之间复杂的换算，货币系统、货币体制相当混乱（“多币制”的混乱，又清楚地显示了清王朝在农村、城市之间，在交换的诸社会领域之间的管理是混乱脱节的），一旦1850年世界发生了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就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瓦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和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内战的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的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