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K型复苏加剧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

13日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进入第三天，当天举行经济峰会，共6个会场。本文为第一场，主题为“世界经济复苏：如何从k型走向v型”。由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主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贝莱德董事长劳伦斯·芬克、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淡马锡国际首席执行长狄澜分别发言。

王一鸣谈“双循环”：继续扮演好世界工厂 更要扮演好世界市场

在王一鸣看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因为中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相对国内需求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项目顺差去年占GDP的份额已经低于1%了。

“与此同时，中国的要素结构、供给结构也在发生变化。80年代我国的劳动力占全球的份额很高，但是资本和技术的份额非常低。但是过去两年，中国资本已经净输出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也更加匹配，为中国的内循环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王一鸣说。

王一鸣表示，中国强调的是双循环，是开放的循环，我们要继续深度地参与全球化，要继续扮演好世界工厂，更要扮演好“世界市场”，对全球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端生产要素能够形成强大的磁场，能够吸引到中国的这个舞台上，大家来共同发展。

“另外，中国说的循环是大循环，并不是要在每个地区去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我们讲的是全国市场要统一，要更加开放，融入到全球市场。”王一鸣谈到。

“我们现在循环还是有些受阻，包括在技术的研发上，我们的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相对有距离。我们的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由于这次疫情也受到影响，我们的需求端、居民的收入水平还需要稳定地提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王一鸣表示。

王一鸣指出，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加以推进，使中国经济能够更好地循环，来参与全球经济体制当中，这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

王一鸣还表示，这次疫情还带来了全球债务水平的攀升，可能增大未来的风险隐患。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空前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平均赤字率上升了9%，一些经济体债务水平突破了历史高位，而潜在产出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税基是在缩小的。所以，使得整体的债务风险在增大。当前全球利率维持在低水平，而资产价格却在大幅度上扬，主要经济体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已尽极限，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迅速扩张，这个也会增大未来金融体系的风险。

王一鸣还说，经济复苏的结构性差异还体现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大型的科技公司营业额和利润在大幅上升，技术和数据的优势更加凸显，市场的集中度也在进一步提高。我们还可以看到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疫情对低收入群体造成更大的冲击，而对家庭的财富影响比较小，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升了金融资产的价格，事实上推高了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水平。这种K型复苏的特征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矛盾，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

王一鸣（资料图）

劳伦斯·芬克：消费者的行为现在已经逐步数字化

贝莱德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表示，疫情影响下，人们不断地适应新的常态，而疫情加速了结构性的趋势，一些行业在拥抱技术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比如科技、医疗企业，更多的患者线上接受治疗，一些金融服务也搬到了线上。

“消费者的行为现在已经逐步数字化了，有很多人更多地投资于他们的居家生活或者是购买新的房产，因为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也希望待在家里的时间能够更加舒适。他们也能够确保有强有力的互联网的连接，而且他们的娱乐和工作也越来越多地在线上进行，在线上接受教育，在线上娱乐休闲。”劳伦斯·芬克说。在他看来，这些改变，尤其是在远程工作的领域，很有可能会对未来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李扬：全球经济下行，大量信贷流入三个领域

为抗击疫情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大量增加，李扬称，这就导致了全球债务膨胀。“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等充分利用其储备货币发行国之特权，施行货币扩张战略，全球流动性因此而长期泛滥”。

李扬分析称，流动性长期泛滥，自然便引致利率水平长期下行，全球陷入超低利率和负利率陷阱，这是目前经济复苏所面临的大问题。“发达经济体货币大量扩张，广大发展中国家既受流动性泛滥之苦，洪水滔天，又受本币汇率剧烈波动之冲击”。

李扬表示，由于全球经济仍然处下行通道，资本边际产出也呈现长期下行态势，这就导致大量放出的信贷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我们希望拿到这部分钱的实体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而是都流向了三个领域：一是进入股票市场，“经济状况不好，股市暴涨，这个情况在中国特别明显”。二是进入债券市场，债券收益率不断下降，以至于出现负利率，出现长短期债券收益率倒挂。三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经济在下行，但是房价上涨”。

李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主要归因于三个理由，一是实体经济长期下行。二是严重的疫情负面冲击。三是各国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政策。

“为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我们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逐渐恢复活力。当务之急便是全球一致行动，迅速阻断新冠疫情的蔓延之势”，李扬建议，此外，他还表示，各国需要对全球债务的无节制膨胀采取有效的约束措施。同时，要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为全球长期减债做好准备。

苏世民：2022年底，主要经济体GDP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苏世民指出，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几乎使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西方经济体——面临衰退。

不过，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在防控疫情方面相对成功，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快实现了经济复苏。

目前，人类正面临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多国重新进入封锁状态。

苏世民预计，第二波疫情影响之下，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复苏将放缓。但受益于各种财政刺激措施，增速放缓带来的影响将被抵消，第二波疫情不会导致这些国家的GDP走低。

苏世民对全球经济复苏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如果疫苗有效性能超过90%，且能在人群中广泛接种，主要经济体就可能实现大幅增长。这可能意味着到2022年底，GDP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然而，发展中国家在疫苗可及性方面仍有困难需要解决，相对更难实现疫苗在人群中的广泛分发。它们的复苏之路会更加漫长。

另外苏世民希望，当所有围绕本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问题都被解决后，新任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府所秉持的外交政策，将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寻求一种方式，使两国在利益一致与有分歧的问题上，都能进行富有成效的沟通协商。

杰森·福尔曼：世界经济复苏需要规则和多边主义

杰森·福尔曼说，“双边当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需要周边甚至是多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去占其它国家的便宜。并且，在一个周边和多边的基础上可以做什么呢？更多的是我们要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怎么样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然后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我觉得中国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做很多，我也希望这能成为中美对话的一部分。”

若要使美国经济恢复增长，那么对于病毒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已经看到病毒控制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现在也必须要加强对病毒的检测，这也是美国的政策必须做出调整的地方”。

狄澜：可持续性或成为未来业务的核心

在淡马锡国际首席执行长狄澜看来，可持续性在决策者心中越来越重要，未来的世界经济要转型到可持续的发展方面。

“原来我们只关注股东的利益，接下来我们要更多关注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可持续性和气候等等，这些将会成为未来业务的核心。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根据国际标准来做事情，包括气候相关的一些信息披露等等。”狄澜说。

狄澜介绍，现在各国都在制定减排方面的目标，这是非常好的，但新冠疫情会影响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不能如期实现。同时，疫情影响下还存在着很多挑战，在脱贫、就业方面会有长期的影响。“如果不去采取行动，有可能今后会更加不可持续。”

“在监管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做出了承诺，希望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欧盟也提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国都希望能够实现零排放，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狄澜说。

在狄澜看来，中国已经展现出绿色和低碳发展方面的决心，在国家政策包括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当中也提到这一点，这是中国和全世界共同的目标，就是减排，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相对来讲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创新能力比较强，在绿色债券方面、绿色技术、绿色保险等方面都是有能力的。”

狄澜建议，未来可以利用金融科技，利用绿色金融，制定出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他看来，长期可持续创造价值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可以为下一代人打下基础，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