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考古成果！中华文明的产生距今至少已有9000年

人类文明进化史上出现了重大发现

据浙江新闻报道，在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挖掘出土了一具距今8000多年的男性人骨。

△ 义乌距今8000多年的男性人骨

2019年8月10日，超强台风“利奇马”直击浙江，近百万民众紧急转移。然而，就在此时，全国各地近50位考古学家、文博系统的专家学者，改签了多次停运的火车、飞机，在大风大雨天赶到了浙江义乌，只为亲眼看看八、九千年前，义乌人的一个大型聚落——位于义乌桥头村里的“桥头遗址”。

义乌桥头村里的“桥头遗址”

桥头疑现世界最早彩陶

桥头遗址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西边，是一块约2000平方米的台地，距今约8000-9000年。自2014年发掘以来，出土了成千上百的上山文化中晚期彩陶，数量和完整度都令考古界震惊。碗、盆、瓶、罐，应有尽有，比如双耳壶、大口盆、平底盘、圈足盘等。这些彩陶，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在目前发掘的上山文化遗址中，数量明显居于首位。

“我们没有想到，这些陶器的制作技术如此高超。”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说，像红胎白衣陶器，在全国同时代考古发掘中罕见。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对彩陶上出现的白彩产生浓厚兴趣。他觉得彩陶上一些奇怪的乳白色凸起，有些三个一组，有些六个一组，形状有三条杠，或者三个点，“可能代表了某种含义，会不会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阴阳的概念。古人的神坛，称为央台之丘，这个台地会不会是古人的一个神坛呢？” 顾万发提出大胆假设。

桥头遗址目前发现3个太阳纹饰。“其中一个太阳纹，图案中间划出一道线，表示冉冉升起的太阳。这个图形，在良渚遗址的玉璧上也有出现。” 顾万发觉得需要根据周边太阳升落和遗址方位等情况，综合分析这些图案所蕴含的意义。

桥头遗址还发现“陶饼”。饼上有一个小孔，饼的侧面有刻划纹饰，就和我们现在的硬币类同。专家猜测，“陶饼”可能是古人用绳子悬挂在身上的装饰物。

距今7000-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彩陶分乳白色的厚彩和红色的薄彩两种，桥头遗址的彩陶的多样性虽不及跨湖桥文化，但已经具备了两种类型的彩陶特征，桥头遗址的太阳纹图案也与跨湖桥遗址中的太阳纹图案一脉相承，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

在论证会上，蒋乐平在讲解太阳纹彩陶时，特意在屏幕上打出了一句话——“最早的彩陶”，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我打了一个问号，意思是，到底是中国最早，还是世界最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9000年，在义乌桥头，彩陶已经出现了。”

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

桥头人可能掌握世界上最早的酿酒技术

桥头遗址诸多彩陶中，有一件陶器引起专家们特别注意。这件造型完全可以和宋代龙泉窑梅瓶媲美的陶瓶，线条圆润，陶面光滑细腻，用手指轻弹，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

“我们判断，这是一只酒器。因为在陶壶里的残余物中发现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后来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去做检测研究，专家认为残留物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蒋乐平说，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我们因此猜测，9000年前的桥头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

如果桥头人已经学会酿酒，那么这只陶壶无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酒器。

根据对出土文物的考证，约在公元前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西亚两河流域）就已出现雕刻着啤酒制作方法的粘土板。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酿酒技术。如果桥头人的酿酒技术得到进一步确认，那么世界酿酒史将提前1000年。

桥头遗址实际自2014年起已经持续发掘了5年多时间，桥头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属于上山文化的组成。据考古学者研究，上山文化属于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是比河姆渡---良渚文化早3000年的文化时代。

此次的重大考古突破是发现了上山文化第一座完整的墓葬。墓葬内除了一具保存完整的人骨，还有大量精美的陶制器物，重点是在这些陶制器物上竟然发现了易经卦形的纹饰。这具完整的男人骨架，1米73，侧身屈肢，怀里“抱”着一只红衣彩陶，目前的测年结果是距今8000多年，而瓷器则是9000多年。

人类文明的界定

要清楚什么是文明，就必须先明白另外一个词——“文化”。文化这个词的解释在许老师的《国学之道》第一讲已经为大家展开。“文化”一词起源于《易经》中火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的产生，第一步来源于人类认识自然，了解天文地理、时空变换；第二步则是人类通过思维和思想意识，去利用、改造自然，产生出为人所用的产物。文化，即人文化成，它是一种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和结果。

而文明则是以“文”来记录、传播、展现、表达人文化成的过程。这个“文”非常有讲究，汉语中的文与字实际是两个概念，只是我们后人已经淡化了这些重要的概念。文是文，字是字，许慎《说文》中讲“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是象形、指示、会意的直接表达形式，“字”是对形声、转注、假借的表达形式。

所以，无论是人文还是天文，都是通过象形、指示、会意的形式在记录、表现、展示人与天地之间的各种信息、内容。这也就让人们理解，那些出土文物上留有的图腾、纹饰、符号不是简单的装饰或者随意画的，里面实际都蕴藏着重要的事物信息与内容。

“文明”在《尚书·舜典》也出现过：“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人文化成的进展过程，正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思想意识不断把握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通过自己的创造力不断深化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并且为自身发展所用，创造出不同的物质、精神文化产物，并能够以这些产物为载体来彰显天、地与人之间的信息和内容。

人们普遍认识的文明，是指人类所建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称，而文字作为记载和传播文明的方式和途径，科学界也通常将把文字的出现称之为人类文明进化的开端。

而古人对于文明开端的界定实际是以“文”的出现就能够证明了，“字”记录语言声音的方式，其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事物信息与内容。

桥头遗址此次的发现为什么具有重大意义？

桥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最完整的环壕聚落，属于上山文化。2000年发现的浦江上山遗址，将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了一万年以前。

环壕聚落

房子痕迹

这一次的挖掘让人们看到，有大量的房子痕迹，中间是人工环壕包围住的一块高土台，看上去像是村落中心，带有公共功能的这种区域，可以推测是部落社会公共活动的地方。中心土台里，发现了十多个器物坑，坑里布满了大量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精美绝伦。其中有一件陶器，造型完全可以和唐宋时期的瓷器媲美，口沿圆润、光滑。这些陶器引起专家们强烈感叹：没想到9000年前浙江人的陶器技术这么高超。

“卦”作为“文”使用是最早展示、承载信息的形式

而最令人惊讶的却是陶器上反复出现的图案信息。从考古专家们提供的现场图片看到，彩陶上有很多由乳白色突起的“白点点”组成的不同长短的图案，还有一个由六杠“白条纹”组成的图形。这些由点点组成的图案正是展示了《易经》的河图、洛书的信息；而白条纹组成的图形则是易经中的六爻卦——雷地豫。之前考古发现过的伏羲八卦都以原始八卦图文为主，这些原始八卦图文记录的是八卦太阳历的内容，还需要考古学者进行破译和转化，这类标志在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也距今6500--4000年的时间。而此次桥头遗址中发现的伏羲卦图文则不同于以往的原始八卦图文，桥头遗址中的纹饰则直接以阴阳爻的形式出现，与流传至今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完全一致。

△ 以阴阳爻的形式出现的卦

以阴阳爻的形式出现的卦

这一点正是桥头遗址发现意义非凡的原因。在上文已为大家简单讲了“文”的本质意思，“文”是人类最早记录事物信息和内容的表达形式。而伏羲氏族所创立的八卦以及太极纹饰等则是人类最初记录自然规律与信息的方式。所以，卦不是西方人所说的单纯符号，是世界最早的“文”。卦所描绘的事物更具有能量状态上的意义，也远远超越一般文字的含义。考古学家们一般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于遗址建筑格局、功用和器物的技艺上，但往往忽略刻在这些器物之上的卦和纹饰（文）所揭示的信息内涵，这些才是打开通往上古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秘密的重要大门。

中华文明的产生至少距今9000年

同时，桥头遗址的挖掘工作为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存在的时间问题上提供了有利的证明，从试掘探方早期文化层中获取的炭屑样品进行了碳14年代测定，获得了7985±50、8090±45等数据，到如今校正年代为距今约9000年。

对于中华文明留存的时间问题上，国际最流行 的说法是按照20 世纪前期殷墟发掘的考古成果，把西元前 1500 年以后殷商文明作为中国文明最初起点，因而把中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末”。中国国内发表的大部分中国史、世界史著作，最多也只是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源头上溯到西元前 2000 年的夏朝。其中还混有不少中华文明“西来论”的假说。

但这一次，桥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却是对那些恶意缩短中华文明存续时间的学者们给予了有力反驳。我们需要清楚，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距今远远超过国际上的3500年，也不是现在历史教科书和人们俗称的5000年。此前，大地湾遗址发掘时，就已经将中华文明的存续时间定位在了8000年左右，而今又一次更新为9000年。所以，请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明白，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你我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至少存在了9000年!

桥头遗址的发掘成果不单纯印证中华文明存在的时间至少9000年，同时还证明了伏羲氏族所创立的伏羲八卦以及连山历法的存在年代至少是9000年。

中华文明是世界存续时间最久远的文明

世界的另一边，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存在于西元前3500年至西元前2371年，距今5500多年；古埃及文明处于西元前5000年至西元641年，距今有7000多年；以及古印度文明发源于西元前2500年左右，距今也仅有4500年。

所以，桥头遗址的重要挖掘成果能够称作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存续最为古老和长久的文明。至少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地区的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献能证明有超过中国上古文明存在的时间年限。

华夏民族上古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国华夏民族上古时代延续与迁徙的文明进程大致分为三个先后阶段，先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仰韶文化的聚集地正是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西元前6000—西元前2800年）距今8000多年，比仰韶文化早1000多年。仰韶文化其存在的文化遗址零星散乱于黄河中游地区，著名的是陕西的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延续了两千年（西元前5000—西元前3000年），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有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浙江的河姆渡-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山西陶寺遗址为核心，（西元前3000—西元前2000年）距今5000年的历史。这是华夏民族上古文明进程的基本断代。

上古文明中留下的重要信息

正如前文所谈，上古文明的不同文化遗址中均出现过不同的原始图腾、符号、文与字，其中出现过的原始太极图就有非常多种。

以大地湾遗址为例：

其中，大地湾遗址是众多著名遗址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考古专家普遍认为大地湾遗址就是伏羲氏族文化的聚集地。在大地湾我们发现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彩陶技艺，世界最早最古老的混凝土，世界最早出现的农业文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文字，中国最早的雕塑，中国最早的宫殿和房屋建筑，中国最早的消防系统设计，中国最早的度量衡……这些世界与中国之最都使大地湾遗址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而出现。

大地湾四期出土文物

△ 大地湾向西延伸的马家窑文化陶器

而说到中国最古老的原始文字出自此地，是说大地湾一期彩陶钵口沿内和部分彩陶片的内壁发现有十余种红彩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线相交的形纹等。专家们在这些文字雏形发现了中国传统图腾太极图和变形的卦。大地湾陶器上的彩绘符号蕴含的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距今8000年的彩绘符号，承载着人类发现、记录自然规律的信息，是中国原始文字的雏形。

易经系统----中华文化的主导

易经学者许文胜教授当知道桥头遗址的重大发现之后，深刻地指出：易经的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表意的“文”而出现的，能同时表达事物的本质、属性、类别、时间、地点、方位、状态、发展变化的规律等等，这也是中国汉字发展一直秉承的方向，具有表意、类象以及时空的多层含义。在易经里，震为雷、为出、为东方；坤为地、为土、为众多；陶器属土，对应坤卦；所以，雷地豫卦出现在东方义乌的陶器上不是偶然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所发生的事。

精研易经系统30多年的许教授进一步指出：浙江义乌所出现的易图文来自伏羲氏族的文化传承，是大地湾文化的延伸；这次考古的新发现，把伏羲创立易经的时间往前推进到了9000多年前，改写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进展。同时再次印证了易经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导，自古以来指引了一代又一代人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国家需要在中国文明史上特别加上这个内容。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次考古的最大成果是发现了那副完整的人骨，其实真正的惊喜是陶器上出现的卦与河图洛书的内容！只有懂得中国文化的人才会理解其中的深远意义。易经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活水源头，是指导科学技术的核心原理。因此，我们的考古工作者要深刻懂得易经的文化内涵，不能只把这些符号当作毫无指示、表意的单纯装饰而忽略之！要知道这些符号文字，才是现代人与上古智慧先贤沟通交流的密码，是人类探索上古文明最重要的秘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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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少见，包括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凿、石刀等。陶器保存状况佳，以粗泥陶为主，还有夹炭陶和夹（细）砂陶。陶器表面多装饰有红色陶衣，少量为黑褐色陶。陶器以素面为主，部分陶罐口沿外壁见有斜线、波浪纹等刻划纹饰。器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盘、卵腹罐、双耳壶、圈足盘等，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展现出陶器装饰的高超手艺。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红彩以口沿内外壁及肩部施的条带纹为主。乳白彩纹相对复杂，出现了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桥头遗址彩陶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太阳纹图案也一脉相承，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上山—跨湖桥彩陶是长江流域新石器彩陶文化的重要一支，也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彩陶。

通过试掘探方早期文化层中获取的炭屑样品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了7985±50（T1⑥）、8090±45（T1⑦）等数据，校正年代为距今约9000年,相当于上山文化中期。

桥头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遗存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环壕、中心台地、“器物坑”、墓葬、房址等遗迹，大量制作精美、器形丰富的彩陶器，以及壶类陶器中检测出原始米酒遗存，表明桥头遗址是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上山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较高的聚落遗址，是稻作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特殊营建的中心土台应具备祭祀和其它仪式性活动的功能性质。桥头遗址对于认识钱塘江上游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南地区距今9000年前后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人群的迁徙与交流以及精神信仰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浦江上山遗址发现和上山文化命名以来，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已经发现距今11000年至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8处，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最集中的地区。这些遗址普遍发现水稻利用和栽培的证据，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视之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桥头遗址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初步复杂化的实证，是上山文化考古的重要成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蒋乐平）

--拓展阅读--

·1、易经八卦的前沿科学实证：https://weibo.com/tv/show/1034:4565110619045897?from=old_pc_videoshow

·2、【《中华祭礼》

“礼法之据，便是万事万物之理。依众人所愿而定、以治世之效而定。世事流变，历代礼法亦不同，但所据都是万事万物之理。先有世上之理，后有国中礼法。若礼法不符于理，则当变，否则君与民皆危；若礼法害民，则当废，否则民变君废。”

巴原上尚无成体系的文字，假如只用语言去描述，很多事物细微的差别想阐发清楚。对人们来说是则极其深奥复杂的思辨过程，必须要有极佳的悟性，并精思不辍。

“理”是指万事万物的因由、本质、事物发生的规律、过程以及结果，这是个复杂的抽象概念。假如运用到世人世事上，那就是对真相的判断、诸事的因由。掌管国中诉讼刑罚的主官叫做理正，因为他便是负责这样讲理之人，也是执行国中礼法者。

而所谓的“礼”，在当时的世人看来，可不仅仅是礼貌和礼数的概念，这只是人们交往的态度问题，而是社会生活中所遵循的一整套规则与制度，包括各种典章仪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敬神的祭礼，它是国中礼法的基础、也代表着礼法的尊严。

“礼从理中来，礼为理之文。”

把石头剖开可以看见质地与纹理，象征着万事万物的因由和本质，这就是“理”。那么人们从石头表面看见的各种纹路和裂痕，从而能够猜测与判断其内部的纹理，这便是世人所制定的“礼”。

圣人何以宣仁、何以设教、何以崇孝？在其功德而不在神位！”

祭祀和军事，都是国家大事。整顿军备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而祭祀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它涉及到历史继承问题、政权以及政体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哪怕在数千年后，祭祀的表现形式虽然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内核是不变的。

祭祀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要以怎样的规格，而在为何要祭祀、应当怎样祭祀？通过什么样的祭祀活动，尊崇是何种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准则？中华亦有国祭之神，便是太昊、神农、轩辕、少昊与高阳。而他们为何享祭？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中华治世、有大功德于天下！

在子丘看来，世人所祭，并不是那虚无缥缈的“神位”或“神性”，而是实实在在的功德圣行。他非常重视祭礼，所重视的就是祭礼所蕴含的教化内核。

。。。

道家思想当然不是凭空诞生的，根植于华夏文明古老的土壤。老子所说：“以道意莅临天下，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其源头最早便可追溯到黄帝世系时代，与神话传说中的颛顼帝“绝ti an d i通”不无关系。

也许很难用有神论、无神论、泛神论……等简单的概念去界定道家思想，它是另一种文明启蒙时代的思辨体系。

对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神灵，太上的态度，是无论它存不存在，都改变不了事物运行的本质，就算它们是存在的，那也是大道演化的一部分。而人们应该求证的，是生命与世界的本质与本源。

说老子是孔子之师，不仅是因为有史料记载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而是他们之间确实有思想传承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对待鬼神的态度上。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更关注人之所需、世人应追求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实现。

而道家思想，在另一种境界上强调对世事与世人的关注，以求清静无为、合于自然。这既是对自身的态度，也是对鬼神的态度，并没什么不同。

再回到上古时期对待鬼神的问题，对神灵的祭祀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宗教。个人观点，宗教最核心的特点，其实不在于有神无神、不在于信奉什么神灵，有的宗教比如佛教，从教义上看，甚至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有神论。

宗教的关键，是以某种神灵崇拜或精神信仰为基础，制定了用以指导或限定世俗生活的各种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确立这些规范与准则的权威性，更多的不是源自于它们最初的合理性，而是通过将其仪式化、神秘化与神圣化。

比如儒家并非宗教，但有人若将孔子的思想立为神明的教义，将其仪式化、神秘化与神圣化，就有异化为儒教的嫌疑

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过像商那样笃信鬼神、巫风大行的朝代，但经过东周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启蒙，“其鬼不神”的态度，若隐若现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

祭祀虽然很重要，但它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符合世人制定的礼法、满足人们自身的需求。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尽管可能会信奉鬼神，但精神上并不依赖于鬼神。包括诠释上古时占卜记录的《易经》，若仔细读都不是讲鬼神的，而是分析在【人们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做事】。

这反映在上古神话中，比如大禹治水，与中亚文明的大洪水传说相比，解构方式与思想内涵都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为何会成为中国，中华文明为何与世上其他文明的演化历程有所不同，萌芽早已埋下。“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不是当代某科技公司的广告词，也不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才提出的启蒙口号，在中华古已有之。】——摘自《徐胜治 | 太上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