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虹瑾 谢韬丨美国大选“翻盘”，根源也许在于大众价值观的变化

【编者按】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情况胶着，屡生变局。美国两党候选人的胜负，究竟由何种因素决定呢？本文写作于美国大选开始之前，以加州为例，分析一个共和党的票仓如何变成民主党的堡垒——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迁，造成了大众价值观的变化。这对我们理解美国政治及未来走势，具有启发意义。

20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拉开帷幕时，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和爱荷华州成绩瞩目，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按照“新—爱两州初选神话”，桑德斯当时被各主流媒体寄予厚望。然而，随着各州初选结果的陆续揭晓，几位退选的民主党参选人纷纷带着各自的支持者加入了拜登的阵营，桑德斯的总统之路以被建制派“围剿”而告终。2020年４月８日，桑德斯正式宣布退选，他在美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理想被彻底封印。

虽然，桑德斯在全美范围内难以获胜，但其价值观在个别州却受到极大的认同，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他的新晋支持者。在２０１６年初选时，桑德斯在加州以得票率落后６个百分点的成绩输给了希拉里。２０２０年，桑德斯在加州的得票率却超过拜登１４个百分点。当桑德斯进一步向极左价值观靠拢的同时，他在加州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在过去四年里，加州选民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支持有显著提升。

如果进一步拉长时间的维度进行观察，则会发现加州选民价值观的“群体性左倾”发端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２０余年的时间里，加州从保守主义的摇篮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虽然这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但如今加州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以至于许多人都忘记了加州曾经是尼克松、里根等响当当的共和党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发迹地。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加州选民的价值偏好发生嬗变？这样的变化是否可能席卷全美国，形成所谓的“蓝色浪潮”？近年来，关于美国选民价值认同变化的评论不绝于耳，有人预言社会主义是未来美国的流行趋势，有人认为文化冲突将引发美国第二次内战。对加州选民价值观“群体性左倾”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美国价值观之争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图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加利福尼亚州的嬗变和“拉丁裔选民”假设

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这已算不上新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总统选举中，加州的选民从未青睐过共和党候选人。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加州在国会的５５个议席中，仅有７个由共和党控制，州议会中有近２／３的席位都是民主党人，加州州长、州司法部长等重要职务都由民主党人担任。加州的共和党人数仅占注册选民人数的不到２４％，人数甚至不及独立选民所占的２６.７％。最近几年，加州民众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偏好还在进一步加剧，“蓝色浪潮”似乎在无休止地搅动着加州的政治格局。前加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克里斯汀·奥尔森（Kristin
Olsen）曾在一次采访中感叹道：“如今，（加州）的局面对共和党来说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但事实上，共和党在加州也曾有过高光时刻。名噪一时的保守派总统里根曾在加州担任两届州长（１９６７—１９７５年），尼克松总统的政治生涯则始于担任加州第十二选区（旧金山城区）的国会议员时期（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而在１９５２年至２０１６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在加州所获支持率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在不到３０年前，加州还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党大本营。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期间的十次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仅在加州获胜一次（１９６４年）。在短短的２０多年的时间里，为何加州选民在政党认同上群体性地一改故辙呢？

许多研究者认为，加州的变化是由少数族裔人口数量上升而导致的。的确，如果梳理加州过去２０多年的历史，会有一个难以忽略的变化跃然眼前，即加州人口族裔结构的重大调整。然而，若按照这一论证逻辑，那么和加州一样经历了少数族裔人口数量激增的地区，在选举政治上也应该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笔者在查阅了近年来美国各州人口族裔构成的变化后发现，得克萨斯州恰好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对比案例。

同样由于和墨西哥接壤，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间，得州的拉丁裔人口比例从２６％增长到３９.６％，而白人的比例则从６０％锐减至４１.５％。然而和加州不同的是，得州民众的保守主义立场似乎时至今日也一如既往的坚定。在１９５２年到２０１６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拉丁裔人口数量激增的时期，共和党在得州的得票率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持续下降。

在得州，维护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是大多数选民的共识。２０１８年，获选得州副州长的共和党人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的竞选广告便是：“事实就是，民主党妄图把得州变成另一个加利福尼亚。这是我绝不答应的，你们呢？”如今，“得州不做加利福尼亚”的口号已经成了脍炙人口的标语，得州人喜欢将它贴在车上，以宣示政治立场。

在简要地梳理和对照了两州的大选选情之后会发现，虽然，加州和得州经历了同等规模的拉丁裔人口的涌入，但给两党带来的选举影响却截然不同。或者说，拉丁裔人口数量的激增没有给得州政党竞争的格局带来本质的改变。在对共和党的支持方面，得州选民依然是萧规曹随。这样看来，将加州选民政党偏好的颠覆式变化简单归结于拉丁裔人口数量的上升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虽然许多研究表明以非洲裔和拉丁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选民的确大多偏向支持民主党，但少数族裔人口比例的上升并不一定给选举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少数族裔选民投票率低所致。以加州为例，２０１９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拉丁裔和白人的投票率极为悬殊，前者仅有约４５％，而后者则高达近７０％。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在２０１９年的测算，白人占加州人口的比例为３８％，注册选民的比例却占５８％，而占加州人口３９％的拉丁裔，仅占注册选民的１９％。

少数族裔之所以投票率低，这不仅源于他们主观上的政治参与意愿普遍较低，也因为人口统计时并没将非法移民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许多拉丁裔人口在选举中根本不具备投票资格。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移民人口增长的总量约为2000万人。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估算，截至２０１０年，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是1200万人，其中有８３％的人是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偷渡到美国的。也就是说，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的２０年中，美国新增移民的数量中有一半不具公民身份。即使他们希望在选举中为民主党添砖加瓦，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民主党若期待以少数族裔人口上升来增加在选举中的筹码，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此，要探究加州变化的原因，似乎还应该从拉丁裔人口比例以外的其他视角寻求答案。

诚然，拉丁裔人口数量的上升可以称得上是加州人口变化的最显著特征。但在研究加州选民偏好时，一个同样值得关注却总被忽视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支持民主党的“深蓝派”选民依然大多是白人。巧合的是，３０年前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也大多数是白人。如果拉丁裔人口数量的变化不构成加州选民政治偏好变化的主要因素，那么，或许可以从加州白人选民的价值偏好上找答案。具体来说有两种可能：一是加州白人选民的价值观在向自由主义偏移，二是信奉自由主义的白人越来越聚集于加州。

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转型

在２０１６年大选中，特朗普以其极为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获胜。特朗普支持者的政治画像被美国大多数媒体定格为白人中年男性。如果把种族、年龄、性别这三个特征拆分开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则会发现特朗普在白人选民中的２０％的获胜优势远大于他在中年人中的８％以及在男性中１１％的获胜优势。“种族”似乎是特朗普支持者中最具区分度的单一人口特征，有近６０％的白人选民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这一比例远高于特朗普在全美范围内的４６.１％的普选支持率。

但饶有趣味的是，加州的白人选民似乎颇为与众不同。笔者根据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中全国和加州的计票结果，对特朗普在各族裔中的获胜优势进行了统计，加州的非洲裔选民和拉丁裔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和全国水平相差无几。以拉丁裔选民为例，特朗普在该族裔中的全国得票率是２８％，在加州是２４％。然而，白人选民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在加州特朗普仅得到白人选民４５％的支持率，远低于全国白人选民５７％的支持率。

从以上数据看，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价值观似乎并没有为他在加州赢得更多的白人选民的支持。虽然“非法移民抢走就业机会”这般言论让他在一些州颇受欢迎，但在加州，他却沦为被选民嗤之以鼻的种族主义者。在全美出现白人对种族话题“政治正确”的抵制情绪（White

Backlash）时，加州的白人成了例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不到３０年前，加州的白人可以称得上是全美种族主义的“急先锋”。１９９４年加州州长选举时，时任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r

Wilson）面临着巨大的连任压力。威尔逊在１９９１年首次就任加州州长时，加州经济凭借南部的航空制造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随着冷战的告终和军备竞赛偃旗息鼓，联邦政府的国防预算锐减，这导致加州航空制造业的订单滑坡式下降，经济遭到重创。据统计，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３年间，加州共损失了７２万个就业岗位。不巧的是，这一系列经济衰退都发生在威尔逊州长的第一任期中。１９９３年，《洛杉矶时报》的选前民调显示，威尔逊的支持率仅有３０％左右，大多数加州人都不赞同威尔逊处理政务的方式。如果选举在当时马上举行，威尔逊可能会以落后民主党对手２０个百分点的成绩告败。

如何才能扭转选举的颓势，是当时威尔逊的竞选团队面临的重大难题。如果州长不应该对经济衰退负责，那么高涨的失业率、每况愈下的工资水平又应该归咎于谁？这位共和党州长想到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释——“非法移民抢走了就业机会”。

“非法移民抢走了就业机会”这个简单易懂的解释，成为威尔逊反败为胜、获得连任的重要砝码。他当年的竞选广告时长２９秒：片头以非法移民跨越边界的画面开始，伴随着画外音：“他们不断进入”，结束则是州长正襟危坐地在强调，“该适可而止了”。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拯救加州”（Save
Our State,
SOS），承诺当选后会停止对非法移民提供包括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在内的一切社会福利。也就是后来为大家熟知的加州第１８７号议案。这一著名的地方反移民法案是以加州全州公投的形式通过的，支持率高达５９％。作为该法案的主要背书人，威尔逊州长以５５％的支持率在１９９４年成功连任加州州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加州白人选民占注册选民近八成，他们的压倒性支持正是第１８７号议案得以通过以及威尔逊再度当选的重要促成因素。为进一步满足白人的反移民诉求，威尔逊州长在１９９４年曾起诉联邦政府，控告联邦政府由于在边境管控上的疏忽导致墨西哥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境内，最后承担后果的则是加州公民。威尔逊州长要求联邦政府动用警力加强边境管控，这是当时居住在加州的大多数白人的心声。而到２０１６年，当特朗普将他的“修墙计划”提上政策议程，试图划拨联邦财政资金加固加州边境时，却遭到加州白人的强烈反对。加州现任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n）甚至通过召回数百名边防警卫队队员表示抗议。

如此看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加州白人的价值偏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进而影响了加州选民的整体政党偏好。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白人的政党偏好的变化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加州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人口迁徙和社会变迁。

美国人口统计局２０１８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加州定居的白人中，超过４０％的人是从其他州迁徙而来的。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互联网商业化应用的普及，位于加州北部的硅谷地区迅速崛起，加州吸引了大量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高收入工程师。据统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互联网产业发展到顶峰时期时，加州湾区（Bay
Area）的科技公司的工作岗位增加了１６.３％。不仅如此，即使经历了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房价高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但因硅谷催生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终止。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９年间（同样是大约２０年的时间窗口），湾区就业岗位的增长率达到１３.１％，硅谷创造的就业机会几乎都是高收入的白领工作岗位。以２０１６年为例，加州科技产业工作岗位的平均年工资是15.4万美元，这几乎是加州整体平均工资水平（６.２万美元）的２.５倍。和全国科技行业的平均工资相比，加州也位居榜首。

然而，在硅谷的就业机会面前，白人比少数族裔更加容易得到平等机会。有研究曾对硅谷１７７家最大规模的科技巨头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无论是在雇员层面，还是在管理层面，白人都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占加州人口比例最多的拉丁裔来说，硅谷的工作机会几乎与他们毫无关系。该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受雇于硅谷的拉丁裔职员仅占硅谷职员总数的７％，而位居管理层的拉丁裔的比例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加州的拉丁裔移民虽然在数量上增长迅猛，但在白人中产阶层的生活圈，拉丁裔移民的存在感非常有限。

同样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硅谷在加州北部崛起，位于加州南部的航空航天业却出现衰落。正如前文所述，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军工产品订单的锐减，南部的航空航天企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历了效益下滑和大批裁员的风波。机械师与航天工作者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曾于１９８８年对加州南部的航空业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受访者约有１.３万人，大多受雇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到１９９５年时，他们中仅有２５００人保住了工作岗位。据统计，失业潮使２１万加州南部工人被迫下岗，他们中大多是白人，在航空工业从事流水线组装工作。由于难以承受加州的高昂生活成本，有２／３以上的失业人员选择移居到其他州。其中，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都是当时失业的白人移居的热门目的地。

在产业结构调整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白人移居到加州，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加州南部白人工薪阶层的外迁，共同完成了加州白人的“大升级”。与２０年前相比，现居住在加州的白人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近年来，加州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不断攀升，不仅从纵向看达到了历史新高，而且横向同如今美国其他州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也是远在其上。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５年，加州白人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３.５７万美元，略微超过３.５３万美元的全美白人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平均值。而到２０１８年，加州白人的收入水平犹如从班级的中等生一跃成为模范代表，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水平几乎翻番，达到６.６９万美元，远高于５.９万美元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平均水平。

那么，白人的政党偏好是否与其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在此，有必要再次与得州相对照。对得州的白人而言，加州如此迅速的财富扩张是他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得州白人的收入至今仍称不上富裕。2018年，得州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水平仅为５.７９万美元，甚至不及全美平均收入水平。这样一来，似乎有理由相信，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加州白人政治偏好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迥异，加州白人和拉丁裔族裔间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与阶层的界限相重合，白人和拉丁裔在加州似乎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有民调显示，有近七成的加州白人表示“没有或几乎没有”拉丁裔的朋友，有３５％的白人和拉丁裔人打交道“少于一周一次”。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造成白人对少数族裔移民反感的主要原因包括移民影响白人的就业机会、侵占当地的公共资源、影响社区治安。然而，这三个问题在加州似乎都不显著。

首先，在加州，白人从事的行业和拉丁裔有显著差异，这集中体现在两者的收入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上。以２０１８年为例，上文谈到加州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６.６９万美元，而拉丁裔则仅为４.９１万美元。在一项针对加州选民的民调中，白人受访者被问及是否赞同“越多的拉丁裔人在加州就业，留给我（白人）好工作就越少”时，有７５％的加州白人表示不赞同。

据美国人口调查局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统计，在加州拉丁裔２５～６４岁的劳动力人口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仅占１８％，而在加州的白人劳动力人口中，则有５２％的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此外，有近４０％的拉丁裔劳动力人口甚至没有高中文凭，而没有高中文凭的加州白人劳动力人口仅为５％。悬殊的教育背景使拉丁裔很难对加州白人的就业机会构成挑战。

对于加州白人而言，直到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他们的失业率才开始偏离充分就业的状态，即失业率超过６％。即使在经济最糟糕的时期，白人的失业率也仅在１０％左右。而拉丁裔人口的失业率则在２００８年第一季度就达到了８％，此后一路升至１５.６％，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高居不下。不难看出，和拉丁裔相比，加州白人的就业情况要乐观得多，他们的就业岗位在经济衰退面前表现得更有韧性。在加州的劳动力市场上，很难想象拉丁裔会对白人的就业机会构成影响。

其次，在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用方面，加州的拉丁裔对白人造成的威胁也相对有限。2017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有７７％的加州白人认为，拉丁裔不会对其享有的社区资源造成影响。以中小学教育为例，物质条件优渥的白人倾向于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或通过高价购房选择优质的公立教育学区。但对于拉丁裔家庭来说，无论是私立学校的学费还是优质学区的房价都是他们可望不可即的，拉丁裔的子女不得不聚集在教学质量多受诟病的公立学校，结果便是白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孩子实际上处于“种族隔离”的状态。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有５７.７％的拉丁裔学生就读于所谓的“少数族裔学校”（minority

schools）——少数族裔人数在９０％以上的学校。在旧金山的中小学公立学校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册的白人学生仅占１２.９％。有研究将加州称作“全美中小学种族隔离现象最严重的地方”。正如美国政治评论家乔伊·科特金（Joel

Kotkin）所描述的那样，种族隔绝已掏空了加州梦，从某种意义上看，加州更像是民权运动前的美国南部地区。他认为，“对于加州的少数族裔来说，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寥寥无几”。

最后，拉丁裔移民的大量涌入没有对加州的社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在过去２０多年中，随着社区安全建设投入的增加和警力部署的完善，加州在加强社区安全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加州的暴力犯罪数量在不断下降。加州的暴力犯罪率在１９９２年达到顶峰，每１０万人中有１１０４起暴力事件，而到２０１７年，这一数字则降至４５１起。正如旧金山青少年与刑事司法中心的研究员麦克·麦乐斯（Mike

Males）所说，“如今加州的种族多样化程度已如同世界的缩影，加州的大多数白人或许能更冷静地看待这个已成定局的事实。毕竟，作为少数族裔的我们比曾经是多数派时的我们过得更好”。

总的来说，由于近３０年来加州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如今居住在加州的白人普遍生活富足，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大幅度超过美国白人家庭整体的中位数水平。此外，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隔离，在就业机会、公共资源使用和社区安全三个方面，加州白人都较少受到拉丁裔移民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方面是加州白人政治偏好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加州向“深蓝”蜕变。

加州白人要什么

美国大多数电商网购平台的底部都有这样一行字：“点击确认不要出售我的个人信息（仅加州居民可选）”。２０１８年６月，加州州长签署颁布了《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商家必须让加州消费者知晓他们将收集何种个人信息，且不得保留或出售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等。该法案使加州的消费者在隐私保护上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美国其他各州的民众均无此特权。

当物质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之后，加州白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并尽其所能地帮助弱者捍卫权利。类似消费者隐私保护这样在许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对加州的白人中产家庭而言却是兹事体大。他们的政治诉求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２００６年，加州州议会通过《加州应对气候变化法案》，并由此建立了全美第一个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该计划设定的减排目标比《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国中的任意一个国家都更宏伟。时任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指出，“虽然联邦政府对气候变化掩耳盗铃（暗指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但加州不能视而不见”。在这一计划的框架下，加州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推动环境保护的措施，这些措施中不乏许多市场化的手段，提高非再生能源销售价格，因而也大大增加了加州居民的生活成本。例如，为鼓励节约用电，加州的家庭用电和工业用电价格分别是全美平均水平的１.５倍和１.７５倍。此外，加州要求新建住房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必须安装太阳能板。不仅如此，加州的汽油价格是美国平均水平的近１.５倍，原因是加州政府要求加油站必须使用一种独特配方将汽油净化以后再出售。而掌握这种独特配方的炼油厂屈指可数，供应紧缩抬高了汽油的价格。

或许有人认为环境保护只是加州政府的一厢情愿，加州民众会因为环境保护支出高涨而叫苦连天，那就大错特错了，州政府的管控计划正是对加州民众诉求的回应。２０１８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有八成以上的加州居民担忧全球气候变暖会对未来的经济和生活质量产生影响。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间，绝大多数的加州民众都支持《加州应对气候变化法案》。如今，更有６７％以上的加州民众认为，州政府应该在该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表示他们愿意为清洁能源支付更高的价格，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作为美国人口数量第一大州，加州民众拥有的传统能源汽车数量在全美最少。

民主党重视环境保护的政策倾向是其在加州赢得更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当民主党领袖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殚精竭虑时，共和党人对是否存在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还在持质疑态度。

第二，支持政府采取宽松的移民措施，甚至愿意对非法移民宽容以待。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加州共通过七项立法，旨在保护非法移民在加州的工作权利，使他们免于被雇主“压榨”，能够得到不低于行业平均标准的工资，并享受和美国合法公民一样的工作条件。不仅如此，加州于２０１３年出台了《信任法案》，对非法移民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保护，减小他们被联邦移民局遣送回国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又于２０１７年通过了《加州价值法案》，要求加州地方执法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配合美国移民局对非法移民调查与遣送。

加州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包容态度让共和党执政的联邦政府如鲠在喉，加州政府不仅被特朗普在推特上多次点名批评，在２０１８年时，还受到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起诉。塞申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将加州比作是非法移民的“避难州”（sanctuary
state），并称加州政府的行为是“故意阻挠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工作，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将少数极端激进分子的边境自由理念付诸实践”。

然而，对非法移民的保护果真是“少数极端激进分子”的理念吗？对加州的白人来说恐怕并非如此。２０１７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民调显示，加州白人中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警察局、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不应该泄露相关人员的非法移民身份信息，除非有涉及严重暴力犯罪的情况发生。６５％的加州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目前在美国的所有非法移民建立公民身份获取渠道。而对《梦想法案》的支持率，在加州白人中更是达到了７５％。

有研究发现，自由派白人是唯一一个存在“倾向非我族裔者偏好”（prooutgroup
bias）的群体，可称之为白人的“伟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此类研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白人的内疚”（White
Guilt），认为近年来发生的对少数族裔不公的社会事件，激发了生活优越的白人对少数族裔的怜悯情绪。这种怜悯情绪可能在加州的白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拉丁裔人口较多，在加州的社区新闻上总能看到因“青少年暂缓遣返”计划而被骨肉分离的悲惨故事，一些被遣返回国的非法移民或许就是被雇佣多年的除草工或是附近咖啡店的收银员。因而，在看待非法移民的困难处境上，加州的白人或许更能感同身受。

第三，加州白人关怀的弱势群体绝不仅限于少数族裔，在同性恋和变性者（LGBTQ）的平等权利方面，加州白人也持有进步主义的价值偏好。

２０多年前，加州白人在政治选举中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应对物质层面的危机，即如何限制蜂拥而至的非法移民对其形成就业冲击。对他们而言，谁能锁上南加州边境的大门——驻墙也好，加强巡逻也罢——就该让谁当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加州经济不景气让加州白人更坚定地要求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打击非法移民入境。他们认为，失业和降薪正是非法移民带来的恶果，这一心理和美国如今的蓝领工薪阶层人士颇有几分相似。

然而，２０年后的今天，加州白人却欣然向非法移民敞开怀抱，甚至愿意督促政府给非法移民提供获取公民身份的渠道。除此之外，诸如对待LGBTQ群体和气候变化之类，好似“他人瓦上霜”的问题，也都成为加州白人选民关注的政治焦点。而像“限制非法移民入境”这类损害他人利益的政策，在加州白人看来则是最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民主党得以在加州翻盘，除了加州少数族裔人口数量增加的原因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加州白人的阶层“大升级”，进而促使加州选民的价值观在整体上发生偏移。南部航空制造业的衰落使白人蓝领外迁，北部硅谷的崛起又吸引了大量白人职业精英的聚集。在如今的加州，自由派可谓是中流砥柱，他们大多生活富足，开节能车，严格遵守垃圾分类的标准，以节能模式使用空调，吃“从农场到饭桌”（farm
to
table）的有机食物，对弱者富于同情心。加州白人阶层的“大升级”构成了加州选民在政党价值偏好上出现例外与嬗变，正是这一例外让加州由“红”变“蓝”，但也注定让搅动加州的“蓝色浪潮”难以席卷全美国。

“马赛克联盟”里的一抹“深蓝”？

作为自由派的大本营，加州无疑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但加州人的价值偏好在民主党内并不具有代表性。也正因为如此，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虽然能在加州大获全胜，但在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却败下阵来。与其说是建制派“阻挠”了桑德斯前进的步伐，不如说是民主党的温和派选民难以在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中找到价值认同。

近年来，关于“民主党正被左派占领”的言论不绝于耳。以自由派白人为首的左派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他们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热门话题，包括“我也一样”（Me
Too）、“把你的堕胎经历讲出来”（Shout Your
Abortion）等，其影响力甚至在向全世界范围渗透。这些声势浩大的活动似乎造成了这样一种直接印象：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正在美国盛行，民主党只要向他们靠拢，假以时日，一定能在全美获得绝对的选举优势。

但社交媒体却在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放大自由派白人的声音。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热心公共事务的极左自由派白人恰巧是新媒体的主要用户，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是“民主党内价值观更温和、肤色更多元、受教育程度更少的人的两倍”。极左自由派白人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对选票的贡献却十分有限。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民主党未来”的光环，那么，至少从目前看难免名不副实。

统计表明，极左自由派的声音并不是民主党党内的主流声音，在民主党内部自认为是温和派和保守派的选民占到五成以上，在财税、外交、种族、同性恋等问题上，一以贯之地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民主党人仅占２５％，而将自己定义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仅占民主党人的1/10。温和的民主党人虽然不习惯在社交媒体上宣示立场，但他们却是“沉默的大多数”，是给民主党贡献选票的主力军。

如此看来，民主党只需要联合党内“沉默的大多数”的温和派，便能稳定其基本盘，但事实似乎并非那么简单。“温和派”是对民主党党内价值观不极端的选民的总称，但他们“温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却落实在不同的议题。近年来，在“身份政治”竞选策略的驱动下，民主党集结的支持者在族裔、性别、年龄等方面愈发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其基本盘包括非洲裔、拉美裔、年轻人、妇女、LGBTQ人士，甚至还包括工薪阶层———如果民主党人试图重建“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的话。虽然这些选民均偏好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他们的具体政治诉求却各不相同：非洲裔追求种族平等、拉美裔关注移民政策的改革、年轻人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等等。

这些五花八门的诉求和价值偏好使如今的民主党仿佛是一个“马赛克联盟”。民主党政治家难以找到选民的共同关注点，因而也难以塑造一种使选民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在２０２０年的初选中，桑德斯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主党政治家的窘境。一方面，桑德斯在各州的“千禧一代”中都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在非洲裔选民中获得的选票却聊胜于无。以亚拉巴马州和弗吉尼亚州为例，拜登在非洲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超过七成，而桑德斯仅有１５％左右的支持率。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帕克（Christopher

Parker）所评论的，如果民主党要动员更多的非洲裔在２０２０大选中投票，则必须在种族平等、身份政治等问题上做文章，财富分配问题不是黑人关注的焦点但矛盾的是，财富分配问题却又恰好是调动年轻人政治参与活力的重要“兴奋剂”。然而，无论是少数族裔还是“千禧一代”，抑或是妇女、LGBTQ人士，对民主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选民基础，但在调动他们政治参与积极性的过程中，又难以做到并行不悖。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随着少数族裔人口数量比例在全美范围的增加，加州的现在会成为美国的未来吗？简而言之的答案是：不会。加州的特殊性在于白人精英选民和拉丁裔选民占到了民主党支持者的大多数，两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对隔绝，在就业机会等问题上不存在竞争关系，前者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后者在移民政策上的诉求可以完美结合。因而，在移民的相关议题上持进步主义观点的民主党政治家可以巧妙地获取两者的共同支持。但加州相对单纯的选民结构在全美近乎是独一无二的，这或许只是民主党“马赛克棋盘”上的一抹“深蓝”。民主党若要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最终获胜，恐怕还需要展现更多的政治智慧，凝聚数量庞大却又价值多元的更多选民的支持。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或许唯有反“特朗普主义”才是能将“蓝色马赛克”拼贴起来的黏合剂。